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罐疗法”并不起源于中国

近日，游泳名将菲尔普斯在里约奥运会期间拔罐的新闻大热，以至于国人非常自豪地发出了这届奥运会最大的赢家竟然是老中医这样的感慨。

其实，菲尔普斯的拔罐没有中医血统。中医里的拔罐乃是舶来品，历史一点都不悠久，国人不必如此沾沾自喜。

一、中医典籍中关于拔罐疗法的记载，只能追溯到清代

1、中医界宣扬先秦就有拔罐疗法，其实那只是一种简单的痔疮割除术

当代中医界常将拔火罐的历史追溯到先秦时代，宣称其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理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角法，可以被视作一种拔罐疗法。①

，查《五十二病方》之原文，其所谓角法，分明只是一种普通的痔疮割除术，与拔罐疗法毫无关系。其原文如下

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如孰（熟）二斗米顷，而张角，絮以小绳，剖以刀。②

牡痔，即外痔。其文大意是肛门长了外痔，大如枣，小如核，可用动物之角的小口，抵住需要割除的部分，等待差不多煮熟二斗米的时间，把角拿开，以小绳捆住凸起的部分，用刀将其割掉。

2、中医界声称自先秦以来传承不绝的角法就是拔罐疗法，但其实所谓角法，只是一种简单的排脓（毒）术

当代中医界还认为，拔罐疗法自先秦而下，数千年来一直传承不绝。理由是东晋的《肘后备急方》、南北朝的《姚氏方》、唐代的《外台秘要》、宋代的《证类本草》、元代的《瑞竹堂经验方》、明代的《外科启玄》等医学著作，所提到的角法，都是拔罐疗法。

这种说法也是错的。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里提到痈疽、瘤、石痈、结筋、瘰疠皆不可就针角。针角者，少有不及祸者也。这里所谓的针角，乃是一种用针刺破患处，再用角抵住，吸出脓液、恶血的外科手术。显然与拔罐疗法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况且《肘后备急方》还明言了上述疾病不可以使用针角之术，用了是要闯祸的。《姚氏方》中关于针角的文字，与《肘后备急方》一致。③

唐人王焘的《外台秘要》里，动物之角被竹筒之角代替。书中说京师蛇蝎甚多，如果敷药不管用，可以用小竹筒来排毒，遂依角法。竹筒选用细竹，以防漏气。具体操作方法是速作五、四枚，铛内熟煮，取以角蜇处，冷即换。初被蜇，先以针刺蜇处出血，然后角之，热畏伤肉，以冷水暂浸角口二三分先将四五枚竹筒放在锅内水煮，再将被蜇之处用针刺破出血，然后把煮热的竹筒扣在上面，如果怕烫，可以将竹筒口沾一下冷水。上一枚竹筒冷却后掉下来，再换下一枚煮热了的。显然，这也只是一种简单的外科排毒术，而非号称能够内病外治的拔罐疗法（仅在利用热空气冷却造成负压这一点上与拔罐疗法略有相似之处）。宋人唐慎微的《证类本草》里用水煮竹筒来给疮排脓，操作方式亦同。④

元代的《瑞竹堂经验方》里，角法仍然只是一种竹筒排脓（毒）术，但在煮筒方面有所改进五倍子多用、白矾少用些子，又药和筒煮了收起，用时，在沸汤煮令热，以节箝筒，乘热安于患处五倍子、白矾被认为具有愈合创口之效，所以被拿来水煮竹筒。明代《外科启玄》里记载的煮竹筒法，也只是用来挤脓疮脓己溃己破。因脓塞阻之不通。富贵骄奢及女体不便。皆不能挤其脓。故阻而肿掀。如此当用竹筒吸法。富贵之人、女性有疮化脓，医者不便以手碰触，故可采用煮竹筒法；具体操作，与宋代《外台秘要》的记载无异。⑤

3、直到清代，真正的拔罐疗法，才见诸中医典籍记载

真正的拔罐疗法，要到清代才有典籍记载。如康熙年间的徐彬（浙江人氏），在《金匮要略论注》中说余见近来拔火罐者，以火入瓶，罨人患处，立将内寒吸起，甚力。显然，在徐彬眼里，拔火罐还是个新鲜事物。乾隆年间的赵学敏(约1719～1805)，在《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对拔火罐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火罐，江右及闽中皆有之，系窑户烧售，小如人大指，腹大两头微狭，使促口以受火气，凡患一切风寒，皆用此罐。以小纸烧见焰，投入罐中，即将罐合于患处，或头痛，则合在太阳、脑户或巅顶；腹痛，合在脐上。罐得火气合于肉，即牢不可脱，须待其自落。患者自觉有一股暖气，从毛孔渗入，少顷火力尽则自落。肉上起红晕，罐中有水汽出，风寒尽出，不必服药。治风寒头痛及眩晕、风痹、腹痛等症。⑥

这种火罐之术，在目的（排出体内风寒）、原理（经络之学）与操作方式（受火、置于穴位）三个层面，都与以往中医典籍中记载旨在排脓（毒）的角法完全不同，而与当代中医所谓的拔罐疗法的概念应用各类罐具，使罐内气体形成负压状态，使之吸附于皮肤表面，引发局部充血和皮下淤血，或刺激经络，来实现内病外治的一种方式则几乎一致。

二、拔罐疗法起源于西方，其传入很可能与蒙古西征有关

1、古希腊、古印度、古罗马都曾出现过与拔罐疗法相类似的医疗技术

当代中医界长期声称拔罐疗法起源于中国，其实不然。前文已阐明，先秦时代的痔疮割除术，明代以前的排脓（毒）术，都不是拔罐疗法。拔罐疗法见诸于中国典籍，已是清代。而在西方、印度乃至中亚，拔罐疗法见诸典籍的时间，要早得多。

古希腊拔罐疗法的理论基础是体液学说医者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内有血液、黏液、黄胆、黑胆四种体液，某种体液过多时就会致病，故需要将其从人体内吸出。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墙壁上绘有两个吸杯，被认为正是用来自人体抽取血液的器具。时间大概是公元前8-12世纪。⑦

古印度文献《妙闻集》，成书于公元2世纪之前。该书认为，人的体液会受到风、胆、痰三种病素的侵害。水蛭可以吸走因胆汁素而恶化的血液；动物之角可以吸走因风素而恶化的血液；趣谈可以吸走因黏液素而恶化的血液。其中，趣谈中置灯吸血，与拔罐利用负压的原理类似。⑧

活跃于公元2世纪的罗马科学家安提洛斯，提出了干杯吸法和湿杯吸法。简单说来，前者不刺破皮肤，仅使用吸杯造成皮下淤血；后者则在划破皮肤后，再用吸杯将部分血液抽离身体。⑨

2、中国的拔罐疗法，很可能与蒙古西征、阿拉伯医学东传有关

兴于清代的中国拔罐疗法，相当于安提洛斯的干杯吸法。其产生，很可能与蒙古西征所引发的阿拉伯医学东传有关。

公元7-8世纪，阿拉伯医学家翻译和编纂了大量以古希腊医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医学典籍，杯吸疗法得以盛行于中亚。如巴格达医学校校长、先后任四代哈里发御医的马萨华(777～857年)，其著作中即载有杯吸术。名医阿维森纳(980～1037年)的《医典》中，也载有放血术和杯吸术。其后，因蒙古大军西征，阿拉伯医者、药物大量输入中国。1292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內）设置回回药物院二，秩从五品，掌回回药事，1302年，元朝廷又升广惠司秩正三品，掌回回医药。成书于明代的36卷《回回药方》，虽然至今仅剩4卷残本，但自残本可知，其医学理论吸纳了古希腊医者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建基于该理论之上的杯吸疗法传入中国，乃必然之事。⑩

《中国伊斯兰教史》认为许多中医的日常治疗方法和用药，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回回医药学的渊源，如肩关节脱臼复位法、放血疗法、拔火罐疗法，以及治疗白癜风的配方、诊治方法等。（11）在今天，拔罐疗法仍被蒙古族、藏族民众视为他们的传统医学。如清代藏医觉吾伦珠扎西，在《大宇妥元丹贡布传》一书中认为疾病外消法产生于蒙古地区，即放血、灸焫罨疗、拔罐等。（12）这很可能与杯吸疗法先传入北方蒙族生活地区有关。至于江浙一带汉人居住区，接受杯吸疗法的时间则要晚很多。康熙时，浙江人徐彬说起火罐，话语间仍将其当作新鲜事物；乾隆时代，赵学敏观察到火罐之术江右及闽中皆有之，似已在民间普及开来。

3、中医用阴阳五行之说，将重血液的杯吸疗法， 改造成了重穴位脏腑的拔罐疗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杯吸疗法传入蒙医后，干杯性质的拔罐和湿杯性质的放血，都被保留了下来；而传统中医则只保留了干杯性质的拔罐乾隆年间使华的马戛尔尼观察到我们整个的旅途中遇到过无数的人，中国人十分害怕尖削器械，不愿做放血手术，尽管医理是懂得的，因为他们也（知道怎样）划破皮肤和用拔火罐之法抽血。（13）这主要是因为，中医围绕着经络脏腑，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来构筑关于疾病的解释体系，其理论基础与西方古代体液学说迥异。故重血液的杯吸疗法，遂被改造成了重穴位脏腑的拔罐疗法如《本草纲目拾遗》所记载的那般，清代中医对放血、淤血不感兴趣，他们相信头疼时，应把火罐置于太阳、脑户或巅顶等穴位处，腹痛时，应把火罐合在脐上（至1950-1960年代，晚清拔罐疗法的经络说，与苏联杯吸疗法的血液说，被糅合到了一起。可参见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拔罐疗法》（侯康国，张永增编））。不讲究阴阳五行经络脏腑的蒙医，则将干湿杯疗法全部保留了下来。

◆综上1、拔罐并不起源于中国，在中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清代。2、菲尔普斯在里约拔罐，不是传统走出国门，更不是中医的胜利。3、即便无视痔疮割除术、排脓（毒）术与拔罐疗法的区别，承认拔罐是中医自主研发，也只能说明很多事情完全可以独立出现在各民族当中（14），不能忽略西方杯吸疗法的久远传统，而一厢情愿地认为菲尔普斯所拔之罐带有中医血统。4、拔罐究竟有无实际疗效，本文不拟讨论。笔者个人抱怀疑态度。

注释

①这种说法在中医著作中极为普遍，可参见张淳，《中国火罐疗法》，贵州科技出版社，2013。余不赘注。②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五十二病方》之牡痔篇，文物出版社，1979。③（晋）葛洪/著、王均宁/点校，《肘后备急方》，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P189。④（唐）王焘，《外台秘要》，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P1226。⑤（元）沙图穆苏/著、宋白杨/校注，《瑞竹堂经验方》，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2，P69。⑥（清）赵学敏/编，《本草纲目拾遗》，人民王生出版社（影印），1957，P39。⑦参见: （意）卡斯蒂廖尼/著、程之范/主译，《医学史》（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P59-150。⑧廖育群，《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P107-108。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76 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P296。⑩宋岘，《古代波斯医学与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P90；P147-154。（11）王灵桂，《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2010，P277。（12）陕西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P180。（13）（英）乔治马夏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商务印书馆，2013，P330。（14）廖育群，《拔罐，竟然是西方舶来品？！》，《科学大院》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院官方科普平台）2016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