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过日军撤退前大屠杀：731魔窟最后四名幸存者

731部队的旧址今天已经成了纪念馆。按照日方记载，被送入731的“犯人”们进行过各种反抗，但最终无一逃脱死亡的命运。这是因为，慑于人体试验可能带来的舆论冲击和法律审判，日军对送入731的人员管理极为严格，严密的监视和不断的实验死亡，使囚犯们完全没有逃脱的机会。

　　，在搜索东北抗日联军资料的过程中，却意外发现，在731部队的手中，确曾有4名抗日组织人员，成功地逃出了魔掌。而且，他们的逃生还带有国共合作、共同抗敌的色彩。他们分别是:国民党吉林省党务第三督导区108支部书记长李广德和党员何家训，110支部书记长张人天，以及中共党员、抗联侦察员李遇迟。

　　731部队在佳木斯市万发屯东北驻有一个特别分队，对外称为“三岛理化研究所”，李广德等4人即被关押在这里。1945年8月12日夜，由于苏联红军逼近牡丹江，日军对这里的在押人员进行了大屠杀。为了杀人灭口，连在此处为日军做饭、担任看守的4名白俄人与一名朝鲜人也被一并枪杀。

　　日军的屠杀计划堪称周密。自从苏联红军开始对日作战，看守已经两天没有给囚犯们任何食物，以消耗他们的体力，避免可能遇到的抵抗。执行屠杀的是桥本喜一郎等5名富有经验的武装特务。他们按照计划，分别负责18间双人牢房的屠杀，第一轮枪击后交换负责的监室，再进行第二轮射击。

　　四名抗日志士死里逃生

　　，这4名抗日志士却在大屠杀中死里逃生，成为至今所知落入731部队手中后仅有的幸存者。四人中反应最快的是张人天。作为有军事背景的地下工作者，他在日本特务开枪的瞬间做了一个摆动，结果左臂中弹。在日本特务进行第二轮射击前，张机智地钻到已经死亡的难友何振国身下，并用受伤的手臂挡住头部。结果，又有一颗子弹击中他的手臂，但其余大部分打在了何振国的尸体上。张身体其他部位没有中弹，是4人中负伤最轻的。

　　何家训先中了两枪，还在挣扎中，日军第二次射击，一弹击中其头部，左进右出，带出了4颗牙齿。何血流满地，昏死过去。但事后发现，这一枪仅仅在他的两腮各穿一洞，并没有伤及其他器官。

　　李广德和李遇迟在同一间囚室。因为两人在对付审问时“态度狡猾”，日军对他们恨之入骨，竟一口气将子弹打光。两个人每人都挨了8颗子弹，李广德的一条腿被齐膝打断，李遇迟胸部被击成重伤。不可思议的是，两人竟然在这种情况下都活了下来！

　　日军屠杀后，大约对从事这种残杀有所畏惧，加上苏军进展神速，特务们并没有敢进入牢房检查，仓促间也没有找到预先准备的汽油焚毁建筑，随即匆匆撤离。

　　当时幸存下来的5个人(还有一个是与何家训同一间囚室的赵连青)，谁也不敢发出动静，一直装死熬到天亮，确认日本人已经走了，才开始各自逃生。

　　张人天率先设法凿开了囚室的墙壁，听到别的囚室没有任何动静，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于是把被子搭在墙上(墙顶有电网)，翻身而出，逃走了。

　　李广德和李遇迟两人伤势沉重，动弹不得，自认必死，于是蘸着鲜血在囚室的墙壁上写下标语，以留给后人。

　　何、赵二人带伤挖开囚牢，已经是1945年8月13日。他们没有马上逃走，而是相互扶持着寻找其他生存下来的人。他们发现了还活着的二李，无力帮两人打开囚牢。这时，李遇迟又昏迷过去。李广德对何、赵说:“我已经不行了，李遇迟也不行了，这里不可久留，不要为我们这两个没用的人，让我们民族的力量再受损失了。”

　　何家训、赵连青含泪而去。或许是因为内脏受了伤，能支撑着前来救人的赵连青，却连大门都没出就突然死去。何家训则在13日下午逃出。

　　李广德不堪忍受痛苦，勉力用床单拧成绳圈，挂在窗户上想自尽，却被苏醒过来的李遇迟救了下来。李遇迟四肢几乎不能动，用牙齿撕扯李广德，将其从窗户上拉了下来。

　　两个人互相帮助，终于在14日晨挖开囚室，逃了出来，并放火引来周围百姓，将他们救了下来。李遇迟获救后，即被转交给苏联远东军佳木斯司令部，遗憾的是此后情况不明。李广德亦被当地学生抢救脱险。抗战胜利后，他不满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又感动于李遇迟的帮助，遂参加共产党，成为长春城中的一名敌工人员，曾为保存杨靖宇将军的遗首做出了贡献。

　　盛爱颐(1900年——1983年)，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是民国十大才女中唯一的实业家，是第一个涉足娱乐业的女企业家，上海百乐门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上海交通大学(原南洋公学)校董，是上海最大的资本家——常州人盛宣怀的七女儿。盛爱颐从小聪明伶俐、见多识广，是盛宣怀最为宠爱的女儿，盛爱颐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她精通英文，能画善绣，写得一手好字。她16岁那年盛宣怀去世，盛爱颐便已是亭亭玉立、如花似玉的豪门闺秀了。盛家子女中，当数四少爷盛恩颐(汉冶萍钢铁集团总经理)和七小姐盛爱颐最有才能和胆魄，他们遗传了盛宣怀的优秀基因。盛爱颐外表柔美秀丽，但内心坚韧刚烈，其桀骜不驯的气质不亚于史良，她一生历经波澜，有三件大事轰动了全国。

　　第一件事，盛爱颐与宋子文的豪门恩怨。

　　当时宋子文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当上了盛恩颐的英文秘书，因为宋霭龄原先当过盛家五小姐盛关颐的家庭教师，与盛家上下都很熟。在与盛家接触中认识了盛爱颐，盛爱颐的高贵、美貌和才干令宋子文仰慕，宋子文也长得一表人才，举止谈吐儒雅得体，办事雷厉风行从不误事，很快赢得了盛家人的好感。但盛爱颐的母亲盛宣怀正房夫人庄德华硬是不同意这门婚事，庄德华出身江南第一豪门常州庄家。起初庄夫人觉得小伙子人不错，但得知宋家是广东人，他父亲(宋查理)是教堂里拉琴的，七小姐怎么可以嫁给这样的人家?母亲的反对令宋子文和盛爱颐悲伤不已。1923年2月，平定陈炯明兵变后，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宋子文由宋庆龄引荐步入政坛。孙中山一封封电报催其南下，宋子文认为是个人发展的好机会，于是力劝盛爱颐随宋一起赴广州。

　　盛爱颐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她不想惹母亲伤心，内心深处对婚姻自主也充满了向往。盛爱颐抓了一把价值昂贵的金叶子(黄金树叶造型的礼金)送给了宋子文，希望日后宋子文革命成功后再来找她。宋子文很感激也很失望，自知从家庭门第上是配不上盛家七小姐，只能在往后的革命中寻找伴侣了。1930年当他回到上海时，已是民国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带着新夫人张乐怡出入公开场合了。张乐怡虽及不上盛爱颐出身那么高贵，但也算是富商之女，美丽大方也不亚于盛爱颐。盛爱颐为负心郎宋子文大病一场，她一直到32岁才与庄夫人的内侄庄铸九结婚。

盛爱颐

　　第二件事，第一个妇女维权案。

　　1927年秋天，庄夫人去世，在清理庄夫人的颐养费的部分剩余遗产时。老四盛恩颐节外生枝，具状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要求，要求将早已归入慈善基金的那部分，提出来由盛氏男方五房(即盛宣怀的三个儿子盛老四盛恩颐、盛老五盛重颐、盛老七盛升颐，以及孙子大房的盛毓常、三房的孙子盛毓邮)分掉，这就在家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盛爱颐不服气，这笔基金已归入公产怎么还可以讨回?如果可以讨回的话，那么按照民国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继承权，那么就应该分成七份，七小姐、八小姐都应有权分到一份。盛恩颐不同意，于是盛爱颐通过法律途径来为自己和妹妹维权。盛爱颐虽是高墙深院里的大家闺秀，但更是上海滩上的新知识女性。1928年，盛爱颐把他三个哥哥及两个侄子告上了法庭。

　　案件所涉及的财产对于盛爱颐来说并不多，但她敢于在第一个打起维护女权的官司，则充分说明了她的胆识和气概。此案在报界一经曝光，即刻引起极大反响。因为按照传统家族析产的办法，女子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民国后讲男女平等，虽然在政府法律条文上已经明确女子也有继承权，但真正实行起来困难颇多，得有人带头才行。所以盛爱颐打的这场官司，是民国以来第一例女权案，而且是出自豪门的案例，其社会意义重大，成为一个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传统制度的改革问题，因而轰动全国。

　　盛家七小姐的维权官司得到了致力于妇女解放和新生活运动的宋美龄宋庆龄的鼎力支持，社会舆论和道义已经倾斜到了盛爱颐的一边。9月5日开庭之日盛况空前，法院宣告盛爱颐胜诉，七小姐盛爱颐和八小姐盛方颐各赢得了金额不多但社会意义极其重大的五十万大洋，从此女性的地位和财产继承权利在此就迈向了一个新的时代。

　　第三件事，创办上海百乐门舞厅，第一个涉足娱乐业的女企业家。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这首著名的“夜上海”之歌，已经唱了80年。这首歌由现代音乐之父常州人陈蝶衣创作，由金嗓子常州人周旋演唱，表现的正是常州人盛爱颐所创办的百乐门舞厅华丽奢靡的盛况。“百乐门”可以说是上海的代表，更是“民国黄金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象征。有诗作赞叹百乐门“月明星稀，灯光如练，何处寄足，高楼广寒，非敢作遨游之梦，吾爱此天上人间”，从此“天上人间”这个传奇的词语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1932年，盛爱颐用官司赢得的50万大洋建造了一座六层美式风格的大楼，创办了“百乐门舞厅”娱乐公司，时任国民政府的上海市市长亲自出席开张典礼。百乐门舞厅建成后立即成为了上海最负盛名的豪华娱乐会所。张学良等国民党高官经常光顾，宋美龄经常在百乐门举行招待酒会，陈纳德陈香梅的婚礼在此举行，徐志摩陆小曼是常客，卓别林夫妇访问上海时慕名前来跳舞，百乐门也是黄金荣杜月笙等大佬们经常聚会之地。百乐门已经成为上海上层生活的一部分。

　　从盛爱颐创办“百乐门舞厅”，追溯到盛宣怀与近代工业，可以发现盛家为发展民族产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盛宣怀几乎创办了工业的所有第一第一个钢铁企业、第一个招商局、第一个造船厂、第一个军工企业、第一个重型机器制造局、第一个电信局、第一条国家铁路、第一批轨道交通制造企业、第一批现代化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等等，可以说现在所有重工业的基础和脉络全部出自盛家产业。就连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娱乐场所，竟然也出自盛家小姐之手。盛爱颐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她本身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校董，她把盛家愚斋藏书楼的十多万卷藏书全部捐献给了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