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误读：如果不是美国的原子弹日本早已灭

　　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这造成了大量的日本平民伤亡。时至今日，日本也年复一年以核战争的受害者身份，塑造和平国家的形象，尽可能回避讨论在那场战争中的所为与责任。

　　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上，美国投放原子弹被说成是为了抢在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之前，抢夺逼迫日本投降的主功。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认为，即便没有原子弹，在苏联红军摧枯拉朽的攻击之势下，日本投降顶多被延迟而无法避免。而另一些热衷于翻案的史学家则宣称，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作出投放原子弹决策之时，日本其实已经放弃了抵抗意志，美军用核武器来对付两个不设防的日本城市，相当不人道。亦有军事史家经过论证宣布，美军当时若使用常备武器登陆日本本土，也可以在伤亡不大的情况下，以战促降。

　　如果人们知道1945年6-8月驻防在日本本土的军力，与拟参加九州岛登陆战的美军军力的对比，就肯定不会赞同“登陆战伤亡不大”的判断。日本九州岛守军共有60万人，还不包括半武装化的平民，而美军兵力共计76.67万人。此前在塞班岛之战和琉球之战中，日本军队分别以3万和10.7万人的死伤，换来了美军的1.7万人和6.8万人的伤亡。

　　“提前投降论”也是不真实的。即便苏联红军在没有美军配合的情况下，独自击溃了关东军，本土的军队也打败了驻华日军，也没有依据证明会迫使日本投降。日军投降后，多位受审的前政府官员均认为，停止战争很难成行，军方不仅不会主动投降，还会伤害公开提出这种建议的和平主义者。

　　战后在日本主持“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工作，并主导报告的保罗·尼兹(1963-1967年任美国海军部部长、国防副部长，1989年出版《从广岛到真相大白决定的核心》)是“提前投降论”的主要倡导者，事实上根本找不到可以支撑保罗·尼兹观点的战犯口供和文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热衷修正历史、涂抹真相的“历史学家”在保罗·尼兹观点上，还进一步推导出更为荒诞的结论，譬如日本侵略无害论，等等)。事实上，在日本天皇作出广播投降的决定后，仍有顽固分子武力侵入宫殿，暗杀了宫殿侍卫长，企图予以阻止，还试图杀害时任的日本首相。

　　美军海军陆战队前副司令、二战对日战争亲历者雷蒙德将军与佐治亚州高等法院资深法官丹·温合著的《进攻日本日军暴行及美军投掷原子弹的真相》一书，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这本书批驳了近年来在日本、、美国等国学界颇为流行的“原子弹不必要说”、日本“提前投降论”等观点，指出原子弹的投掷不仅避免了美军登陆战必然要付出的惨重伤亡以及日本军民的伤亡，而且更重要的是，挽救了大量人以及日本东南亚、南亚占领地区平民的性命。

　　为什么投掷原子弹，可以起到拯救数十万乃至更多人、朝鲜人、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平民的作用?书中就此回顾了日本自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50多年时间里，在、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持续化、极端化的暴行。这种暴行不仅包括侵入期内对战俘和平民的屠戮，更在占领期内开展以平民为实验对象的生化实验，肆意捕杀平民。曾有不在少数的学者宣称，日军侵华期间的暴行与军民的顽强抵抗有关，意思是说，因为抵抗才招致了报复，如果不抵抗，当个顺民，服服帖帖，马上就能享受到视同日本本土国民的保障待遇。还有经济学家就此为汪精卫一干人发表辩护。《进攻日本日军暴行及美军投掷原子弹的真相》书中对此给出了日军在本土、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占领区的暴行介绍，包括南京大屠杀和1945年2月在马尼拉上演的残暴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的屠戮。书作者汇总数据指出，仅1931-1945年，日军直接屠杀人数(不包括带来的饿死的人数)就达到了3000万，这其中包括许多在日军铁骑到来时望风而降、根本未曾组织过激烈抵抗的地区的平民。简言之，日军有屠杀平民的传统，不会因为占领区平民是否抵抗和配合就给予差别待遇。

　　这本书的第一作者雷蒙德·戴维斯曾参加过二战期间瓜达尔卡纳尔岛和贝里琉岛等地区的战役，日军的疯狂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日军在寡不敌众情况下从来就拒绝投降，还会选择将军营周边的日本移民、占领国平民以及关在战俘营里的人，统统作为陪葬品给杀掉。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在战后起获于台湾战俘营的刊物中，登载有日军大本营下发的第2701号命令，该命令要求必须在战败时对战俘给予集体处决。

　　《进攻日本日军暴行及美军投掷原子弹的真相》一书作者指出，原子弹确实带来了较大范围的毁灭，但美国在广岛与长期投掷两颗原子弹的事实从来就没有被扭曲与隐瞒过。相比之下，日本的所为，是在省略和遮蔽自己作为长期的、一贯的、残暴指数亘古未变的侵害者的罪行，而仅仅突出两颗原子弹带来的伤害。书作者抨击指出，日本官方从来没有对偷袭珍珠港、轰炸美军舰队以及后来虐杀大批美军和欧洲战俘加以认错，从来没有具体的就南京大屠杀等纵横整个东亚的超级大屠杀认错，也从来没有对殖民统治期间的残暴罪行，特别是让“活人遭受肢解，或被注射瘟疫与细菌”等灭绝人性的做法认错，日本官方挂在口头的“惨剧永不重演”其实就是对避免广岛和长崎的惨剧发生的愿望。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遭驻军射击并有一名士兵失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事实上，此前两个月，日本军方曾在山东青岛大做文章，为发动战争制造借口，尽管没能成功，却也挑起了一场重大的外交风波。

　　近代以来，青岛先是被德国“强租”，后被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强夺，上世纪20年代虽收回青岛主权，但由于日本人在当地的特权，中央政府一直未能正式驻军。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日本全面侵华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日军将突破口放在了青岛，因为在青岛日军拥有巨大的优势。

　　日本在青岛驻扎了海军陆战队，大量日本浪人以及日本的在乡军人(退伍老兵)充斥青岛，日本的军舰不时出现在青岛海面。而方面的驻军却很少，当时青岛控制在东北军系统的沈鸿烈手中，沈鸿烈是东北海军的司令，手上除了数量有限的东北海军水兵、海军陆战队外，剩下的就是青岛警察、保安队等不堪一击的力量。山东是军阀韩复榘的地盘，沈鸿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周旋于蒋介石、韩复榘和日本人之间，以保住自己的势力。

　　日本人对沈鸿烈逼迫日紧，屡屡制造事端，特别是那些武装浪人横行无忌，贩毒走私，青岛海关形同虚设，税款损失严重。由于沈鸿烈在西安事变中倒向了南京政府，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所以在被日本人逼得焦头烂额时，他只好向蒋介石求援，要求派一支中央军队进驻青岛。由于日本反对青岛驻扎中央政府军队，蒋介石就命令财政部税警总团总团长黄杰以保护当地盐税收入为名，派一个税警团赴青岛，青岛有胶澳、金口两个盐场，日本人对此也不好说什么。于是黄杰密令上校团长丘之纪率部秘密进驻青岛。

　　丘之纪1902年出生，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三期，参加过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参与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军阀叛乱，担任过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少校营长，1932年在淞沪抗战中因功被升为中校，1936年出任税警总团第五团上校团长。丘之纪率部到来，就像向一个表面平静实际上暗流涌动的池塘投下一粒石子，荡起了一波波涟漪。日本人很快发现这支部队足有2000人，装备先进，训练有素，收拾他们在青岛的海军陆战队绰绰有余。日本人来劲了，开始多方运作。

　　一方面，日本的外交使节向政府提出抗议，向沈鸿烈提出交涉;另一方面，日本特务穿梭于北平、济南、青岛之间，挑拨宋哲元、韩复榘与沈鸿烈的关系。，他们还组织日本浪人、侨民闹事。日本人想通过各种压力压迫政府撤走税警五团，他们此时已经有全面挑起侵华战争的企图，如果税警五团不撤走，他们就扩大事态，在青岛点燃战争导火索。

　　税警五团团部所在地摩天岭，成了日本人不断“造访”的地方。丘之纪被日本人搞得焦头烂额，但他处理得很得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让日本人没话说。一方面，他严厉约束部下，无事不得离开营房，有事必须外出时须着便装，避免与日本人的冲突;另一方面，他不断向沈鸿烈、黄杰通报消息，并且请黄杰将情况向外交部和军政部汇报，给南京的决策提供一手资料。

　　6月1日，日本驻华北外交官员云集青岛，开会商量对付税警五团。他们计议已定，如果丘之纪不能给他们满意的答复，日本做好事态升级的准备。第二天一早，他们驱车直奔丘之纪的摩天岭团部，税警团事件进入高潮。青岛总领事大鹰正次郎、副领事道明辉、济南总领事有野学、北平大使馆代办加藤传次郎，天津总领事崛内干城等人气势汹汹地质问丘之纪，态度蛮横，有如审判。他们提出六大质问，如驻胶澳区之兵力若干，是否尚需增加?是否开入市内?是否听命于第二师黄杰将军，抑或财政部?丘之纪不卑不亢地一一应对，称“本团兵力将近两千，依现状无增兵之必要”，“本团奉命看守盐滩，专为缉私，无入市必要……”

　　双方唇枪舌剑交锋了两小时，丘之纪以一敌十，面对10名盛气凌人、纯粹只为找茬的日本外交官，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他明白地告诉这些侵略者，自己的部队不是军队，而是属于财政部的缉私税警。日本人抓不住任何把柄，败兴而归。

　　摩天岭会见后，紧张的局势开始迅速降温。由于丘之纪的巧妙应对，日本人找不到任何发动战争的借口，加上日本掂量了一下自己在青岛的军力也不是税警五团的对手，就转而在卢沟桥附近制造事端，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七七事变”。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后，税警五团秘密进驻青岛市内，修筑工事，吓得日本海军陆战队悄悄撤退回国。很可惜，两个月后，也就是11月2日，带团赴上海作战的丘之纪将军，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受伤后坚持不下火线，不幸被日军炮火击中，壮烈殉国。1991年，丘之纪将军被民政部授予“革命烈士”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