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被后世说成傻儿的皇帝，其实有着常人不及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皇帝，被史书和后世文学影视作品演绎成了一个痴儿傻蛋，貌似智商低于一般人，更别说能治国理政了。说到这里，想必亲们已经猜出此人是谁了吧？他就是三国中蜀汉后主刘禅！

那个“此间乐，不思蜀”的主人公，那个被人称为扶不起来的”阿斗“，或许他已经被历史认定为窝囊废了？其实，历史并非那么简单，真相需要史料来厘清！

提起刘禅，我们必然会想到那个含辛茹苦的诸葛武侯，想起杜甫《蜀相》中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那句苦逼吟咏，兢兢业业的丞相，脑满肠肥的昏君，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国人或许就喜欢这种脸谱化的叙事模式？

我们首先看看诸葛亮和刘禅之间的君臣合作模式。无论是史书《三国志》，还是小说《三国演义》，都有刘备临终安排诸葛亮辅政的事情。诸葛亮是刘备集团的创业老臣，这种安排也无可厚非，况且当时刘禅年幼。

古人以十八岁为成人，幼主亲政，通常也是从十八岁开始。按照常规，刘禅成人后，诸葛亮即应还政刘禅。但在整个诸葛亮执政期间(223 ~234年），刘禅17 ~28岁，事无巨细，非但大权独揽，甚至小权也不放手，这实际是代政而非辅政。

这君权至上时代，诸葛亮的这种做法与曹操架空汉献帝并无二致，这显然犯了君臣大忌，一般的帝王根本忍不了，即便是弱势到极点的汉献帝也曾做过收回权力的尝试。诸葛亮的勤政，其实也是一种专权，刘禅心里虽也有不满，但总的看来，他以大局为重，克制住了自己，始终没发泄出来。

后主建兴五年(227年）蜀汉北伐前夕，诸葛亮在朝廷中，在众臣百官面前，正式向后主刘禅上《出师表》。这篇传世文献，似乎字字透露的都是一个老臣的一片苦心，其实深深品味，却发现表中透露出对刘禅的种种不放心，仍把22岁的刘禅当作孩子，耳提面命，教他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如“亲贤臣，远小人”等。

倘若仅仅是告诫，也并不背离”相父“的本份。除此之外，诸葛亮还在人事上做了周密安排，派心腹董允等“监管”后主，要刘禅“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换言之，诸葛亮在成都时，事无巨细，皆由他决定；在他离开之后，并不把朝政大权移交后主，而是由蒋琬等接替。

除了印把子，诸葛亮还牢牢控制了蜀汉宫廷的枪杆子，临行之前，他又升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

面对这样一个强势丞相，刘禅能怎么办？主弱臣强，要么鱼死网破，要么改朝换代！刘禅应该是读懂了这些人事安排的深意，曾做过一些小的试探。

他精心选择了不关政局痛痒的、世人普遍认为合理的后妃问题，正式表示要扩充后宫。没想到，董允竟说，古者天子的后妃之数，都不超过十二名，现在陛下的妃嫔之数已够了，不宜再增加。

董允是不是把皇帝当傻子呢？历史上哪个皇帝的后妃只有十二个？刘禅当时的后宫规模确实很小，其后妃常数只有十二人，是三国帝王中后妃最少的君主，也是我国古史中后妃较少的帝王。董允在这个问题上对抗皇帝，其实就表明一个态度：我只听诸葛亮的，根本不把后主当一回事。

面对如此局面，“后主益严惮之”，君臣关系相当紧张！

刘禅不是后来曹魏的曹髦，实力不济，还非要以卵击石，纵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也不必那样玩命找死啊！

刘禅的隐忍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地位，更维护了蜀汉的稳定，更何况权臣诸葛亮并无篡位野心，只不过他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负，对刘禅过于不放心而已，”不放手的父爱“也是耍流氓！

刘禅对诸葛亮的专权肯定不满，但诸葛亮在世期间，他始终隐忍，一切以大局为重。在诸葛亮病重期间，后主派人向诸葛亮咨询后事安排及朝政布置等事。

诸葛亮死后，消息传到成都，刘禅一方面非常伤感，哭倒于龙床上；一方面下诏书令成都城内立刻实行宵禁，进入紧急状态。

在这关键时刻，刘禅的应对非常冷静，也非常到位。当灵位送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然后又素服发哀三日。

这一切，是傻蛋能做出来的吗？

在为诸葛亮服丧期间，有人提出为诸葛亮立庙之事。《襄阳记》记载：“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朝议以礼秩不听“，没有给诸葛亮立庙的原因在于礼制不允许，而不是后主本人的意见，后主也是听从了分管部门官员的意见。汉朝传统制度，丞相死后，不得立庙。

后主与丞相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立庙事件之后，有想进行政治投机的官员就想借机搞倒诸葛亮，当时丞相参军李邈曾上疏说:：

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陨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李邈把诸葛亮比作历史上的权臣吕禄、霍禹，隐隐有将其打倒，再踏上一只脚的意思，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部分大臣对诸葛亮的看法。一直被压抑的刘禅并没有顺着这个思路，真的去否定诸葛亮，而是将李邈抓起来杀掉，维护来蜀汉革命元勋诸葛亮的历史地位！

刘禅对诸葛亮的感情很复杂，既有对”相父“的尊重，也有对权臣的忌惮和怨恨，但在关键时期，他能以大局为重，妥善处理这位权臣的身后地位问题。诸葛亮死后三十年，刘禅顾念到诸葛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不过，刘禅始终不愿把诸葛亮的庙立在成都，而是立在了沔阳，理由是”建之京师，又逼宗庙“。

刘禅把为诸葛亮立庙之事，竟然一拖就是三十年，并且直到最后也不同意在成都为其立庙，可见他对诸葛亮确有意见、或确实害怕。但诸葛亮在世时，他能如此容忍、如此得体地处理好“功高盖主”的权臣问题，可以说在我国历史上是极罕见的。

诸葛亮死后，刘禅可以说已经真正掌握权力，但是他行使权力的方式并不是直接去处理军政事务，而是牢牢抓抓了人事权力，控制人事任免。

建兴十二年八月，诸葛亮死于前线。丞相长史杨仪借机斩杀了长期与他不和的大将魏延，率领诸军还成都，跃跃欲试，准备接诸葛亮之位。但诸葛亮在去世以前，曾秘密上表后主，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蒋琬”。

可见，诸葛亮真正不放心的是杨仪，而不是小说里面的魏延！按照诸葛亮临终安排，后主即诏命蒋琬为“尚书令”。尚书令本为主管宫中秘书班子的负责人，实权极大，但西汉旧制，尚书令之上还有“录尚书事”之职，此职才是“真宰相”。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故有实权。

后主第一步先让蒋琬做尚书令，并没立即让他兼“录尚书事”，这很明显是要削减相权！

蒋琬没有”录尚书事“的名分，多少有点名不副实，毕竟他管着蜀汉军政全局，所以三个月后，刘禅又诏令提升蒋琬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行”即“代理”或“试用”，做得好再“实授”。“都护”，即管军队，全国的部队都属他管。“领”，即“兼领”，以较大的官职兼领另一个较小的官职。

又过了三、四个月，即建兴十三年春，蒋琬升成了“大将军、录尚书事”，又被封为安阳亭侯，无封侯资历者，不能为丞相，这是汉朝旧制度。

蒋琬地位提升的过程，体现了后主刘禅的君权作用，试想一下，最后达到人臣最高位的蒋琬是感谢诸葛亮呢？还是感谢刘禅？很明显，这都是陛下恩德！

蜀汉立国于西南，在三国中，国力最弱，按理说应该休养生息，但是诸葛亮连年征伐，导致国力贫弱。诸葛亮北伐中原，匡扶汉室，在政治上有显得无比正确，刘禅又不能违拗。

诸葛亮死后，蒋琬执政期间，对北伐之事只摆架式、并不认真。从种种迹象看，这恐怕更多的还是后主之主意、之决策。

后来，蒋琬病重，后主提拔费祎、董允，以分解相权，费祎领益州刺史，董允加辅国将军，代理尚书令。延熙六年，根据蒋琬的建议，后主又任命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蒋琬只任“大司马”。这种权力的分散，恐怕既有蒋琬病重的客观原因，也有刘禅制约相权的谋略考量！

傻子能有这个心眼吗？

蒋琬死后，后主命费祎以大将军秉政。《魏略》说:“琬卒，禅乃自摄国事。”这一时期，后主帝权较蒋琬时期又明显增强。

费祎死后，姜维上台，这又是一个强势臣子，他终结了刘禅休养生息的国力恢复计划，从费祎死的延熙十六年(253年）到蜀汉灭亡的前一年（262），短短十年间，姜维竟五次西征。

姜维攻魏，多是在侥幸取胜的心理支配下进行的，毫无胜算可言。对于曹魏来说，这些进攻犹如强弩之末，既不能撼其根基，也无力蚕食其枝叶；对于蜀汉人民来说，则劳民伤财，徒耗军力。

所以说，蜀汉最后灭亡，姜维的穷兵黩武政策难辞其咎！

当然，刘禅并非没有昏庸的一面，任用宦官黄皓就是他失策的一面，不过任用黄皓是不是有制约朝臣与姜维的考虑，这恐怕也是有的！黄皓上位不过是这蜀汉灭亡前五年，也不能把蜀汉的灭亡归咎于黄皓专权上。

景耀五年十月，司马昭决心伐蜀。次年，命诸军大举攻蜀。不久，魏军迫近成都，刘禅在成都召开御前会议，商量对策，最终在蜀地本土势力代表谯周的力主下，刘禅做出了投降的决定，蜀汉政权在西南地区四十三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刘禅沦为亡国之君，这究竟是好，还是坏呢？倘若拼死一战，成都必然生灵涂炭，蜀汉还是要灭亡，有意义吗？

被后世嘲笑的那一句”此间乐，不思蜀“，难道不是刘禅为了自保而故意污化自己吗？南唐后主李煜只不过想想”雕栏玉砌应犹在“，最终还是死于赵家人之手！

江山社稷，百姓生民，究竟哪个重要呢？

西晋一统天下之后，蜀汉旧臣李密（写《陈情表》的那位），曾经到洛阳面见晋朝重臣张华，张华问李密：”安乐公何如？密曰:“可次齐桓。”华问其故，对曰:“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这段话记载在《晋书·李密传》中，可见当时的人并没有把刘禅看成白痴，甚至把他视为与齐桓公差不多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