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lieqiba.com/uploads/allimg/150605/2_06051K13N348.

除了听力稍差些外，反应敏捷、语速极快的毓丝毫不像一位82岁的老人。曾采访过毓的一位英国作家描述他“精力充沛、温和而又幽默”，“体现出了这个皇族勇于承受的精神，对于失去的地位、财产、封号，毫无怨言，为还能活下来而感恩”。曾经的显赫家世、与末代皇帝相伴二十年的特殊经历，特别是作为战犯的十年囹圄，而今都变成一种历尽沧桑后的豁达与淡定。

我的身世

我和溥仪都是道光皇帝的后代，道光皇帝有七个儿子，继承皇位的咸丰是皇四子，被封为恭亲王的奕（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皇六子，皇七子醇亲王就是溥仪的祖父。所以从辈分讲，我是溥仪的下一辈，我们是叔侄关系。

我1923年出生在大连。我们家怎么从北京“流落”到大连？这还有一个故事。当年咸丰赐给“恭亲王”奕一柄白虹刀，这把刀有点像现在常说的“尚方宝剑”的威力，可以先斩后奏。有人说这把刀曾杀过史可法，不过我至今还没找到过证据。白虹刀后来传到父亲溥伟手中。光绪临死前，让摄政王载沣杀掉袁世凯。父亲说，我可以用这把白虹刀杀袁世凯。后来的历史大家都知道，清朝内部一时犹豫，袁世凯没有杀成，反而做了大总统。父亲怕袁世凯报复，就跑到德国的租界地青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岛又被日本占了，但在1922年还给了民国，既反对共和、又想复辟的父亲只好搬到了大连。

我记得小时候，这把刀就在大连的家中收藏着。我们家就住在海边，可能是潮气太大，刀上长满了锈。这和清末时期乾清门的侍卫带的刀差不多，都是锈得都拔不出来。后来找到常在我们家门口转的一个磨刀的老白俄——他用一个木头架子，安上一个大轮子，下边有个踏板，类似缝纫机，一踩起来带着砂轮转，把锈磨掉后，白虹刀还亮了许多。

父亲到大连后，住在日本东拓（东洋拓植株式会社）给盖的房子，在大连黑石礁附近，一座很大的洋房。1936年父亲去世后，连地带房都没钱还，后来就被“东拓”收走了。我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回大连时，那幢房子还在;90年代第二次去，房子已被拆了。

我们在大连生活时，“满洲国”一年给父亲一万块钱的生活费，几乎等于平均一个月800多块大洋，生活肯定比普通人家过得充裕一些。但父亲以前是住在恭王府里的人，到了大连，还摆出王府的架子——很大的一个楼，这么一大家子，还有佣人、厨子、司机，父亲每月花几百块钱聘一个秘书帮他处理事情，家里的开支太大。

，说起来北京的“恭王府”曾经是我们家的。后来有人问我，对恭王府“你家”有什么印象？我说我能有什么印象？！1957年我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放出来，人家溥仪是特赦回北京，到哪儿都有安排。我们放出来时，人家只给20块钱，问一句:“家在哪儿？”“北京。”给一张回北京的票就来了。那是我第一次进北京，住在什刹海附近的南关房，离恭王府非常近。那时候看恭王府，觉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吃饭还没着落呢！

与溥仪在长春

父亲是1936年去世的。依然按照前清王室规定，我带着三件传家宝——咸丰皇帝的密谕、大阅御用的紫宝石黄丝腰带和那把白虹刀，前往长春，追随溥仪。其实我到长春溥仪那儿念书，也是为了带出一张嘴，给家里减轻点负担。我到了长春后，溥仪将我母亲和两个弟弟也接过去了，每个月还给一定的生活费。

溥仪在长春办了个私塾，还是抱着复兴大清国的梦想，他想先培养出心腹，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来之后，到伪满军队里当官，这样伪满军队就成了他的嫡系。1937年我到长春时，私塾里有五个学生。除了汉语、数理化、历史课等，我来的第二年赶上开英语课，老师陈承翰是溥仪二妹夫的舅舅，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我们都是从ABCD开始学的，读的课本叫《Ne Cron》。学了两年后，太平洋战争打起来了，溥仪怕日本人说他亲美，就不让我们学英语了。

私塾里有一堂特殊的课是溥仪亲自给上的，专讲雍正的上谕，因为溥仪最崇拜雍正皇帝，反对结党营私，溥仪本人就有些“谈党色变”，当时伪执政时期日本人就要成立“协和党”，溥仪就害怕听见“党”字，坚决反对，所以日本人把它改为“协和会”，虽然是换汤不换药，但溥仪就同意了。

溥仪也是个“三分钟热情”的人，那时他新买了打字机、油印机，想图个新鲜。他不会打字，宫府内的打字员正好是我们的远亲，溥仪就把他叫到缉熙楼上来看着他打字;溥仪用打字蜡纸在玻璃板上用复写笔抄的雍正上谕，再油印出来。溥仪也没长性，没讲几课，他就停了。

溥仪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雍正的《朋党论》。学《朋党论》不能白学，要用实际行动表示我们绝不结党营私，怎么表示呢？就要人人互相监视，对其他人的一言一行随时要向溥仪打小报告。我们几个学生其实都是同族宗亲，但到都变成了非公事不言，都怕给小报告;而我们这些学生，要对他无限忠诚，绝对不许说假话。后来有的学生年岁大了，结了婚，溥仪高兴了会问一句:“昨天回家和你媳妇……”学生也得如实回禀，不然就犯了欺君之罪。

溥仪的疑心重。他可能听了很多传闻，比如汪精卫到日本治病后死在那里，吴佩孚也在日本治死了，溥仪听了，总是害怕日本人安窃听器或是害他。他那段时间比较苦闷、烦躁，经常打我们出气。溥仪有一次得了痔疮，买了不少药，我那时还小，看到这种药很稀奇，随口说了句:“这药很像个枪弹！”这立即触动了溥仪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于是我狠狠挨了一顿板子。溥仪那时候没有生杀大权，我相信，如果有，他肯定把我拉出去毙了。皇上杀个人算什么呀？

在溥仪身边“不胜小心”——他喜怒无常，你真的是没法小心。有一次溥仪有点感冒，发了点烧，要避风。你在他身边看报，翻过来看一版，就这点风，也能让他“龙颜大怒”:“你不知道我在避风吗？用报纸在我身边扇风，是不想让我快点好吧？”于是赶紧趴在地上请罪、磕头。

以前我们对溥仪一概叫皇上，直到改造后才改口叫“大叔”。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提到了数百人，都用的真名实姓，但唯独我们三个“毓”字辈的，他都给化了名，我在这本书里就是那个“小固”，至于为什么把我们“三小”用了化名，我还从来没有问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