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英烈田守尧：《延安锄奸》中田旅长的原型

田守尧，1915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新安区田墩村一个贫苦佃农家庭，兄弟姐妹5人，地少人多，全家在饥寒中挣扎。童年时代的田守尧因生活不得温饱，长得又瘦又矮，10岁便给地主放牛、割草，饱尝被剥削被压迫之苦。

1930年4月，田守尧参加了六安县第八区第四乡的少年先锋队，翌年农历五月，他所在的少先队第二中队200多人参加了毛正初等领导的河西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六安县河西革命根据地。在斗争中，田守尧第一次经受了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同年12月田守尧参加了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

1932年，田守尧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由班长提升为排长。由于他在战斗中英雄顽强，克敌制胜，战功卓著，受到军首长徐海东等的赞赏，被提拔为军部交通队指导员，营长。1935年4月，他和徐海东等被选为鄂豫陕省委委员。5月，红二十五军胜利地进行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歼灭陕军警备第三旅，稳定了根据地的局势。9月18日，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西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田守尧被提升为该军团第七十八师师长。10月下旬，红十五军团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后，他又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全歼敌第一九师，活捉敌师长牛元峰。田守尧歼敌有功，11月30日参加了党中央在杨家园召开的祝捷大会。12月，他指挥第七十八师协同兄弟部队，于横山、响水堡击溃国民党部队的进攻，保卫了党中央的驻地——瓦窑堡。

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至1935年10月党中央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田守尧在徐海东、刘志丹、宋任穷等的领导下，转战鄂、豫、皖、甘、陕5省40县，行程1万多里，身经无数次战斗，先后负伤6次，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东征后，党中央调田守尧离职赴延安学习，以提高文化理论水平，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由于他学习刻苦、努力，半年后结业归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十五军团在陕西三原县整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第三四四旅，原来的3个师缩编为第六八七、第六八八两个团，田守尧任第六八八团副团长。1937年9月，日军气势汹汹地沿着平汉、陇海、津浦铁路向腹地入侵。为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抗日胜利的信心，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奉命赶往平型关设伏。田守尧率先头部队协同友邻部队先敌占领阵地。这次战役，重创日军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和辎重队。八路军首战平型关震惊中外，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证明人民有能力战胜一切最凶恶的敌人。田守尧在这次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光荣负伤。

1939年7月，田守尧升任第三四四旅副旅长，10月第二次被派往延安学习。1940年7月，他从延安到华中，任新二旅旅长，在黄克诚率领下与彭明治的苏鲁皖抗日支队穿越运河、盐河日军封锁线进入苏北，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苏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新二旅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田守尧任旅长，下辖3个团，担任盐城以北和灌云、涟水、淮安以东的抗日反顽任务。

1943年春，为迎接抗日战争大反攻的新形势，中央调第三师参谋长彭雄、第八旅旅长田守尧等团以上干部及随员51人赴延安学习深造。由彭、田任干部队的正副队长，张赤民任支部书记，其中还有不少女同志。3月16日，商人装扮的干部队携带短武器，乘坐一只5支桅载重7000多吨的木帆船，从苏北盐河口出发，沿黄海北渡，计划于苏鲁两省交界的山东赣榆县柘汪口登陆，而后取道山东西去延安。不想，途中与日军巡逻艇遭遇。

敌艇直冲木船而来，甲板上十几个端枪的日本兵，虎视眈眈。船老大按田守尧和彭雄等几位领导研究好的对策，以“商船”对答，但没有周旋过去，日军小队长带着翻译官强行登船“检查”。彭雄果断地发出命令“打!”顿时，手榴弹、驳壳枪对准敌艇一齐开火，日军小队长和翻译官葬身大海，敌艇忙掉头逃窜。

敌艇开到离木船400多米远的海面上，在我短武器射程以外停下来，日军架起机关枪向木船疯狂地射击起来，木船被打穿，不少同志负伤、牺牲。

战斗非常激烈。指挥战斗的彭雄负了重伤。田守尧指挥大家下到二层舱里(在水底一层)，并对大家说

“同志们，现在情况十分严重，我们绝不能让敌人得逞，大家把所带的秘密文件销毁掉!”

战斗进行到下午3点多钟，敌人伤亡惨重，完全失去战斗力，巡逻艇发出难听的惨叫声，向连云港方向逃去。

木船在艰难中继续航行。不到半小时，又传来敌艇的声音。田守尧举着望远镜，发现三只日军巡逻艇从连云港方向开来，便来到船的后部，指挥大家把火力集中起来，他说

“不要浪费子弹，等敌人靠近了再打。”

可是敌人只是远远地用六七挺机枪，几十支步枪向木船密集射击。到柘汪还有三四十里，船老大对田守尧说“靠岸吧。”

“对，现在就靠岸!”田守尧和张志民立即走下中舱，向彭雄讲了现在上岸的想法，彭雄同意了他们的决定。

大船在弹雨中前进着，船老大身负重伤，不幸牺牲。

在田守尧的指挥下，水手班长小汪驾着木船向岸边开去。离岸还有三四里，木船搁浅，不能再前进了，尾追上来的三只日军巡逻艇，构成一个半弧形的包围圈，机枪、步枪疯狂地叫嚣着。田守尧和赤民组织没有负伤的同志背着、扶着负伤的同志跳下船，在海水中向岸边游去。敌人构成交叉火力，封锁着上岸的去路，子弹像雨点似的，在海水上跳动着，又有不少同志负伤、牺牲。负伤的同志背起牺牲的同志继续向岸边游去，通向岸边的海面上，泛起一片片殷红的血色。

田守尧一边招呼大家走水浅的地方上岸，一边扶着受伤的妻子陈洛莲在海水中游动。不幸，他俩被正在涨潮的海水吞噬。

这场海战，从凌晨持续到黄昏时分。经过联系，岸上民兵确信是去延安的新四军后，一边用步枪对敌射击，一边下海抢救同志们。驻王村的滨海警备团第二营指战员也赶来支援，与敌人展开了战斗。敌艇抵挡不住岸上的火力，灰溜溜地逃回去了。新四军勇士血战一天终于脱险，在小沙东登岸。

同田守尧一起遇难的16位干部，以及船上水手和工作人员28人的遗体安葬于山东赣榆县抗日山烈士陵园。原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政委，后任第二炮兵司令员崔田民满怀深情地为田守尧等烈士题写了一副对联内战抗战身经百战建奇功，为党为国遍体弹痕名千古；横批是永垂不朽!

　　《捕蛇者说》并非虚构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这是唐代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之时，针对当时苛政伤民的社会现状，写下的不朽名篇《捕蛇者说》中的一段。大致意思是永州荒野出产一种奇特的蛇，黑皮而有白色的花纹。这种蛇接触到草木，草木会全部死掉。如果咬了人，没有人能救治。捉到这种蛇把它制成药饵，可以治疗很多疑难杂症。所以太医以皇命每年两次征收这种蛇，招募捕蛇者，以蛇抵其租赋。虽然很危险，百姓为了逃避赋敛苛政，冒死争着从事这种营生。因为柳宗元对异蛇的描述有失真之处(指“触草木，尽死”一句)，千百年来一直有人认为“永州之蛇”为虚妄，世上并没有“触草木，尽死”的蛇，所谓“异蛇”完全是为了说明“苛政猛于虎”的观点而杜撰出来的艺术形象。很多人据此断定，《捕蛇者说》根本就是“假语村言”。

　　关于这个疑问，我在宋史中找到了答案《捕蛇者说》并非虚构!

　　南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记载永州言诸县民畜蛊者三百二十六家，诏本州徙穷僻处，无以充役，乡里勿与婚姻。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记载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四月壬申，徙永州诸县民之畜蛊者三百二十六家于县之僻处，不得复齿于乡。

　　这两段文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公元964年4月9日，朝廷下诏命永州各县326个畜蛊之家迁徙到偏僻之处居住，不得在乡里生活。这些畜蛊之家不需要服劳役，乡里人家亦不得与他们通婚。这里，所谓“畜蛊者”就是养蛊的人，而养蛊就是养蛇。

　　何谓“蛊”?在我国，“蛊”是让人闻之色变的东西。最早的“蛊”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现象动物(包括人类)死亡之后肉身腐烂，蛆虫自体内爬出。当时的人类认识不到是死亡导致肉身腐烂，而误以为是体内有“蛊”致使肉身死亡，因而“蛊”的最早涵义就是“体中有虫”的意思。古人认知能力有限，加之巫医、巫术别有用心的牵强附会，把一些奇症怪病和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与“蛊”联系起来，使之神秘而恐怖，于是便有了“蛊术害人”的说法。西汉武帝晚年，佞臣江充埋设偶人迫害太子，诈称武帝生病是“巫蛊作祟”，造成数万人死亡的惊天冤案。可见最早的“蛊术”实际上是一种封建迷信活动，“蛊”是自然界里并不存在的东西。

　　“蛊”作为传说中人工培养的毒虫，不知产生于何时。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他说养蛊的人捉百虫(很多虫，不一定实指百种或百只)置于大瓮之中，历经很长时间，必有一种虫会吃尽其他的虫，存活的这只虫毒性最大，就称作“蛊”。我们知道，虫是会意字，其甲骨文为蛇形，本意就是蛇，后来逐步引申出各种歧义。把很多虫放入大瓮之中，可见放入的都是小动物。我们知道，蛇基本上是吃荤不吃素的，各种活体小动物如鼠、鸟、蛙、蜥蜴、黄鳝、泥鳅、蚯蚓、蝎子、蠕虫等，乃至于蛇的同类，无不是它的口中之食。一虫吃百虫，这种存活的虫只能是蛇。饲养蛇的过程中，需要很多活体小动物，何止百虫?很明显，“蛊”就是人工养殖的蛇。

　　我们再看柳宗元的记载“吾恂恂而起，视其缶(口小肚大之陶器，其形似瓮)，而吾蛇尚存，则弛卧。谨食(喂养)之，时而献焉。”这一段记载表明，唐代的捕蛇者捕捉到活蛇之后，需要将其暂时饲养，等待官府来人收购。可以想象，捕蛇者有时难免会捕捉到小蛇，或者饲养过程中成年蛇正常繁殖，于是便在暂时饲喂过程中渐渐学会了养殖。所谓蛇蛊、蝎蛊、蛤蟆蛊、泥鳅蛊、虫蛊等，其实就是养蛇过程中投放的蛤蟆、泥鳅、蚯蚓等常用蛇饲料。李时珍描述的养蛊，与养蛇的情形完全一致。因为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永州捕蛇者的被动养蛇行为逐渐转化为主动，形成了古老的养蛇业。普通百姓对“养蛊”业者畏而远之，地方政府又不加详察，多加歧视。于是便上报朝廷，将他们迁往人烟罕至之地居住，沦为社会地位低下的贱民。

　　永州古称零陵，位于今湖南西南部潇水和湘江汇合处(今永州市区)。古时这里丘陵遍布，气候湿润，物种繁多，特别适合蛇类生长。据记载，永州地区的毒蛇有十余种，蝮蛇、五步蛇、银环蛇等毒蛇都符合“黑质而白章”的特征。柳宗元写《捕蛇者说》是在公元九世纪初，当时大唐王朝已经衰落，华夏陷入一个半世纪的内乱之中。北宋初年，永州属于“十国”之中楚国(南楚，以湖南为中心)的辖区。南楚政权存在六十多年，公元930年楚王马殷死后，他的儿子们围绕王权开展争夺。此后33年间，政权更迭九度易主。为了战争需要，当权者横征暴敛，苛政猛于虎，民不聊生。

　　乾德元年(963年)三月，宋军大兵压境，楚国投降纳入大宋版图。当时湖南有十四州总计六十六县，但户口仅有97286户。永州自古就属于蛮荒之地，经济很不发达，当时人口至多一两万户。乾德二年(964年)迁徙畜蛊者，永州境内的从业者竟然有326户，可见养蛇业在永州已形成相当规模。这些“捕蛇者”的后裔们好容易迎来太平盛世，却又被新的当权者赶入深山老林。这正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