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官员如何维持体面甚至奢靡的生活？

清朝时，官员间的来往都要用金钱开路，地方官进京要向自己的上级、科考的老师、同窗、同乡塞钱。租房子20两银子、吃喝拉撒至少30两银子，烧炭买柴、雇佣车马仆人一年又是40余两，总共将近100两银子。这是晚清时候，一个普通京官每年维持生活的最低限度开支。但在账面上，一位六品京官一年的俸禄到手只有32两银子。那些米铺、布店、炭厂、车马店的掌柜可不会管你是不是官，到了年关时分，掌柜、伙计就会拿着账单，上门催账。读中国古代历史，了解更多历史真相——

清朝官员

他们会笑呵呵地把账单递给官员们：“大人您行个方便。”如果“客官”掏不出银子，这些势利商人会立马换一副轻蔑的嘴脸。如果只凭朝廷的俸禄，京官们必须面对这样颜面尽失的窘况——交不起账单，肯定会遭受商人们的侮辱。但作为这个国家实际的管理者，他们获得收入的途径绝非朝廷俸禄一途。他们首先会得到一笔数目不等的“养廉银”然后会收到地方官员或者在地方做官的同窗好友送来的“冰敬”“炭敬”各部里小金库会给每个官员一笔“印结银”。

这些林林总总的收入，会根据官阶高低、衙门不同，落到每人手中，从数百两到上万两银子不等，基本上可以让各级官员过得起一日三餐可口，仆人车马齐全，迎来送往频繁，父母家人赡养的生活。到了年关，绝大多数上门要账的掌柜都会满意而归。但是，那些俸禄之外的额外收入从何而来？地方官员怎么会有给京官孝敬的银钱？各部如何建立起给官员发奖金的小金库京官的穷日子和阔日子何刚德，福建闽县人士，自幼向学，光绪二年，年方二十，便中了本省乡试举人，凑了些盘费衣服，上京会试。可能是何家祖坟冒青烟，第一次赶考何刚德便中了进士，殿试三甲，奉旨以部属掣签，分在吏部考功司行走。新科进士，又分在吏部，按说何刚德可是春风得意，但到了年底，却发起愁来，家里的生计账本让人难以消受。这一年，何刚德初到吏部，例应学习。“学习”即今日之“实习”，小何一学三年，部中最苦最累之活计，均交由这些官资尚浅之小辈。每至当月值宿，何刚德便要在署留宿，不特值宿之“当月处”“屋极湫隘”，至夜更“阖署阗无一人”。晚餐菜只一碗两碟，次日早晨又有一餐，清苦得很。苦累不说，薪俸却少得可怜。何刚德以进士分发吏部，是六品衔，一年春秋两季京官年薪是60两银子，却按六折发给，七除八扣，到手只有32两。现银之外另有米30石，但六品仅发老米，五品才给白米，老米却多不能食，只得折给米店，“两期仅得好米数石”。但何刚德这一年的开销高达343.9两，已是何刚德所得年俸的9倍，还没算上那件昂贵的官服钱。

在何刚德看来，自己的状况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境虽清苦，而心实太平”，“安分从公，并未尝呼枵腹也”。比起那些翰林，总还好过很多。与何刚德同年考上进士担任内阁中书的直隶官员李锡彬，是一名真正的穷京官，内阁中书收入微薄，因此李锡彬全家四口每天只吃两餐，煤炭柴薪都买不起，是真正的“不能举火”。他每天早上以银一钱购买开水，供全家洗漱用，每日饭费则控制在京钱一千，也就是6分银子，只能买四斤馒头，就着葱酱咸菜度日。“穷京官”已然老生常谈，一如晚清《京官曲》所唱的那样：“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就在何刚德刚刚踏入京官生涯，加入到京官叫穷行列之中时，另一位京官李慈铭也在日记中大声叫穷：“余能忍寂寞，忍寒冻以读书，而不能忍饥饿”，“比日穷乏，告贷路绝”。简直就是快饿死的状态。如果仅从这两句话，便下定论说李慈铭也是“穷京官”中的一员，那恐怕会被他的表面功夫所欺。告贷典当固然有之，但加在一起不过71.2两，并非难以接受，倒是他这一年丰富多彩的京官生活，足以让人大开眼界。

这一年，李慈铭雇了十名仆人、两个车夫，还有三名更夫和一个厨子，加在一起花了24.7两。为了讨小妾的喜欢，他又买了“绵缎褂一领湖绸袷衣里外裁”、金银罗一只，还有一件天青缎鼹鼠褂，一共是15.2两，他自己则添置了一件猞猁狐褂，花了20两。李有藏书癖，文墨之事也自然少不了，书籍笔墨加在一起花了近64.2两。但这并非是开销最大的一头，最大的恐怕是李慈铭本人在日记中抱怨的“饥饿”，但用以填补饥饿的却是珍馐美酒、佳仆歌郎。霞芬楼应当是李慈铭最爱的馆子，这一年在霞芬楼李慈铭就花了45.8两银子。此外秋菱楼又花了30两，加上丰楼、宴宾斋、福兴居和天宁寺的一顿素席，李慈铭这一年舌尖上馆子就开销了147.4两。如果将其他杂项加在一起，那么李慈铭一年的开支就高达607.4两。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北京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年花销是50两，那么李慈铭这一年的消费足够养活12个五口之家。所谓的“穷”，不过是因为与一掷千金的高官生活相比，自己实在是显得太过清贫了。而过着阔日子还叫穷的李慈铭，却任由弟弟在家乡饿死，他才假惺惺说道：“通计出门七年以来，寄弟者不过十金耳。”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这一年“酒食声色之费亦不下百金”，确切的数字如上所计，乃是147.4两。即使如此，他在开始还不忘强调一遍：“余虽穷。”

穷京官的陋规收入李慈铭当时只是个五品衔的户部郎中，而且是学习行走，加之他是纳捐入官，即所谓“万年候补”，故而连俸银和禄米也没有，这一年只有象征性的所谓“养廉银”18.6两。实际上，这一年李慈铭的收入总数折银却高达766.9两，他的正式官俸只占其中的2.42%，而剩余的占总数的97.58%的收入，也就是相当于他俸银40倍的748.3两，恐怕是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究竟是什么，会比他的“合法收入”还要高出这么多呢？翻看李慈铭的官员账簿，会发现每年都有一笔相对固定的进项，这笔少则40余两，多则400余两的额外收入，被称为“印结银”。光绪三年，李慈铭收到的印结银162.19两，大致是他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而这一年新进仕途的何刚德，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俸之外则有印结银，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

所谓“印结”，其实是清代一种行政文书，即钤有官印的证明某人身份的保证书，主要防止有人冒名顶替。晚清因太平天国战乱及各省灾荒，加之对外赔款，国用支绌，于是大开捐官之门，以广收入。为防止假冒顶替，捐官需要在京的同乡为官者出具印结，这可是要担风险的，一旦发现捐官者的身份有假，出结官也会被问罪。于是，捐官者自然免不了对出结官馈赠一二，久而久之，馈赠成了规矩，甚至有了固定数额。为了这笔馈赠能够让同乡的官员利益均沾，同乡京官便成立了“印结局”，由进士出身的京官主持，凡需要印结的，都直接去印结局纳了“印结银”后取印结即可，而官方也只认可印结局开出的印结。一名捐官者，要得到印结，得掏不少银子，就拿一名叫李圭的江苏捐官者来说，他是监生出身的一名州同知，得了浙江候补知州的肥差。按照他的日记记述，捐官的费用是1096两，但缴纳的印结银加在一起却高达584.03两，其中大结四张：注册99两，验看99两，声识及识认两项是99两还有两张小结：保免本班44.5两，留省44.5两另外还有1.07两的小费。

这些印结银除了出结官本人抽取十分之一以外，其他全部都归入印结局再公分给同乡官员。尽管平均到每个官员头上每月也就只有数两到十余两不等，但对那些初入京门、无权无势的小京官来说，可谓大旱之望云霓。据前文的穷京官李锡彬说，“印结费一项，作一月伙食费足矣”，这是真正的救命钱。而另外一名叫姚学塽的官员不受印结银，那很抱歉，就只能委屈他住在破庙里吃糠咽菜当清官了。只靠印结银一项维持京官的体面生活，仍然不够。何刚德在这一年，还有一项收入，虽然不多，“每年所入不过百金，但不无小补”。这就是来京地方官的馈赠。按照何刚德的说法，“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谓每岁同年同乡有一次团拜也。”所谓“冰敬”，就相当于消暑费，“炭敬”则可以认为是取暖费。当年曾国藩初做京官，无钱过年时，就盼望年底能有一笔外官的炭敬以解孔亟，甚至钱还没到先把话散出去，但最后还是空等一场，只得借钱过年。到了何刚德的时代，送炭敬则很有些看人下菜碟儿的味道，“渐重官阶而轻交情”，专重权贵，致送炭敬，单子上倒是儒雅得很，从来不言数目，而是套用诗词章句，40两叫“四十贤人”，300两则曰“毛诗一部”，甚至还有“千佛名经”。

至于别敬，倒是“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虽然其数不过10两上下，也聊胜于无。但何刚德到京后，因为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然不赀，所以最后甚至降到6两。但是杂七杂八凑起来，也能有一二百两。至于像李慈铭这样已经享有文名的官员，所得更多，光绪三年，他得到的馈赠高达316两，足够让他再多给小妾添几件首饰衣裳再多下几次馆子。如果仔细分析这些额外收入，会发现无论印结银还是外官的馈赠，都不能简单地归入“贿赂”一栏，它已经成为一种规则。你可以称之为陋规，或者按时下的称呼称为“潜规则”或“灰色收入”。这些“灰色收入”是成体系的，在大清朝存在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财政体系，维持着官员们体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