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共情报ldquo;黄埔军校rdquo;：李克农曾希圣

中共中央社会部1939年2月在延安成立，当时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尽管再度携手合作，但原有芥蒂并未就此消除。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后，相关措施纷纷出台。于是中央社会部在此背景下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中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

　　1939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即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

　　延安城南的七里铺，有个偏僻的小沟。1938年6月，这里突然来了36名学生。三孔窑洞，一个班挤住一孔，8名女生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学员们被告知，不准与外面联系，不要互相打听来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里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举办的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而后又连续举办七期，培训了大批情报侦察干部。由此，人们戏称七里铺是培训共产党情报保卫人员的“黄埔军校”。

　　把七里铺称为“黄埔”，这口气也许大了。中共情报保卫部门办训练班可不是七里铺一家，上面有中社部的枣园训练班，旁边有边区保安处的三十里铺训练班。

　　当时的边区，情报保卫干部缺口很大，有文化的干部缺口更大。虽然都是情报侦察训练班，七里铺的学员都是知识分子干部，三十里铺则都是陕北本地干部；七里铺的培训目的是打入敌后，三十里铺的培训目的是做边区本地公开工作。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在训练班讲授革命气节。因为学员们毕业后都要被派到敌后工作，都将面临出生入死的考验。陈云说，做一个革命的情报人员，对革命忠贞是首要条件。外国和国民党靠金钱美色收买间谍，中共的情报工作向来重视理想、信仰与道德教育。

　　授课的李富春、孔原、徐特立、高自立、邓杰等人都在白区搞过地下工作，有些曾经被捕过，经受过酷刑的考验。他们的课，让学员们坚定了信念。

　　训练班的课程同正规学校不同，没有教材，也没有系统的理论，，授课人都有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结合实例讲解，学员们十分解渴。

　　中社部部长讲授反托派斗争。革命阵营内部的反对派，被称为最危险的敌人。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介绍日本情报机构。那日本女谍川岛芳子的活动能力，真是令人惊叹。临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延安的李克农，抽空到训练班讲课。特科时代从事地下活动，国共合作时代具有合法身份，两种条件下开展秘密工作应有不同的方式。红队怎样英勇锄奸，八办如何骗过特务监视，李克农讲得比小说还生动。刘鼎向大家演示如何化装。这个老同志不仅善于使用伪装身份，而且善于变换自己的面目……

　　经过半年训练，一个月实习，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学员结业。七里铺第二期训练班于1939年2月开始，11月结业。这期学员全是男生，而且上来就学一个月日语。按计划，这些人毕业后将全部派往日军占领区。

　　二期的教员职务没有一期高，课程却更加专业。长期在敌后工作的八路军保卫部长吴改之，教如何密写。曾希圣则教情报分析。

　　中共在红军时期就开展无线电侦听工作，从中获得大量国民党军事情报，为反围剿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曾希圣就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建国后，曾希圣任安徽省委书记。

　　刘鼎教无线电通讯。同周恩来一起留学法国之后，刘鼎又到德国学习军事机械制造，到苏联学习军事工程设计，回国后在中央苏区造出红军自制的第一门炮、第一批炮弹。熟悉现代技术的刘鼎向大家教授收发报技术，没有电台就用锤子敲击铁轨来演示电码。这位擅长技术的刘鼎，建国后任第一机械部副部长。

　　训练班最有意思的是实习。领导上派出两组人员，一组情报，一组侦察，两组互相不相识，暗中斗法。

　　七里铺一个学员实习谍报员，化装成卖菜小贩，到了预定地点，这老兄把担子横在路上叫卖。三十里铺的学员实习抓特务，一看这人就不像小贩，哪有挡路做生意的小贩？于是，三十里铺学员抓了七里铺学员，一直闹到上级保卫机关，才弄清都是自己人。

　　二期学员也出了不少干部。王林在延安时曾任毛泽东的行政秘书、建国后任北京市民政局长，侯良后任新疆公安厅长、政法大学校长，杜定华后任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新华社纪检组副组长，严夫、张季平后任国家安全部局长，杨岗后任四川公安厅长，伊里后任陕西公安厅长，薛光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乔庄后任云南公安厅长，郝苏后任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就是这些从延安窑洞走出的年轻学员，后来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组成了新情报、保卫战线的骨干。

　　剩男剩女未必就是现代社会景观，一千年前的宋代，就不乏“单身贵族”。如今的剩男剩女，多源于生活压力或无婚主义的影响。并无晚婚观念的宋代，绝无“同居”之说，一般十七八岁就成家生子，为何成堆的剩男剩女呢?根源主要在科举制度。

　　宋朝科举制度完善，为朝廷选官拔吏的主要途径，赶考走仕途是许多学子的终极目标，以致“不及第不成家”成了一些人的誓词。宋真宗赵恒诗云“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帝王的号召力是显而易见的，为一朝登第，何患无妻?别急，别急，千万别急。

　　一个家族兴盛的标志，就是有几人登科、有几个女子嫁给士子。“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金榜题名者常常成为豪富择婿争夺的目标。但金榜题名者名额不足，经不起天下人争抢。不经卧薪尝胆寒窗苦读，别指望找到“颜如玉”、“黄金屋”。苦读取功名的结果，成长起大龄青年、大龄壮年群体。

　　这也影响了大宋的女士们，“女怕嫁错郎”，既然做官的吃香，大家闺秀们便挤破头争当“官夫人”，于是出现宋朝特有的“榜下捉婿”怪圈。在发榜之日，各地富绅们全家出动，争相挑选登第士子做女婿，坊间称为“捉婿”。宋人笔记对“榜下捉婿”多有涉及。富人为攀新科进士，不惜重金，堪称史上奇观。朱彧《萍州可谈》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铒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宋代“捉婿”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经济的崛起，富裕阶层渴望通过联姻跨入上层社会，金榜题者亦可当富绅的乘龙快婿，何乐而不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