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遣使中国的印度戒日王

　　印度古代著名君王戒日王（Harsavardhana或＇sīlāditya，590647）是中印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曾三次派遣使臣到达中国，与唐太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戒日王还是一位杰出的梵语剧作家，有《龙喜记》《妙容传》《璎珞传》传世。这三部梵剧既有独特的文学造诣，又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戒日王属刹帝利种姓，公元590年生于萨他泥湿伐罗城（Sthāne＇svara，今塔内莎尔，Thānesar），在605年前后即位，继而定606年为喜增元年，卒于647年下半年。戒日王信仰象征战争的湿婆、象征王权的吉祥天女、家族崇拜的太阳、维护王国稳定的蛇、安抚民众的佛陀、迷惑民众的幻术等等，可概括为泛印度教的帝王信仰。

　　戒日王在萨他泥湿伐罗国获得王位后，又得到了羯若鞠阇国的控制权。而后，他凭借父兄的军队和鸠摩罗王的盟军，通过象不解鞍，人不释甲的征战，使戒日帝国的疆域从即位之初的两个王国扩展到玄奘访印之时以中印度、北印度为主体，以恒河和阎牟那河流域为核心，包括东、西印度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区域。

　　隋唐年间，中印的民间交往日益频繁。玄奘访印之时，唐太宗主持修造的《秦王破阵乐》已传入印度。玄奘与戒日王的会晤最终促成了中印的官方往来。从《法苑珠林》《旧唐书》《新唐书》等史料可知，641年至648年的八年间，戒日王与唐太宗互派使臣达六次之多，其中二人各发使三次，平均一年零四个月一次。印度历史上的著名君王戒日王，也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帝王唐太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戒日王第一次派遣使者的时间为初晤玄奘之后，于641年下半年抵达唐都，持续时间只有数月。这次出使内容并不丰富，很可能仅包括一封以戒日王名义发出的官方书信，信中戒日王自称摩伽陀王，并无实际贡物。

　　唐太宗遣使回访的时间不晚于642年。帝（太宗）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尉［慰］抚。（《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唐太宗）遣果毅何处罗拔等厚赍赐其国（罽宾），并抚尉［慰］天竺。［何］处罗拔至罽宾，王东向稽首再拜，仍遣人导护使者至天竺。（《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无论从官阶，还是从慰问等级的轻重厚薄或是出访的具体内容，都可看出唐太宗第一次遣使的主要目的是厚赐罽宾，次要目的才是抚慰天竺。何处罗拔是整个出使行动的正使，梁怀璥为副使。何处罗拔出使罽宾后，并未前往天竺。，梁怀璥又是出使天竺的正使。

　　唐太宗对天竺的这次仅仅为外交礼节的慰问，带给了戒日王极大的震撼尸罗逸多大惊，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震旦使人至吾国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诏书。（《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戒日王的恭敬姿态也给太宗的使者乃至太宗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推动了中印的官方交往，使得作为厚赐罽宾之副产品的抚慰升级为一次旷日持久的正式访问。

　　戒日王二使的时间约为642年。（尸罗逸多）复遣使者随入朝。（《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史书中没有记载戒日王二使的细节，戒日王对待太宗一使及玺书的态度极大地取悦了唐王。这不仅使戒日王的第二次遣使具有重要意义，也使得唐太宗把中印交往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决定正式派遣使臣访问天竺。

　　唐太宗的第二次遣使是太宗一朝最为重要的中印外交活动，持续时间长，出使内容多，留下的史料也相对丰富。唐太宗二使的出发时间为643年农历三月，于当年农历十二月（即644年初）到达印度，归国时间在645年农历二月十一日之后。使臣共二十二人。正使为卫尉丞李义表，副使为时任融州黄水县令的王玄策，还有书写大觉寺碑的典司门令史魏才和匠人宋法智等二十人。

　　唐太宗二使的官方目的是送婆罗门客还国（即戒日王二使的使者）和取熬糖法，还包括愍其忠款，遐轸圣虑，礼之甚厚，并受到戒日王君臣的郊迎纵观焚香夹道东面拜受敕书等盛情礼遇（《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而后，大唐使臣巡省佛乡，览观遗踪。具体内容包括观礼佛足迹石、鹫峰山刻铭及大觉寺立碑。

　　戒日王三使于647年上半年到达中国。史书中明确记载了戒日王此次遣使携带的贡物（尸罗逸多）复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唐朝时期，火珠仅见于西南各国，中印度并不盛产，可见为稀有宝物。印度传统认为不能将印度花果的种子带离本土。而戒日王既献火珠，又献上郁金香和菩提树，表明戒日王促进中印交往，心意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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