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火燃回春浩浩 炼炉照破夜沉沉

　　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新疆尼勒克县科蒙乡东，地处伊犁河三大支流之一的喀什河北岸。该遗址在2015年配合基本建设考古中被发现，并于当年和2016年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累计发掘面积2500余平方米，揭露房址20座。吉仁台沟口遗址是目前伊犁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以青铜时代为主体的聚落遗址，对于研究新疆史前时期的年代分期、文化谱系、聚落形态、社会状况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由此入选了2015年全国重要考古发现和2016年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转抢救性考古发掘为主动性考古项目。2018年5～1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对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0余平方米，共清理房址17座，窑址2处，墓葬2座，另发现灶（火塘）、灰坑、冶炼遗迹、煤堆等200余座，采集遗物标本1千余件。

遗址地理位置与环境（西-东）

　　主要遗迹

　　经过三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基本揭露出了聚落遗迹的全貌，大致理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居址区位于喀什河沟口北部山前三级台地上。台地北高南低，南北宽约200米，东西长约400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三次发掘累计清理房址37座，窑址、窖穴等300余座。此外，2018年，对房址区南约1千米处新确认的一处大型高台遗存进行了勘探和局部解剖工作，并取得重要收获。

台地东部发掘区（西-东）

　　房址

　　房址多数集中分布在台地东部的背风稍低处，中部零星分布，西部有一座单独的大型房址。房址按建筑规模可分为大小两种。房址内基本都包含居住面、灼烧面、灶（火塘）、卵石坑、窖穴、灰坑等，灶（火塘）一般位于房址中部。大型房址门道均朝南，小型房址门道不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石制品、兽骨及少量的铜器等。

大型房址F6（东-西）

　　大型房址面积约100～400平方米，共计6座。最大一座位于台地西部，相对独立，功能和性质应比较特殊。这些房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属于半地穴木梁架式结构，营建方式为依山体坡度掏挖出簸箕状半地穴式房基，四壁垒石。其后在石墙边栽立长条石，内竖木柱构成墙体，并在房址中央围绕灶址栽立两排木柱以支撑屋顶。个别房址墙外有一圈回廊式石砌护墙。房址中部为长方形石砌火塘。门朝南，布局严谨对称。以F25为例，该房位于台地东部，西南被F24、F31叠压打破，东南被F28叠压打破。房址依台地坡度掏挖出簸箕状半地穴式房基，整体呈东南-西北向。平面大致呈长方形，面积约204平方米。该房址区域堆积厚达3米，可分为10层，房址本身各类迹象丰富，有柱洞、灰坑、煤堆、烧坑、窖穴、基槽和烧土等100余处。石砌门道位于房址南侧，长方形石砌火塘位于房址中部，二者连线大致构成房址中轴线。F25内出土了大量兽骨和陶、石器。

F25（南-北）

　　小型房址面积约20～60平方米，共31座。在台地中部零星分布，大部分集中于台地东部，且多依山梁地形呈阶梯状错落分布。房址平面形状分为圆形和长方形两种，建筑形制则有半地穴和地面起建两种。居址中部一般都有一个圆形石边火塘。以F23为例，位于台地东南角，东临冲沟，西低东高，半地穴式，西南-东北向，平面大致呈横长方形，南北宽约7米，东西进深约6米。房址有5个使用期，发现有较多的柱洞、灰坑、烧土、石堆、火塘（灶）和煤堆等迹象发现了大量煤块、煤渣和煤灰，出土了陶范、石范、炼渣、铜矿石等。

　　窑址

　　共计6座，分属不同时代，其中2座勺形窑（Y4和Y5）规模较大。以Y4为例，位于台地东缘，挖在次生黄土中，南北向，由窑室和火道两部分组成。窑室居于南侧，近圆形，口大底小，窑壁及底烧土厚度约15厘米，口径2.5、底径1.5米、深1.22米。火道居于北侧，圆角长方形，呈北高南低斜坡状，长2.35米、宽1.4米、深0.4米。窑室内部堆积可分为4层，其中第3层又分12小层，均为厚1～4厘米不等的炭层，木炭多用细枝或草本植物烧成。根据窑址形制及遗物，初步推测其为烧制或储存木炭的窑。

Y4（西-东）

　　墓葬

　　共发现墓葬80座，其中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有9座，余均为早期铁器时代、秦汉时期等晚期墓葬。9座墓葬分布零散，规模较小。形制有半地面石棺墓与竖穴土坑（石棺）墓两种，均侧身屈肢，随葬少量素面平底陶罐、带柄铜镜、铜耳环等。

　　出土遗物

　　遗物主要出土在房址地面和上部堆积中，共约1千余件（套）。以陶器和石器为大宗，少量铜器、骨器和铁器等。此外，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牛、羊、马等家畜的骨骼。陶器均为手制，胎质多较疏松，以夹砂灰陶居多，少量夹砂红陶。可辨的器形有筒形罐、鼓腹罐、折肩罐、高领罐和小陶杯等，多为平底器，少量小平底器或圜底器。纹饰主要有弦纹、内外戳刺的珍珠纹、指甲纹等，多集中在器物的口沿及上腹部。石器主要利用卵石加工而成，器类有磨盘、饼形石器、石球、石锄、石杵和石研磨器等，铜器有刀、锥、针、耳环等，还有较多与冶铸铜器相关的陶、石范。另外，还集中发现2000多粒炭化黍的遗存。

陶器

陶范、铜刀、石杵等

15：F27：炭化黍种子

　　新发现的高台遗存

　　高台遗存北距房址区约1 千米，地处喀什河沟口要冲，位置险要。平面大致呈方形，边长约140 米。中部较高，边缘略矮，最高处约7 米。因修建水渠、房屋、道路等，破坏严重。

高台遗存

　　2018年分别在高台遗存东北角和北、南、西侧边缘布设探沟，主要是想探明其确切范围和堆积情况。试掘发现，高台本体120 米见方，外周有约10 米的坍塌堆积。高台本体外周采用石块砌筑，石块朝外一面及接缝处均经过细致打磨，构筑的墙体齐直规整，间隙紧凑致密。高台内部见石构墙体和灰层，灰层内夹杂煤块。因解剖面积有限，尚不清晰高台具体结构。出土陶、石器和兽骨等。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有少量的夹砂灰陶，均为罐类器物，平底或圈足。石器有饼形石器、石杵等。从出土的遗物看，与房址区青铜时代器物较为一致，应属互有关联的同时期遗存。

高台遗存四墙

　　高台遗存是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又一重要发现：其一，该建筑遗存与房址区相距仅1 千米，出土遗物类同，进一步丰富了吉仁台沟口遗址的范围和功能分区；其二，高台遗存地处沟口要冲，沟通东西，向沟外可连接乌吐兰墓地、喀拉苏遗址，向内可连接吉仁台沟口遗址主体区、穷科克遗址、汤巴勒萨依墓地，是将喀什河流域青铜时代遗存串联起来的关键点，地理位置殊为关键；其三，这处高台遗存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新疆史前面积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构建筑遗存，放眼同时期欧亚草原也难得一见。

　　意义价值

　　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经过3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认了聚落的基本布局和功能分区，即聚落遗址主要由房址区和高台遗存组成，在高台遗存东南部的喀什河两岸应该属于与遗址相关的墓葬区（据当地农民介绍，在高台遗存南部开垦农田时，破坏了大量的石棺墓葬，201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对岸的乌吐兰墓地发掘了7座墓葬和3处祭祀遗迹，时代与吉仁台沟口遗址主体遗存接近）。这些遗存共同构成了一处规模宏大、布局复杂的大型聚落遗址。结合近400平方米大型单体房屋建筑和气势磅礴的石构高台遗存，初步推测这里为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的中心之一。

　　二、深化了对遗址文化内涵、性质及其发展演变过程的认识。根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房屋形态和陶器特征，遗址主体遗存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流行居中有长方形火塘的大型半地穴式木结构房屋，陶器多筒形罐、折肩罐，装饰纹样较少且简单，大致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末期；第二期遗址房屋规模变小，形制趋于简陋，火塘平面形状多为圆形或多边形，陶器口部较第一期小，口部多装饰珍珠纹，从陶器整体特征看，和卡拉苏克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第三期罕见房屋，常在坡地上发现火塘、石堆和煤堆的遗迹组合（可能属于地面搭建帐篷的遗留），平底器仍是主流，但出现带管状流的圜底器。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第一期大约在公元前1600～公元前1400年，第二期大约在公元前1400～公元前1200年，第三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1000年。三期房屋从大到小、从规整到简陋，陶器由筒形罐到圜底器，为建立伊犁河流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也正好反映了公元前2千纪后期到公元前1千纪初期，西天山地区人群的生业方式从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过程。这对整个欧亚草原地带此类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通过细微观察和比对，吉仁台沟口遗址所出陶器如折肩平底或圈足罐、高领罐、大口鼓腹小平底罐、管状流圜底罐等，和常见纹饰如花边、附加堆纹，既与安德罗诺沃文化有一定继承性，也和哈萨克斯坦东部青铜时代晚期遗存近似，与卡拉苏克文化也有相近之处。但吉仁台沟口遗存面貌只是和上述文化时代相当、文化相近，实际上却具有很显著的自身特色和风格，特别是吉仁台沟口遗址的房址和规模宏大的高台遗存，特征突出，别具一格，基本具备命名一个新考古学文化的条件。

　　三、发现了丰富的与青铜冶炼有关的遗物遗迹，包括坩埚、炼渣和陶范等，冶金证据链更为充分。显示出该遗址存在一定规模的铸铜活动，在新疆青铜时代遗址中罕见。此外，遗址还出土几件铁块和较多铁炼渣。这些新发现对新疆及至中亚地区史前冶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价值。

　　四、发现了迄今世界上最早使用燃煤的遗存，将人类对燃煤的使用历史上推千余年。在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煤灰、煤渣、未燃尽煤块、煤坑以及煤的堆放点等，显示出使用煤炭资源作为燃料这一行为差不多贯穿了整个遗址的始终。这些现象表明在距今约3600年前以后，吉仁台沟口人群已充分认识煤的特性，并将其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新能源的发现和利用在人类能源利用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性质，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重大考古发现.

　　五、集中出土了2000余粒炭化黍种子。这是伊犁地区青铜时代该类作物的首次发现，为黍的西传路线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同时该遗址也有少量源自西方的农作物如大麦、小麦的发现，为揭示早期农作物的东西交流路线提供了新视角。

　　此外，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新发现的两座勺形窑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600～公元前2400年之间，和2017年在尼勒克墩那高速沿线发掘的阿凡纳谢沃文化一类的墓葬年代接近，说明吉仁台沟口遗址还应当存在铜石并用时代遗存。

　　吉仁台沟口遗址是伊犁河流域及新疆史前文明的直接见证，是古代新疆人民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历史实证，也是展现尼勒克县历史文化传承与底蕴的物质载体。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史前时期，伊犁河流域就已经是多元文化交流汇聚的重要地区。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对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于理清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多民族共同聚居与开发的历史事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阮秋荣 韩建业 王永强）

附：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专家座谈会纪要

　　为深化对遗址文化内涵的认识，规划今后进一步发掘和研究的思路与方向，2018年9月23日至25日，考古队邀请部分高校和研究所相关专家莅临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进行了现场指导座谈。与会专家在考察遗址现场和听取发掘汇报后，对该遗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专家指导座谈

丛德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吉仁台沟口遗址面积大，出土文物种类多，为伊犁河流域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建立了标尺，对研究山地遗存、尤其是史前居址提供了启示。建议在周边区域开展较为系统的调查工作；对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数量统计、种属和年龄大小鉴定，深入探讨当地生业方式的转变过程；进行大批量测年，建立更完善的伊犁河流域编年体系。

贾笑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新疆史前聚落少见难得，伊犁河谷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可以选择一两个有代表性的地理单元进行调查，结合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建立伊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此外，还应开展更广泛的多学科研究，如铜器的成分和原料产地分析、马的DNA和生理畸变研究、经济类型等。

于建军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建议结合奴拉赛铜矿、圆头山铜矿遗址来认识吉仁台沟口遗址相关冶铸的功能和性质。假设吉仁台沟口遗址承担了该区域古代矿产资源的管理、掌控和铜器生产的角色，那么吉仁台沟口就是一个青铜手工业技术相当发达的中心聚落遗址。

赵志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第一，煤的发现，是最大亮点，是核心贡献，是世界考古学的大问题，意义重大，但要进一步认识煤的使用范畴和性质问题；第二，黍是由东向西传播，大麦、小麦是从西传入中国，农作物互相传播反映的是早期东西文化的交流；第三，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羊、牛、马的动物遗骸，应将各期动物量化分析，将其与畜牧向游牧的转变联系起来；第四，建议对遗址中出土的人骨和动物骨骼做同位素分析，了解不同时期人类的食性特征，进一步判断当时的生业方式和农牧结构。

张弛

（北京大学 教授）

　　遗址内容丰富，延续时间长，遗址存在大型房址和小型房址的打破关系，据此聚落至少可以分为两期，且一、二期应当有一定的间隔时间。游牧业的出现是涉及欧亚大陆非常重要的大课题，其变化巨大，涉及方方面面，希望发掘研究工作能够持续开展下去。高台遗存，石墙制作严丝合缝，比石峁（遗址）还好，关键要将年代做清楚。

李延祥

（北京科技大学 教授）

　　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冶铜业可能和西伯利亚相同，是一种规模不大的家庭式手工业作坊。建议在新发现的圆头山铜矿和克孜勒客藏北铜矿做一些田野工作，解决年代问题，判断遗址铜矿石的来源。遗址中发现的两座窑，出土大量木炭，正如发掘者判断的那样，这两座窑很可能是烧制木炭的窑址。

水涛

（南京大学 教授）

　　遗址所处台地不大，揭示人群容量不大，从出土遗物看，同意发掘人员关于遗址划分为三期的认识。遗址发现的两千多粒黍子，有可能是本地生产的，与农业有关，还应寻找早期农田或与农业相关的遗迹遗物。遗址最早的房子年代上晚于博尔塔拉河流域的阿敦乔鲁和呼斯塔遗址的大房子，这种石构房子的技术或者说文化传统有可能来自西北方向。

　　最后，由水涛教授进行学术总结。他认为，通过三年的发掘，在伊犁河流域揭示出了一处综合性遗址，既有冶炼的手工业遗迹，还有大型的单体建筑和数量较多的墓葬。吉仁台沟口遗址课题意识明确，工作手段丰富，尽最大的努力保留遗址信息，建立了一套新的新疆考古的工作模式，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遗址三年的发掘成果，有几个方面的内容尤其值得重视。首先，煤的发现和使用，如果可以确定早在距今3600年前就有人工利用煤的现象，那将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冶金和聚落的关系，吉仁台沟口遗址居住区密集冶金遗迹的发现，说明这个聚落或者人群本身和冶金生产有密切的关系；再次，黍的发现是已知的黍西传路线上中国境内最西面的点；最后是有关畜牧业模式，从当地环境来看遗址更可能是冬季的定居点，或可去海拔更高的地方寻找同一时期遗存。（杨林旭 徐紫谨 袁晓 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