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创造的文字有什么影响
永昌元年七月壬午（公元689年）《大云经疏》成书后上表于朝，甚得武则天驩心(huān xīn)，于是将新创的十二个新字在载初元年正月（即永昌元年十一月）颁行于天下，并援用于经疏中以新字取代原字，抄赐发行于全国各州，并请名僧升高座，向天下百姓说明此经典中的预言佛遣净光仙女到震旦王国土事，各州庙宇也改称“大云寺”。其目的便是为了证明自己代唐的合法性，为己以女身为皇捏造“理论依据”。
后来强化武则天皇权出于天命的《广武铭》，或改元“天授”及“证圣”的年号，又增加了“授”、“证”、“圣”三个字。以及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六月后，又出现了“国”字。圣历年间（公元698年）“人”字附焉，形成后来所谓的十七文。独有“照”字新体，未见于石刻及写卷，或因避讳，未曾援用。然则，在圣在元年正月至神龙元年正月这段时间内，非独有“人”的新字出现，此时“月”的另一个新字也出现了。即有“从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到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为期十五年，共制十八字”之说了。
武则天在世时的推行效果。对之有两种不同的考察意见。施安昌先生认为凡是该改的地方都改，不管该字是出现在标题位置，还是出现在行文中。而林聪明先生对敦煌卷子的考察结果是敦煌写经出自武周时代官府所造者，无论题记、经文，皆书写新字，然其数量甚少；占绝大多数的民间写经虽迫于政令，却阳奉阴违，仅在醒目的题记上书写新字，而经文冗长，不易察觉，便仍用旧体，少写新字。
上述两种考察结果并不矛盾，出现差异的原因是碑志一般字数较少，字形较大，刊刻以后供人瞻阅，必须使用新字；民间写经只在醒目的地方使用新字，则正好反映了一般用字者对武周新字的态度，说明武周新字在当时就不能完全推行。
从则天文字的传播范围来看，它依靠佛教经典，不仅在中原地区流传，也广泛传播于唐皇朝控制的其它地区。唐代西南的南诏国便使用该文字，今云南安宁县大石庄的《王仁求碑》为武周圣立元年所立，“天”、“地”、“日”、“月”、“国”、“圣”皆用武周制字。从这里也说明了唐代汉文化对云南地区的深远影响。
这些武周新字，有些也流传到了日本、朝鲜、韩国等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武则天制字当时就传入日本，日本人对‘圀’字有好感，而且长期以来魅力不减”，“江户时代藩主德川光圀（德川光国）名字中的‘圀’正是武则天的制字”便是很好的例证。又如，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唐刻本发现了“地”、“授”、“初”、“正”的武周新字，这也说明了唐皇朝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则天文字在武周时期得到了一定的传播效果，很多石刻、碑志、佛经等都有其身影，现存的武周时期碑刻或其拓本、敦煌写经等可证之。在唐中宗流杀五王后，恢复武氏陵庙。此时，身任左补阙的权若讷上疏，劝中宗保留武周制字，中宗遂保留之。直至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十月，始下诏废新字，改用本字。武后新字虽代表了武周时期的文字典范，随着武后逝世，也最终见弃，甚至到了连宋人都难以了解其实际情况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武周新字”具有浓厚的政治意义，且在武周结束后新字便废止不再通行，但文字毕竟是难以短时间改易的文化印记，，在新字废止后，仍有少数新字得以延用。武后去世之后，新字偶见使用。在中原地区，除了一个“曌”字作为武则天称谓在后代不得不用以外；其余字形则昙花一现之后就被弃为历史遗迹。，从在云南发现的碑刻、绘画、题记、写经等可知，随着武周势力的消失，西南边陲云南的大理国至宋时仍然普遍使用武周新字，甚至元时的碑刻中还出现其身影。
早期汉字（甲骨文）象形程度高，构件以表形功能为主，构形模式以会意字为主，甲骨文的会意字占50%以上，是甲骨文中构字量最多的构形模式。但用会意的方式成批量地造新字比较困难，渐渐地，形声字成为主流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字放弃原来的会意结构而改为形声结构。我们对《说文》中10020个小篆的统计是会意字仅占11.3%，形声字高达85%以上，形声结构成为绝对的强势结构。
据考古学家对隋唐五代时期3724字的测查，形声字约占76%，会意字约占15%，说明形声字是隋唐五代楷书的主导构形方式，此时的会意字主要是历史字形的传承，造新字的能量不高。纵观整个汉字发展史，会意合成的方式逐渐失去构字能力，形声合成方式以不可阻挡的趋势最终成为占绝对优势的强势结构，原因是与会意字相比，形声字系统性强、区别度高。系统性强是指形声字从形和声从两个维度与其他字发生联系，将所构字从两个方面纳入系统；区别度高是指形声字通过形和声两个维度与其他字区别开来，形同以声别，声同以形别，既简便又高效。
中国著名汉字学、训诂学专家齐元涛先生认为“武周新字中大部分字的构形模式采取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式微的会意合成式，这在以形声合成为主的楷书系统中，既不利于字与字之间的联系，也不利于字与字之间的区别，与整个汉字构形模式的发展趋势是相背离的。”
一言以蔽之，武周新字在楷书成熟之后重新捡拾屈曲的线条、繁杂的字形，重新捡拾过时的表形功能和不规则的组合模式，是开历史倒车，为汉字发展和汉字使用人群所不容，失败就成为武周新字的必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