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影响近代中国最深的三大谣言

例一：形容政改的Sick Man，曲解成嘲讽体质的东亚病夫

近日，原新华社记者李竹润出面澄清称，国内流传多年、影响甚广的谣言西点军校学员学雷锋，是他在1981年一时不察，以笔名黎信引入的一则西方愚人节新闻。揆诸历史，此类有意、无意酿成巨大影响的谣言甚多。仅以晚清民国为限，择其影响最深者，试举三例：

东亚病夫一词，在中国近代所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涛之规模，已无需多言。惟西媒使用该词形容晚清中国，其初衷所指，与国人体格并无丝毫关系。溯其根源，如《上海体育志》所言：1896年10月17日，租界英文报纸转载了英国伦敦《学校岁报》专论，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此后，中国人常被西方人贬为东亚病夫。所谓租界英文报纸，系指《字林西报》，所谓专论，当日的改革派刊物《时务报》曾登有中文译稿，名曰《中国实情》。文章主旨，乃是 针砭当日清 廷 改革失败 。开篇即谓： 清 国政治， 麻木不仁久矣 ，乃是病夫 （Sick Man） 。全文并无一字提及国人体格。

事实上，直至今天，作为一种使用习惯。Sick Man 一词仍时常出现在西方媒体的政治新闻标题中。如《The Economist》杂志，即有报道如下：《The sick man of the euro》（1999/06/03）、《Reviving the sick men of Europe》（2003/07/24）、《The real sick man of Europe》（2005/05/19）

第一次使用病夫一词形容国人体质者，实是晚清舆论第一喉舌梁启超。在1903年发表的《新民说》里，梁指责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 绝无运动以文弱为美称缠绵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此后，洋人骂国人乃东亚病夫之说，伴随当日民族主义救中国之风潮，愈传愈广，骤成定论。①回溯此种扭曲，当日虽有鼓动民族情绪之奇效，却也使国人浑然忘却了Sick Man一词对中国政治改革应有的鞭策。

例二：捕杀汉兵谣言下的求生本能，开启清王朝灭亡之门

辛亥年政权鼎革，武昌首义之功勋，曾是革命党各派系争夺的焦点。其实，促成首义的最关键因素，应是谣言。

当年初夏，八月十五杀鞑子之说，已传遍武汉。作为因应，湖广总督瑞澂下令，自闰六月（7月26日）始，武汉刀店售卖刀具，须刻明牌号，凡购买五把刀以上之顾客，须登记姓名住址。并突击命各兵营提前一天过中秋，以打乱可能的预定起义日期。

中秋无事，谣言渐息。10月9日，革命党人制弹时不慎爆炸，引来搜查，谣言又起。先传言正按花名册捕杀党人，稍后，又变异为正按有无长辫捉拿党人，再变异为正编制汉兵花名册，要捕杀所有汉兵。事实是，湖广总督瑞澂已采纳多数新军军官建议，拟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中党人不予追究。

如果谣言没有发展到要捕杀所有汉兵的程度，所谓武昌首义很可能就不会发生即便是最乐观的统计，当日武汉新军中，能够勉强被归入革命党者，亦不足八分之一。革命党骨干刘公也承认：孙武在士兵中做工作，有一段时间，士兵们胆怯了，他们不愿明确承诺在确定的时间参加革命。我们多次举行秘密会议，最后认为去诱导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的惟一办法是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参加就会被炸死。显然，绝大多数的士兵们并不愿为革命理想而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惟要捕杀所有汉兵的谣言将其逼入今反亦死，不反亦死的绝境，首义始在革命党人的计划之外，陡然爆发。②

例三：史迪威造谣说中国不愿积极抗战，只想坐待美国打败日本

抗战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甚巨；其间，中美关系之恶化，又是此种影响得以发生的关键；欲论抗战后期中美关系之恶化，则必涉及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冲突。冲突期间，赖史迪威及其幕僚的游说与宣传，自1942年起，中国政府逐渐在美国军政高层及舆论界形成了一种不愿积极抗日、只想 坐待美国将日本打败的自私形象。这种形象更在战后反馈回中国，进入教科书，成为数代国人根深蒂固的抗战记忆。

史迪威及其幕僚在美国军政界及舆论界宣扬此种论调，甚为卖力。事实上，自来华伊始，史即以该论调威胁过蒋介石。蒋曾致信罗斯福，提及此事开罗会议后，英、美背信，拒不履行反攻缅甸之承诺，史迪威则不问夹攻有无，仍欲从事于北缅局部之战争，被蒋反驳后，即威胁称：余（蒋）之保留态度，将启盟邦以中国不肯贡献所能之怀疑 。与此同时，史本人及其幕僚戴维斯、谢伟志等，亦不断向美国政府灌输此类论调。如戴维斯1942年7月31日报告称：中国抗战目的只在保存实力，供争取国内优势之用。谢伟思更利用其与美国媒体的关系，指责国民党已决定由美国打赢战争，并已自积极参预中退出。③

此种论调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极为深远。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1942年7月来华调解蒋、史矛盾，即公然责备中国囤积美援军火，不用于抗日，而准备留待以后打内战。面对指控，蒋介石当场愤然邀请居里亲自去做实地调查。事实上，当日美援物资的调配权完全控制在史迪威之手，即便国民政府欲囤积军火，亦不可得。蒋介石后来向罗斯福控诉：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拨之租借军火，不许用于东战场作战，以致在今年（1944年）6月以前中国军队除远征军外，迄未在中国租借案中得到一枪一炮。其后，魏德迈来华调查，证实了蒋的控诉。④

与史迪威等人的臆测与诬蔑不同的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击败日本，而非消极拖延。譬如， 1942年1月7日，蒋在日记里写道：英美战略思想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应使之彻底改变，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1月14日，蒋又写道：转移英美先德后倭之心理，应告其东亚战局果延长，则其殖民地民族必动摇，且必为倭军利用，则大局不堪问矣。蒋实际上最担忧的，是中国的经济已不堪重负，抗战继续拖延下去，自政府至国家均有全面崩溃的危险。

但美、英既不以亚洲战场为重，援华物资亦至为可怜，对日战局延长乃是必然中事。事实上，美国军政当局对此了然于心1942年，美海军金上将曾分析各战区情状，将中国的贡献能力划为丙等，理由正是：人力全备，物力全缺。见解及此，其朝野舆论仍大肆以消极抗战责备中国，良可寒心。

注释：

①杨瑞松：《想像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台）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5。②《辛亥革命目击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P26。③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P219-230。④(台)《蒋总统大事长编卷4》，P143-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