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曲线救国你可以理解吗？

汪精卫曲线救国你可以理解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逮口占　》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北宫丸上作》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自嘲　》
最近看到汪精卫的几首诗，其意境与格调隽永雅致，雄浑大气，都说文见其人，言见其志，而具有如此胸怀与气度的人竟然与民族之败类、国之大汉奸联系在一起，死后还被炸坟劈棺、锉骨扬灰，让人感到十分的意外和惊讶。对于上个世纪的历史事件，很多人可能并不关心与在意，或者少有盘根问底的执著和严谨，我以为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和态度，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我们的思维判断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如何做到明理与醒悟，又怎样去进步和发展。

政治从来就是肮脏的代名词，成者王候败者寇，而替罪羊和牺牲品一直就是历朝历代胜利者粉饰黑暗、装点伪善的鬼把戏。汪精卫在国难当头、生灵涂炭之时，其曲线救国的信念难道就没有一丁点可取之处？如果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追随者在其活着的时候不曾众判亲离，死后也没有树倒猴狲散，是否从侧面可以证明其人格的坦荡磊落。所谓物极必反，如果做错事做得如此坚决，只能说明另有所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做出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蠢事，“利诱、胁迫、威逼和泄愤”？熟知历史的人可能会将其归咎于与蒋介石私人恩怨，这显然有失偏颇与公正，如果汪精卫是这样的人，他就不会做出激流勇退的选择，更不会做出以身绚国的壮举。在此，我们可以从一些史料中了解与分析汪精卫倒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汪精卫在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耻辱。现在历史的教科书中，把汪精卫从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历史中完全抹杀，只是抗日战争的这段实在无法抹杀汪精卫的存在，才简单地提到了汪精卫和他的维新政府。“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时便身死，千古忠佞有谁知。”

所谓的盖棺定论，就是对一个人一生的是非功过做出正确的评价与结论，但历史往往与我们认知与判断隔着十万八千里。什么是真相，历史的真相就是没有真相，什么是事实，历史的事实总能出人意料，比如说汪精卫其人其事。------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人对于卖国投降的行径向来是深恶痛绝的，这是传统思维所不能接受的，也是政治理念所不愿意赞赏的。无论是秦桧还是贾似道，或者是吴三桂和洪承畴，再加上疑似于卖国的袁崇焕、李鸿章与袁世凯，无不受到无情的谴责与指谪，唾骂及肉啖。由此可见，卖国求荣、屈膝投降的下场与命运是可耻而悲惨的，汪精卫孰能不知。奇怪的是，在当时的时局下，没有人逼他这样做，他为何还要冒天下之大不讳自甘堕落投敌卖国、背负千古骂名。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一个人的变化总是有限度和轨迹的，如此冰火两重天的落差，实在让人难圆其说，而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汪精卫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行使着自己的人格与情志，“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汪先生才是一个真正怜悯天下苍生的崇高者，一个心怀民族大义的爱国者。虽然已无法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历史必竟是历史，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线索与痕迹走近那段历史，用我们的心眼而不是带着世俗的偏见看世界。

辛亥革命成功后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员组成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邀请汪精卫这位全国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广东省都督，这对于一个还不到３０岁的青年来说，是极有诱惑力的官职，但汪精卫却婉言谢绝，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不作官，不作议员”的承诺，于１９１２年９月携陈璧君一齐前往法国留学。“二次革命”失败后，汪精卫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汪精卫以为中国的一切罪恶之源就是满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满清政府，中国就一下会变成一个民主强盛的国家。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竟然得到这样一个结局，革命不但没有使中国民主强盛起来，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时代还要糟糕。一个人对一个事业投入的越多，对事业失败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卫曾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革命，却换来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使汪精卫的革命理想消失得无影无踪。汪精卫一下从一个狂热的革命青年，变成一个踌躇多疑的政治家。

汪精卫为人诚实、不贪钱财、特别是在个人生活方面，汪精卫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围的污浊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中国有句格言说“水至清则无鱼”，汪精卫品格过于清廉，所以愿意跟随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国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总是以“封官许愿”等物质刺激的方法，来召集网罗自己的跟随者。汪精卫不但不搞“封官许愿”，还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由于在汪精卫身上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愿意跟随汪精卫的人就很少。汪精卫也不会用“结拜兄弟”等方法来拉拢有权势的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卫婉言谢绝。按照西方的标准，汪精卫这样有出色口才笔才，又有充分政治责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卫这样西方型的政治家，却不适合于中国污浊的政治土壤，这也是汪精卫一生的悲剧所在。

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的抗战只剩下“焦土战”这条严酷的道路。由于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非常不利于打持久战，所以蒋介石就把希望寄托于用持久战来拖垮日军。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提出了“以战养战”，用中国的资源打中国人的设想。蒋介石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国民党内部对这种残酷的焦土战术也有不少反对之声。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国民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长沙大火后，汪精卫批评蒋介石说“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国土又怎么会变成汉奸的呢？如果象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继《上海停战协定》之后又签订卖国之《塘沽协定》，面对全国一片讨骂汪精卫的气氛，陈公博有一次找汪精卫说“签了这个协定，先生遭到各界纷纷批评，我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陈公博听后感动地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其实南宋秦桧也是一个大好人，他看南宋已无力与金抗战，就挺身而出与金讲和。我想秦桧是一名状元出身的有学问的宰相，决不是傻爪。他当初何尝没有想过以后要被世人唾骂？但他还是以牺牲自己来换取南宋日后的中兴。李鸿章、袁世凯也都想复兴国家，都不想卖国。可是李鸿章死了，袁世凯也死了，中国还是不振，到今日国难愈加沉重。”陈公博继续说“现在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卫听后说“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陈公博又说“不过我对于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汪精卫则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与之相比，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情来讲，哪怕是内地的一、两个省份因抗战而生存下来，人们也会确信，它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振兴的根据地。这种主张最容易使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倘若青年们没有这样旺盛的精神，中国的将来和亚洲的将来也就令人担心了。由于这些缘故，在我们和平运动的征途上会遭受到相当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但我已做好挨骂的思想准备。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与我们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到那时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我们在那个时候才能与抗日的青年们见面，互相笑著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毛泽东、周恩来为陈璧君说情。毛泽东应允只要陈璧君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就下个特赦令，将她释放。但陈璧君经过慎重的思考，表示了拒绝，她在给宋庆龄、何香凝回信中说“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先生心中有数，共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岁月。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自由是如此可贵，而陈璧君却放弃了，是什么力量与信念使其有这样的诀择，我们应该可以做出判断！相对于“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要不是你们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怎能不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的言行，我个人以为汪精卫也需要尊重，虽然其所作所为尚有诸多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