“文正”为什么在宋代是第一谥号
俗话说“生晋太傅，死谥文正”，对于古代的无数读书人来说，能够在死后被追赠“文正”谥号，是一件极为光宗耀祖的事情。宋朝是一个以尊重读书人，且喊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响亮口号的王朝，那一共有多少大臣得到“文正”谥号呢？“文正”又是为什么在宋代是第一谥号呢？
宋代第一谥号“文正”
在宋朝一共有9个大臣得到“文正”谥号，平均约34年才产生一个“文正”谥号。
获得“文正”谥号的9位大臣，按照逝世的时间先后顺序，分别是：李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马光、黄中庸、蔡卞、郑居中、蔡沈。
李昉是宋朝第一个被追赠“文正”谥号的大臣。
“文正”是如何在宋代成为第一谥号的呢？这其实与北宋的政治文化紧密相关。
宋代之前，谥号本是大臣死后获得的殊荣。三国时期，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共同获得谥号，“时论以为荣”。获谥本身就足以形成对大臣的盖棺论定，因此同一时期的大臣谥号常常相同。三国时期，武将被谥为“壮”的比较普遍，如曹休、张郃、徐晃、文聘、许褚、庞德等。唐朝开国时期，武将被谥为“襄”的也比较普遍，如张公谨、唐俭、刘弘基、刘政会、柴绍、丘和、丘行恭等。
宋代之后，由于官僚体系日渐庞杂，谥号也逐渐成为大多数大臣常规评价的一部分。据统计，自西汉以来，共有一万多人获得谥号，宋代有一千多人获得谥号，明清更是有接近六千人获得谥号。谥号的普遍化引发了谥号的两字化和规范化，也间接改变了谥号“名实相副”的特点。
如前所述，谥号最初是对大臣的盖棺论定，很讲究“名实相副”。即使是需要为尊者讳的皇帝谥号，也有美谥、平谥、恶谥之分，给了前代皇帝三分面子，但也要符合基本事实。大臣更是如此，前面说到同一时期武将谥号相同，就是因为这些人所做的事情相似，谥号也相同。
谥号普遍化以后，“名实相副”就难以为继了。谥号数量大量增加以后，谥号褒奖的作用就减弱了，以前是重要武将才能获得，现在普通武将都能获得了，那么就不是褒奖了，就是“阳光普照”了。
谥号的褒奖作用减弱后，等级区分就增强了，本来就能够获得谥号的给予褒奖，被“阳光普照”获得谥号的给予普通的谥号。这样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谥号从与去世大臣的生平相符，到与去世大臣的贡献和地位相符。
这就像明清的顶级谥号“文正”，获得这一谥号的人并不一定都符合“文正”代表的意思，但肯定是有与“文正”相符的地位。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岳飞的改谥，岳飞最初打算谥为“忠慜”，后来修改并定为“武穆”，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岳武穆”。再后来又被改为“忠武”，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哪个谥号更符合岳飞“精忠报国”的一生，只谈后面的改谥。“忠武”是个地位很高的谥号，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十六国时期的王猛、唐朝时期的郭子仪，加上南宋时期的韩世忠，这几个人都可以说得上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岳飞的改谥明显不是出于他更符合这个谥号，而是南宋官方对他的定位进行了调整。
说了谥号这么多的前尘往事，只是为了说明谥号的变迁是如何推动谥号评价的变化。随着官员的臃肿及谥号逐渐成为大臣常规评价，谥号改变了“名实相副”，变成了“人（与）人相副”，大臣获得的谥号并不完全与生平、性格等相关，而是逐渐与历史上相似地位人物的谥号相同。也正因此，在宋代赠与夏竦谥号时，司马光说出了奠定后来几百年谥号规则的一句话，“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谥?”按普通话来说，就是“你不配”。
司马光在上仁宗的奏议里更是表明了“文正”是“谥之至美，无以复加。虽以周公之才，不可兼取”。周公是儒家文化十分推崇的人物，儒家的创立者孔子曾经说过“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意思是，“我真的很衰弱了（年龄大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连周公都“不可兼取”“文”与“正”，足以说明“文正”在司马光心中的地位。
为什么“文正”会被司马光推崇成为顶级的谥号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范仲淹的个人影响力。范仲淹曾被谥为“文正”，而他对北宋的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宋明理学）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范仲淹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更是砥砺了一代又一代政治家和学者。
二是北宋士人精神的再造。北宋之前是“礼崩乐坏”的五代，因其黑暗，所以对传统文化观念破坏得十分彻底，也引来了宋代政治家和学者的反思。其中之一就是对“武”的思考，唐朝末年，安禄山、史思明等外族武人和朱温、李克用等地方藩镇给整个天下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浩劫。北宋在制度设计上实行“重文抑武”。文、武官员开始有了明显的分界，出将入相的大臣越来越少。同时，“文”字所代表的“慈惠爱民”、“愍民惠礼”等正是传统儒家同时也是宋代儒学者的追求。“文”字的内涵与外延都变得更加重要起来。
前面我们提到过，随着谥号的普遍化，谥号同时呈现了两字化和规律化的特征。谥号有了层级，两字更易于进行不同层级的划分。像是南宋时期刘光世的“武僖”、岳飞的“武穆”、杨存中的“武恭”、吴玠的“武安”和吴璘的“武顺”，清朝中后期曾国藩的“文正”、李鸿章的“文忠”、左宗棠的“文襄”和张之洞的“文襄”。
根据张卜麻的《谥号及得谥人表》，宋代大臣获得两字谥号的占获得总谥号的96%以上，可以说几乎都是两字谥号。而在宋朝以前，唐朝我们前面也列举过，开国时期有不少谥号为“襄”的武将，两字的组合更多，能用到的字也更多，因此更加多元。但同时谥号也呈现了规律化的特征，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的谥号变为“文/武/忠+一字”的组合。到了明朝，更是形成了当过翰林的大臣谥号一定有“文”的规矩。两字化与规律化共同导致了“文”字作为谥号而且是谥号第一个字的水涨船高。
“正”其实是“贞”，为了避讳宋仁宗赵祯的名讳而改的。按照《逸周书·谥法解》，“清白守节曰贞，大虑克就曰贞，不隐无屈曰贞。”从中都可以看出对德行和品质的要求，也正符合宋代儒学思想“克己复礼”乃至于南宋时期“存天理、灭人欲”对道德的追求。
唐朝灭亡以后，五代“礼崩乐坏”，宋人在对五代进行充分的反思后，在制度设计上建立了“重文抑武”的机制，导致了官员体系的臃肿，也促使谥号成为官员常规评价体系的一部分。谥号由最初的“名实相副”转化成为了不同层级的代表，两字谥号越来越普遍，并逐渐形成了以“文”、“武”、“忠”为首字的习惯。
范仲淹自身以及其推动的一大批人，促成了北宋士人精神的觉醒。“文正”因为曾作为范仲淹的谥号而被人推崇，同时，宋朝反思五代时期对廉耻礼节的抛弃，强化忠诚、正义等品德，推动了代表“清白守节”的“正”（“贞”）作为谥号地位的提升。经由司马光在夏竦议中为其定义，“文正”就从宋代开始成为了顶级甚至可以说是第一的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