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英烈节振国：拿着菜刀砍死五个鬼子的铁汉

　　节振国，开滦赵各庄矿矿工，著名的抗日英雄。

　　节振国，男，1910年10月9日生于山东省武城县刘堂村(今河北省故城县)，1940年8月1日牺牲在冀东抗日战场上，年仅30岁。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以“刀劈日本宪兵的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为题，在“永远的丰碑——抗日英雄谱”中重点介绍了节振国的英雄事迹。

　　节振国少时家贫，自幼习武健身。10岁时家乡大旱，随全家逃荒到赵各庄矿，14岁下井当童工。“九一八”事变后，他深明民族大义，带领工人抵制日货，砸日人商行，深受工人拥戴。

　　节振国爱憎鲜明的阶级意识和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受到地下党组织的注意，一些党员向他传播革命思想，逐渐把他引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3月间，英国资本家在赵各庄矿实行“井下记工制”，卡死了工人以打连班来养家糊口的生路，引起工人们极大愤怒。中共河北省委指示唐山工委，抓住工人的迫切要求，由经济斗争引到政治斗争，引导开滦工人举行武装暴动，支援八路军抗日。3月22日，在中共唐山工委的领导下，开滦煤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是赵各庄矿的工人停工上井，包围了矿方公事房，提出了罢工条件。矿长陈甲三推诿哄骗不成，便下令矿警弹压。节振国率工人奋勇抵抗，并砸毁了工人最痛恨的查工处。当晚，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节振国当选为纠察队大队长，率1000名纠察队员负责维持矿山秩序。节振国表示“我担任大队长，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保护罢工委员会和厂矿机器设备，不叫奸细破坏。第二，坚决执行罢工委员会的命令，不准任何人私自进厂上班。第三，防止内奸从咱们内部破坏罢工运动，如果有叛徒，我就坚决除掉他。”在节振国的带领下，纠察队员手拿斧头和镐把站岗放哨，罢工工人控制了整个矿山。

　　资方为了对付罢工，施展分化毒计。为了击破资方对罢工的破坏，节振国把资本家送到自己家的两袋面扛到罢工委员会，用来救济最困难的工人。罢工坚持20多天后，节振国向罢工委员会提出分掉东煤场存煤换粮食的建议。4月15日晚，数千工人和家属聚集在东煤场装煤，节振国率纠察队在周围警戒。矿警见纠察队严阵以待，不敢上前制止。抢煤场斗争的胜利，为坚持罢工斗争提供了物质保证，终于迫使资本家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取得了大罢工的胜利。这次大罢工打乱了日寇将开滦作为“战地后方”能源基地，为其提供军需用煤的战略部署，具有延缓日军南侵速度、支援其他抗日战场的重要意义。

　　罢工结束后，日寇为加快掠夺开滦煤矿的资源，和开滦资本家勾结起来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他们对罢工积极分子进行报复性镇压。6月下旬，日军宪兵和伪军扑向节家抓捕节振国。敌人将胡同两头堵死，在门前架起一挺机枪。当时节振国不在家中，日本宪兵就抓住了节振国的妻子刘玉兰和哥哥节振德。节振国闻讯后立即赶回家中，为救亲人，节振国冲进院子里，与日本宪兵和伪警展开了搏斗。节振国临危不惧，抓起锅台上的菜刀砍倒日军宪兵伍长高野。顿时，日伪兵大惊失色。节振国乘机抽出高野的战刀，猛力砍杀，一连砍死砍伤三个日本宪兵两个伪警。其他敌人见势不妙，惊慌后退，向里开枪。节振国割开哥哥节振德身上的绑绳，冲出屋门。就在他跳上院墙时，左腿中弹。但他忍着剧痛冲向敌人，又砍倒了一个宪兵。趁敌人退出院外之机，节振国翻墙而走。几经辗转，来到丰润工友家养伤。节振国刀劈鬼子兵的消息轰动了唐山城乡，成为唐山沦陷五年来抗日斗争最壮烈的一幕。节振国刀劈鬼子兵的英雄壮举激发了开滦工人和唐山人民武装抗日的斗争信念，吹响了开滦工人和唐山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号角。

　　节振国伤愈后，抱定“拉队伍，跟日本鬼子斗”的决心潜回赵各庄矿，昼伏夜出，进行武装抗日的联络工作。正在这时，中共冀热边特委按照党中央关于开展冀东游击战争的指示，发动了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节振国闻知，异常兴奋，集聚了30多名矿工在滦县韩家哨村，树起抗日大旗，然后率队伍进入滦县榛子镇，收缴了伪警察的枪支。不久，节振国投奔了冀东抗日联军李运昌的部队，被改编为抗联第二路司令部直辖特务第一大队，节振国被任命为大队长。

　　在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的高潮中，矿区工人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李运昌司令员令节振国攻打赵各庄，发动工人参加抗日暴动。7月18日夜，节振国率队攻克赵各庄矿伪警察所。早已跃跃欲试的矿工无比振奋，纷纷揭竿而起，有200多人参加了工人特务大队。在工人特务大队的号召和鼓舞下，矿区工人抗日声势日益浩大，由赵各庄矿扩展到唐家庄矿和林西矿。节振国完成了发动工人暴动的任务后，把队伍拉出矿区汇入到冀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游击战中。

　　1938年秋，冀东抗日部队在西撤途中受到重创。节振国率领的工人特务大队也伤亡、散失了大部，加之与抗联司令部失去联系，部队情绪波动很大。节振国鼓励大家咬着牙干下去。在节振国的带领下，工人大队在招集失散人员的，四处寻找抗联总部。终于在北部山区找到了李运昌司令员。节振国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在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与日军进行殊死的斗争，心情非常激动，怀着对党的敬仰和向往之情，郑重地向李运昌提出入党要求。

　　节振国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这支以产业工人为骨干的百余人的抗日队伍又活跃起来。他按照抗联司令部的布置，率部队活跃在矿区和滦县榛子镇一带。为了扰乱日军后方的治安，节振国多次率游击队进入赵各庄袭击伪警察所、打特务、除民团，使赵各庄日伪统治机构一度陷于瘫痪。日寇连遭打击，恼羞成怒，向赵各庄派驻了守备队，在矿区周围不断“扫荡”。面对叛变投敌的把兄弟、同乡夏连凤的劝降，节振国嫉恶如仇，大义灭亲，当即处决，并将尸首示众。在以后的抗日岁月中，节振国对敌作战越来越勇敢，思想觉悟也越来越高。1939年秋，在丰润霍庄，由中共冀东地委书记周文彬介绍，节振国光荣加入了共产党，实现了他的夙愿。

　　1940年5月，节振国从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随部队返回冀东。7月，他到达丰滦迁地区后，连夜赶到司令部请战。经他再三请求，李运昌司令员同意他暂时与十二团一起行动。1940年8月1日，节振国在十二团团长陈群的指挥下，率旧部夜袭赵各庄敌人弹药库后，撤至滦县下尤各庄休整。下午2时，部队遭到敌人围攻。经过激战，消灭日本鬼子50多人。紧接着部队又在下尤各庄东与敌展开战斗，就在节振国逼向敌人阵地时，左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仅30岁。

　　1940年，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听取冀东区党组织负责人吴德介绍节振国事迹时，曾指示说，这个同志很好，我们要注重保护培养。可惜的是节振国未能听到领袖的关怀，就为国捐躯了。节振国牺牲后，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知道了他的事迹，指示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关于节振国的作品，教育人民，打击敌人。1940年，慰冰同志在《工人》刊物第11、12两期以“工人阶级的英雄——白脸狼”为题，向解放区军民介绍节振国的英雄事迹。

　　解放以后，节振国烈士被党和政府隆重安葬在冀东烈士陵园，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反映节振国英勇一生的作品，如中篇小说《赤胆忠心》、长篇小说《血染春秋》、纪实小说《威震敌胆》。现代京剧《节振国》，除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大中城市演出外，还拍成了彩色戏曲片。电视连续剧《节振国》也先后在中央以及省市电视台播放。1991年，开滦党委在节振国生前战斗过的赵各庄矿建立了节振国纪念塑像。2005年，河北省委宣传部、唐山市委在唐山风凰山公园建立了节振国纪念塑像。

　　孙中山同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多年以来，后者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孙先生的革命事业。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遭到通缉的孙中山流亡日本。宋嘉树毫不犹豫地率领家人跟随孙先生一同到了日本，并让自己的大女儿宋霭龄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3年8月，宋嘉树的次女宋庆龄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回国途中到日本探望父母，并受人之托给孙中山带了一封私人信件，由此结识了心目中崇拜已久的革命领袖。1914年9月，由于宋霭龄要同

　　孔祥熙结婚，宋庆龄便接替姐姐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令宋嘉树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女儿竟爱上了这位革命领袖。

　　对于宋嘉树而言，尽管他本人忠实信仰“三民主义”，对孙中山怀有深厚的情谊，但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好友，心里还是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许多人看来，孙、宋二人的结合的确存在诸多障碍双方年龄相差悬殊;孙有元配妻子卢慕贞和三个子女;基督徒不许重婚，也不可离婚;孙的处境危险，长年漂泊不定。1915年7月，当孙中山就与宋庆龄的婚姻问题试探性地征求宋嘉树的意见时，后者在回信中明确表示“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们的女儿不会为任何人做妾，哪怕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王、皇帝或者是总统……，不论是谁，我们不会允许女儿和一个已有家室的人结婚。对于我们来说，好的名声远比荣誉和面子重要。”与宋嘉树相比，宋庆龄之母倪桂珍对这桩婚姻的反对态度更为激烈。

宋耀如

　　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她和孙中山的婚事返回上海征求父母的同意，结果由于遭到家庭的激烈反对并被软禁在家。消息辗转传到日本后，孙中山派人前往上海接应。宋庆龄在保姆的帮助下，由上海乘船于10月24日抵达日本东京。而在此之前，孙中山于9月派人把元配卢慕贞接到日本，专门商谈离婚事宜。就在宋庆龄到达东京的前一天，卢慕贞带着离婚协议回到澳门。10月25日，49岁的孙中山与22岁的宋庆龄在律师和田瑞家举行了婚礼并签订了婚姻誓约书。

　　在获知女儿潜往东京的消息后，宋嘉树夫妇立即追至日本，试图为阻止这桩婚姻做的努力，可惜为时已晚。据亲历此事的孙中山好友梅屋庄吉的后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是宋嘉树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吼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庄吉夫妇很担心出事，打算出去劝宋嘉树。孙中山向他们说，这是他的事情，不让他们出去。孙走到门口台阶上对宋嘉树说道“请问，找我有什么事?”暴怒的宋嘉树突然啪的一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磕了三个头就走了。而宋庆龄后来则向斯诺讲述道“我父亲到了日本，对孙博士大骂一顿，我父亲想要解除婚约，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双亲同意，但他未能如愿，于是就和孙博士绝交，并与我脱离父女关系。”令人感慨的是，尽管对这桩婚姻很不情愿，但在回国后，宋嘉树夫妇仍补送了一套古家具和一幅百子绸缎的被面作为嫁妆，并且在之后仍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另一方面，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在革命阵营内也引起了许多非议。例如他的亲密战友胡汉民、朱执信等人就曾多次当面进行劝阻，结果孙中山很严肃地说“展堂，执信!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的家庭私事。”或许正因如此，当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举行婚礼时，许多原本流亡日本的革命同志并未参加，只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及陈其美在场。在婚礼上，孙中山送给新娘的礼物是一支手枪，他还说“这枪配了二十颗子弹，十九颗给敌人准备，一颗，是危急时留给自己的。”

　　毫无疑问，1915年孙中山先生最大的收获就是与宋庆龄的婚姻了。此后10年间，宋庆龄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协助丈夫继续开展革命工作，而她也凭着自己的表现得到了革命阵营的认可和尊敬。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发动武装叛变，炮轰广州非常大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危急关头，时已怀有身孕的宋庆龄恳请孙中山先走一步，她神色凝重地说“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最终孙中山留下50名侍卫保护妻子，自己先行乘乱突围，登上永丰舰。不久，宋庆龄在卫队和友人的保护下幸运脱险，但却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和整日奔劳不幸流产。而经过这次突发事件，宋庆龄临危不惧的气魄和舍身取义的品质在革命阵营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即使许多先前对她怀有成见的革命者也都由衷地生出敬意，正式承认其“总理夫人”的身份。

　　摘自《1915，表情》，作者杨红林，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