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阁森大使被炸案：抗战初期最大的信息泄密事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情报部门所破获的黄浚父子叛国案被人号称为民国史上最大一桩日本间谍案，曾引起社会的轰动。破获的过程，在当时却是秘而不宣，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国共抗战大肃奸》一书披露了详细的内幕。

　　黄浚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机要秘书，其地位仅次于秘书长，深得汪精卫的信任和欣赏。此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长期在北洋政府任职，与北洋各要人及前清遗老遗少多有来往，十分熟悉前清的掌故和历史，撰写了一部约数十万字的近代笔记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内容丰富，精彩纷呈，在当时非常得好评。他的诗、词、书法文章俱佳，可谓才名满天下，比如梅兰芳先生的拿手戏《天女散花》，就是由黄浚创作的。

　　像这样一位大才子，很难想像他竟是一位日本间谍。

　　他的身份暴露缘于江阴要塞泄密案。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从战略角度出发，在华东开辟新的战场，在筹划淞沪之战时，曾有方案，以海军突然封锁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江面，既防止日军舰队从上海进攻南京，另一方面拦截并猎获当时处于长江中上游的日舰日船，一举取得战略上的先手。

　　这是当时的最大军事机密，除与会的几位高级将领以及担任记录的机要秘书黄浚外，无人知晓。此次会议的时间是在1937年8月5日，从6日起，在长江中上游沿线各港口及江面正在行驶或停泊的日军船只全部升火飞速驶向长江下游，冲过江阴要塞。而在重庆、武汉、南京一带的日本侨民也都突然停止一切工作与活动，随日船撤离。许多人甚至丢下了贵重的物品而不顾，有的连摆上桌的饭菜也没来得及动筷子就匆匆上船而走，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是突然得到消息的。

　　因为日方事先得到消息，中方的这次行动没有收到奇效，仅捕获了两艘日本商轮。日本海军全身而退，在后来的淞沪之战中，给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很明显，中方高层人士中出现了“内鬼”。

　　战事发生后，因为战场形势危急，身为中方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几次要到前方督战，但因日本飞机对南京到上海的铁路进行了严密的封锁，狂轰滥炸，很不安全。新任副参谋长白崇禧建议道，因为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将去上海接见英侨，可以搭乘他的汽车，以避免日军飞机的轰炸。蒋介石对这一意见表示了同意。到了第二天，蒋介石却临时改变了主意，一者另有要事脱不开身，二者他也不愿为了躲避日机而乘坐挂有英国国旗的车。结果，许阁森在半道上即遭到日机扫射，且身受重伤，生命危险。英国当时是中立国，许阁森的座车上又有明显的英国标志，为什么日机不惜冒犯国际公法和开罪英国而开枪开炮，显然他们知道蒋介石将乘坐此车，他们是冲着蒋介石来的。

　　那么，他们是怎么得知这一消息的呢?

　　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受命调查此事。他将江阴泄密案与这一事件串并起来，发现能知道这两次事件秘密者并不多，在一一进行排除外，将目光锁向了黄浚。于是进行了秘密的监视，从中又发现黄浚及他那位在外交部供职的儿子黄晟与汤山温泉俱乐部的一位女招待有频繁接触，军统特工随即对那位女招待展开调查，吃惊地发现这位女招待竟是一位日本特工，叫南造云子，决定收网。

　　黄浚父子被捕后，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不久即被国民政府明令枪决。

　　而南造云子却出人意料地从国民党监狱脱逸，这又是一个不解之谜。此人后来在上海蒋汪日特工战时被枪击而死。

　　黄浚间谍案被破获的经过除以上说法外，戴怡康在其所撰《英国大使被狙击的幕后》一文中另有补充，在江阴泄密案和狙击英国大使案发生后不久，又发生了一起中央军校逃车案，日本间谍将暗杀的目标指向蒋介石。

　　这件事让蒋介石尤其恼火，他是以黄埔起家的，所以在南京时，大都住在中央军校内，因为他以为住在他的学生中间是最安全的。现在，最安全的地方也不安全了，这使他感到日本间谍的可怕。

　　此事发生在9月初的一天，中央军校内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中央党政军各部大员及蒋介石本人都届时出席，警卫也特别严密。就在大家静候蒋介石莅会时，会场上发生了一阵骚动，不一会有人报告，有两名嫌疑人企图混入会场，被识破后乘坐一辆轿车逃跑了。

　　事后，军警进行了调查，判断那两名嫌疑人很可能是日本特务，目的就是企图刺杀蒋介石和其他军政大员。这两个特务如何能混入中央军校，又如何知道蒋介石要参加会议呢。

　　军警清查了那天校门登记的进出中央军校各单位参加会议的官员车号，发现那两名嫌疑人乘坐逃走的轿车竟是黄浚的轿车，从此揭开了黄浚的面纱。

　　冈村宁次在侵华战争中曾担任过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派遣军总司令官”。他指挥的日军使用的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不是日军测绘的，而是1927年冈村宁次从北洋军阀、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司令部中偷走的。那么冈村宁次怎么会干出“蒋干盗书”那样鼠窃狗偷之事呢?

　　冈村宁次，绰号泥瓦匠。1884年5月15日生于日本东京石坂町。少年时代的冈村宁次渴望当一名真正的军人。他在中央幼年学校毕业后，便报考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毕业后，又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步兵科。在校学习努力，训练刻苦，并在头脑中植入了效忠天皇的愚忠思想。他认为万一在对外战争中阵亡，“肉体虽死，灵魂犹存”，“贯彻忠节无死无生”。他最感兴趣、最着魔的问题是研究问题，梦想使那块广袤神奇的土地，变成殖民者的乐园，，把侵略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

　　冈村宁次以优异的成绩从士官学校毕业后，被授予陆军少尉军衔分派到步兵第一联队补充队任队附。他兢兢业业，干得很卖劲，并盼望立即有战争爆发。

　　1904年日俄战争的锻炼，使冈村宁次成熟了不少。以后只要有战争，他都要求去前线，接受战火的磨炼，增长才干。日俄战争结束后，冈村宁次调驻朝鲜。1907年12月，他奉调回国，在母校东京士官学校担任学生队队长。与此，他为了晋升高级军官，在校任职的，又学习专业知识，准备报考陆军大学。当时，清朝政府向日本派了大批留日学生学习军事，1907年秋天的这批留学生共一百零八人，校方将他们分别编入学生队的第三、四、五、六队，冈村宁次是第三队队长，这个队中不少人日后成为驰骋疆场的一代名将，例如孙传芳、阎锡山、陈仪、卢香亭、周荫人等。冈村宁次对他们管理很严，经常打骂。一个星期天，孙传芳和他的结拜兄弟卢香亭、杨文恺、周荫人等外出喝酒，个个醉醺醺而归，被冈村宁次撞见，当场打了他们的耳光，并骂道“像你们这种散漫、落后、不思进取的民族，早晚会被我们消灭掉!”都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孙传芳仗着酒劲也回骂了一句，于是两人抱做一团，打了起来。虽然，冈村宁次占了便宜，将对手打得鼻青脸肿，但他也佩服孙传芳的胆量。不打不相识，从此两人过从甚密，竟成了朋友。日后，冈村宁次成了孙传芳的高级军事顾问，也有这一层旧关系。1909年，孙传芳在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回国，冈村宁次则于次年考取陆军大学第二十五期继续学习。

　　1914年8月，冈村宁次被调到参谋本部任班员，这是专门综合分析研究来自的情报的一个部门。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加入英、法等协约国，对德国宣战，出兵强占原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冈村宁次以参谋本部派遣人员的身份，到“青岛围攻军”司令部工作，任务是搜集日德战争的相关情报。

　　从此，冈村宁次就与“结缘”，经常在北方的土地上往来，搜集情报，从事间谍活动。几年间，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间谍网。当时，他的学生阎锡山已成为山西省的统治者，他数次去山西造访阎锡山，与之建立了密切关系。在他的牵线搭桥下，阎锡山将山西一个铁矿的开采权让与日本财阀三井株式会社，而三井则供应阎锡山所需的各种器材和装备。冈村宁次与阎锡山还保持了密切的私谊，抗战期间，冈村宁次在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任内，双方之间达成一种默契。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日本投降及国共内战结束，蒋介石逃离大陆，还余音袅袅。

　　1923年8月，冈村宁次升任中佐，为参谋本部第二部(班)部附。12月来到上海，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这时，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他的学生孙传芳已是直系军阀的得力大将，在军事舞台上崭露头角，授陆军上将。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孙传芳与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联手，乘机进攻浙江，夺取杭州，进军上海。北京政府任命孙传芳为浙江军务督理兼浙闽巡阅使，孙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崛起东南，令各方刮目相看。冈村宁次不断到杭州与孙传芳讨论局势，帮助他出谋划策，企图让孙成为东南霸主，从而使日本获得更大的权益。

　　江浙战争的结果，皖系军阀惨败，直系力量空前膨胀，引起关外张作霖的嫉恨，发兵进关。直系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大总统曹锟，吴佩孚大败。奉军南下，长驱上海，与孙军对峙。孙传芳以屈求伸，遂与奉军妥协，退回浙江。

　　1925年10月，孙传芳联络苏、皖、赣、闽各省军阀，吹响反奉号角，分兵三路，进攻上海、南京等地。奉军战线太长，顾头不顾腚，仓皇北逃。孙传芳组成东南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杀进南京，渡江挥军北上，一口气将奉军撵到山东境内。反奉战争的迅速胜利，奠定了孙传芳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的霸主地位，开府金陵，雄踞五省，自成一系，野心大炽，想吞并全国。他特别感激冈村宁次的情报和谋划，为了再进一步扩大地盘，特聘冈村宁次为高级军事顾问。冈村宁次将此事请示参谋本部，该部认为日本支持孙传芳，对排挤英美势力，发展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力量大有好处，于是将冈村宁次作为军务局编外人员，同意其到孙传芳处充当军事顾问。冈村宁次在东南五省联军中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原因是他的学生在五省联军中多充当要角。如浙江总司令卢香亭、浙江第一师师长陈仪、福建总司令周荫人、总参谋杨文恺等。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以消灭北洋军阀为目标。北伐军在国民的积极支持下，势如破竹，迅速夺取湖南、湖北，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原是抱着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想等两败俱伤时再动手击败北伐军。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长沙会议上决定，分兵进攻江西，打到孙传芳的五省地盘上来。孙总司令只得慌忙发兵援赣，自己亲自坐镇九江，将总部设在“江新号”轮船上，冈村宁次的舱房就在孙指挥室的隔壁。当时，孙传芳的舱房内挂着一幅五万分之一的华中地区军用地图，那是他为进取武汉，彻底打败北伐军而准备的。这种军事地图是留日学生回国后，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测绘而成的，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由于印制很少，各指挥机关都极为珍视，按绝密文件保管，极难获得。尽管冈村宁次备受孙传芳尊敬，经常请教作战事宜，但却不让其接触地图。

　　一次，正当孙传芳站在地图前思索军事方案时，冈村宁次突然跨了进来，孙传芳连忙拉起幕布将地图掩上，而冈村宁次用眼角一瞥，便发现是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宝贝”，顿时心中狂喜，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应付几句便退了出来。军事地图对军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地图。尤其在当时的条件下，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对一个间谍出身的军人来说具有何等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于是他下决心将地图偷到手。

　　某次，冈村宁次去南昌前线协助卢香亭作战。当冈村宁次做好作战计划后，卢便要求他将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带回九江的联军司令部，冈村宁次如获至宝。他到达九江时，战局发生急剧变化，孙传芳“江新号”轮船下锚的旁边，停靠了从下游来的装满弹械、军衣的“江永号”轮船。在北伐军逼近九江时，中共九江地下党为支援北伐战争，派便衣爬上轮船，点燃了堆放军衣的船舱，引起大爆炸，该轮下沉。孙传芳急令“江新号”起锚，驶往下游。此时，岸上的北伐军炮火又向江面上开炮轰击，冈村宁次乘机雇了条小船，在船夫的帮助下，将小船摇到停泊于九江江面上的日本旗舰“安宅号”旁。旗舰上的日本军官看见冈村宁次一身士兵的打扮，不准他上舰。突然冈村宁次看见甲板上有一名他认识的参谋，这样，舰上才放下软梯，惊魂未定的冈村宁次才得以脱险。在仓促中，他丢弃了所有的行李物品，却冒着生命危险，将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偷”了出来。

　　冈村宁次回国后，将那份地图交给参谋本部，获得嘉奖和一笔巨额奖金。一年之后，那份地图被印制出来。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曾洋洋得意地说“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大部分是我秘密搞到的。”当时，他被陆军大臣任命为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官，隶属华中派遣军，参加攻取武汉的战役。武汉地区地形十分复杂，这些地图使日军便于熟悉华中地区的地形地貌。冈村宁次每天都用有色铅笔把部队的进展情况标绘在桌子旁边的那份地图上，他甚至把被日军占领的山头一个一个地标记下来，随着部队缓慢西进，那份地图上渐渐出现了一些细小的碎点，这些碎点看起来很像衣服上的碎点花纹。冈村宁次望着地图，“常常希望这些碎点早日连成一片”。

　　在华中作战中，尤其是在武汉地区作战中，一位日本军官曾说“武汉作战和大陆各次作战，多亏有这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只是由于局部(特别是距主要道路较远地区)不够精确，也曾为作战带来一些差错。”在以后日军发动的南昌作战、襄东会战、赣湘会战等战役中，那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都派上了大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