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结构：阎锡山亲自任会

　　1936年10月，薄一波同志主持牺盟会工作后，经过改组，从组织领导、人事配备、工作任务到活动范围，都与初期有很大的不同。

　　薄一波同志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以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又增派了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王鹤峰、傅雨田、李力果、侯振亚、刘有光、廖鲁言、冯基平、唐方雷、刘亚雄、谷景生等10几位在白区工作有经验的党员骨干。为了适应阎锡山在用人问题上的特点，北方局又挑选了一些山西籍的同志回到太原。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原先在北平清华大学学习。曾在清华大学的党支部、西郊区委、北平市委组织部工作过。1936年12月，李雪峰同志(当时他是我的党内直接领导人)对我说，要挑选一些对山西情况熟悉一点的同志回山西工作，而且最好是山西人。因为阎锡山不信任外地人，而薄一波带回去的10多个同志又都不是山西本地人。所以这一次你也要回去。于是，我就和武新宇、梁寒冰等同志一起回到了太原。

　　我离开北平的时候，是市委书记安子文和我谈的话，由安写的介绍信。我和薄一波接上组织关系后，薄对我说“你要自己找职业。能到牺盟会工作更好，不到牺盟会去别的单位也可以。然后我再给你安排党的工作。”随即我便找到原来在清华大学的同学牛佩琮同志，由他介绍我到牺盟会。这时，牺盟会的骨干就多起来了。如在山西本地参加牺盟会工作的宋劭文、戎子和、牛佩琮等同志，都是牺盟会的重要领导成员。

　　领导

　　会长阎锡山。常委薄一波、雷任民、冯基平、牛荫冠、宋劭文、傅雨田、梁化之，共7人。

　　执行委员张隽轩、杨贞吉、刘玉衡、刘岱峰、戎子和、郭挺一、梁膺庸、张文昂、董天知、周子贞、顾永田、李力果、杜春沂、张干臣、徐宏文、王永和、智生元、薄右丞、楼化蓬，共19人。

　　阎锡山指定的牺盟会具体负责人是梁化之和薄一波。当时，牺盟会的负责人称为秘书。但对梁与薄都没有人这样称呼过。

　　在牺盟会总部下面，设有以下几个组织组织训练委员会。负责牺盟会的组织工作、干部训练和干部分配，负责人是李力果、雷任民。主要干部吕调元、楼化蓬。干事王仲义、亚苏。在组织训练委员会工作的有二 三十人。

　　宣传训练委员会。负责牺盟会的宣传工作。在委员会工作的大约也有二三十人，负责人是裴丽生。主要干部张稼夫、侯振亚。

　　太原市委员会。是在总部直接领导下的工作单位。它主要负责太原市工人、学生和各阶层的组织发动工作。有时也和总部一起做一些上层人员的工作。负责人(秘书)牛荫冠。

　　市委委员傅雨田、梁膺庸、冯基平、黎颖。干事王耿人、王世益、赵辉。

　　市委会下属5个区。各区负责人一区张国声。二区顾永田。三区谷景生、高晋才。四区牛荫冠(兼)、王兴让。五 区李涛。

　　抗敌救亡先锋队(简称“抗先”)。队长董天知。在总队工作的有陈平、纪毓秀、凌则之、陈永年、王竟成、陈大东、陈颉学(陈岱)、叶其瑾。

　　总务负责人戎子和。

　　机构组织

　　1.军政训练班

　　最初有5个连队，后来扩充为12个连队。其中有几个连队的学员较特殊，如六连和七连，都是红军东征时被俘的红小鬼，还有政治犯和进步青年。十一连学员为女生。训练班指导员的来源分三个阶段1936年8月至10月主要是由自强救国同志会派遣的阎锡山的政工人员担任;1936年10月至1937年4月，主要是由薄一波派遣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1937年8月以后，各连队原有的指导员都被调往国民军官教导团工作，就从原来连队的干事中提升继任。曾在各连队担任过指导员的人，大约有一连杨贞吉，二连童克明，三连崔道修，四连周新民，五连牛佩琮、韩钧，六连周仲英、杨献珍，七连雷任民、戎子和、周仲英，八连张韶芳、张汝俊，九连谷景生，十连王鹤峰、智力展、周仲英，十一连刘亚雄，十二连韩钧、廖鲁言。

　　2.民训干部团

　　成立于1936年底，是专门训练民运干部的机构。总负责人是牛佩琮和张隽轩。牛佩琮兼政训主任。

　　民训团共有7个队一队指导员张隽轩，政治工作员刘有光。二队指导员牛佩琮。三队指导员李一清、刘有光。四队指导员王鹤峰。五队指导员王耿仁、智力展。六队指导员杨献珍。七队指导员雷任民、徐荣。

　　3.国民兵军士及军官教导团

　　1936年11月在祁县、太谷成立了两个国民兵军士训练团，训练班级军士干部。1937年4月，又成立了8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培训中下层军事干部，在全省招收学员。原计划训练6个月，实际上七七事变后即告结束。各团军事工作人员均由晋绥军官教导团和军士训练团中调来。其中团、营级军官由阎锡山警卫旅旅长杜春沂提名，经杨爱源同意后由阎锡山委派。各级政训干部由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中的政训人员或学员中选拔。

　　在教导团中任团长的有陈纯汉、贾毓芝、徐纪璋、武玉山、李挺秀、李冠军、刘鸿英赵世铃、朵珍等。

　　在教导团中任政治主任的有韩钧(军训二团)、张文昂(教八团)、李一清(教五团)。刘玉衡、傅雨田也在教八团待过。

　　4.村政协助员训练班

　　成立于1936年10月。学员来源，主要从太原各校招收，也有来自外省外县的中学学生。集中训练10天到半月，就很快分配到各县去了(一县3至4人)。至1937年3月左右又集中回来，到训练班经验，其后，一部分人又到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继续学习。

　　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分两部分在太原的一部分归军政训练班负责;在省城以外的一部分由宋劭文负责。

　　5.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

　　成立于1937年4月间。是由军政训练班的七队扩大组成的。训练班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是军训班和民训团的原班人马。

　　以上两个训练班也是军政训练班的一部分。

　　穿过历史茫茫的烽烟,走过世纪重重的云雾,一个婀娜的身影正缓缓向我走来,这是一个正当妙龄的女郎。她的身后,清丽的兰江在蜿蜒流淌,渐渐汇入了波涛滚滚的黄浦江,大江两岸一路芬芳,开满了洁白的兰花。那些兰花摇曳着,组成一行飘逸芬芳的字眼:郑苹如,浙江兰溪人,生于1917年……

　　从明星到特工

　　在别人眼里,郑家二小姐是个可爱的邻家女孩。她父亲郑钺当时担任上海市高等法院特区分院首席检察官,家住法租界吕班路万宜坊八十八号(今重庆南路二零五弄),邹韬奋、傅雷、丁玲、郑振铎都是她的邻居。

　　著名作家郑振铎这样描述记忆中的她:“身材适中,面型丰满,穿着华贵而不刺眼,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一个有教养的纯情女孩,难得的中华女儿。”在上海滩时尚界眼中,郑苹如是一颗“明日之星”。1937年7月出版的《良友画报》第130期的封面女郎就是她,不过当时只称之为“郑女士”。当年刊物的编辑马国亮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直到好几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她是一个轰轰烈烈、献身抗日的爱国烈士。她的全名是郑苹如。”

　　在1937年秋季一次聚会上,老牌特工人员陈宝骅见到了郑苹如,立刻认出就是前不久《良友》封面上的美女。交谈后才发现她竟是郑钺的女儿,是上海法政学院的学生。望着这个怀有强烈爱国激情的大学生,想着她既有高官父亲,又有日本母亲,自身还拥有精通日语的条件,陈宝骅马上向郑提出,为了“更好地抗日,更好地报效国家”,邀请她“加入团体”,郑苹如欣然答应,就这样被发展成为中统特工组织成员。

　　郑苹如赤诚的爱国心来源于家教,她父亲郑钺字英伯,留学日本时就加入了同盟会。他郑重地告诫成为特工的女儿:“为了国家,什么都可以牺牲”。她母亲虽是日本人,却支持的抗日事业。

　　陈宝骅亲手发展的这名女特工身手果真不凡,很快就以半个日本人的身份和流畅的日语,融入了侵华日军驻沪各机关中上层交际圈,并得以自由出入诸多日军部门,获取了大量高端机密。其中最重要的,是汪精卫叛国的信息。1938年8月和12月初,她二次获得汪“近日将有异动”的情报,都以急电向重庆报告,成为迄今所知预报汪精卫叛国第一人。

　　刺杀丁默邨

　　此后,她又接受了另一项重要任务:刺杀丁默邨。丁默邨是湖南人,早年参加中共,后叛变加入国民党,又以军统局处长的身份投靠汪精卫,成为汪伪特务组织的“一把手”,双手沾满抗日军民的鲜血。丁默邨的脑袋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到手的,先前的暗杀行动都失败了。陈宝骅思考再三,决定抓住丁默邨好色的弱点,派郑苹如用“美人计”除掉他。

　　于是郑苹如便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以“师生关系”在一次社交活动中与这位过去的中学校长邂逅,就此挂上了钩。郑适时地恃宠撒娇,逗得色鬼丁默邨神魂颠倒。

　　中统见时机成熟,便布置下手。安排郑苹如以购买皮大衣为由,把丁默邨诱杀在西伯利亚皮货店。

　　1939年12月21日,丁默邨邀郑苹如去沪西一朋友家吃饭,郑陪丁默邨直到傍晚。饭后两人同车,当汽车驶至戈登路(今江宁路)西伯利亚皮货店时,郑苹如突然提出要去买件皮大衣,并拉着丁默邨同她一起下车挑选。丁默邨的职业反应是:这并非预先约定的地点,停留绝不能超过半小时。正当郑挑选皮衣时,丁默邨突然发现玻璃橱窗外有两个人在向他打量,顿时心中起疑,便从大衣袋里摸出一沓钞票给郑说:“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然后转身向外跑去。此时正在店外伺机下手的中统特务没料到丁默邨会突然冲出来,措手不及,竟让他冲过了马路。丁的司机见他狂奔而出时就已开好车门发动引擎。等枪声响时,丁已关上了车门,子弹只打在防弹车门上,丁毫发无伤地逃脱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