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场空军绝活儿：冲出来ldquo;打闷棍rdquo;

　在人类漫长的战争史上，经常会出现两军实力相当、长期相持的局面。这种相持出现在哪个地段，通常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是后勤补给而不是双方将士的战斗力。我们可以看到，对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志愿军来说，这条相持线划在三八线上已经是当时军队补给能力的极限。这并不是说当时的补给能力不能及于汉江以南，而是在美军疯狂的空中绞杀下，补给物资根本难以送上前线，常常在路上就被摧毁殆尽。

　　战斗机性能

　　，在靠近国境的地区，为了掩护自己的运输线，志愿军空军和秘密参战的苏联空军遥相呼应，令“联合国军”吃尽苦头。世界空战史上著名的“米格走廊”就是美军飞行员对鸭绿江一线空域的绰号，因为中苏空军的米格-15战斗机经常出动，不断在这里给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军”造成损失。

　　美军除了飞机数量多，在空中的单机战斗力也相当强悍，这和美军飞行员有战斗机F-86有很大关系。这种优秀的战斗机水平机动性能极佳，适合缠斗。

　　如果看某些战例中的表现，空军简直比苏联“老大哥”还能打。在朝鲜战场的空战中，苏军曾经组织了一个“猎人”小组，全部由最优秀的苏联飞行员组成，试图迫降一架F-86拿回去研究。这个傲气到“告诉我们F-86在哪里，别的你们就不用管”的精英小组，在和美军的交手中很不顺利，先后损失了三名优秀飞行员也没能完成任务。，在空军的战例中，却经常出现一些类似赵子龙冲长坂坡的场面，比如击落过五架F-86的蒋道平，就曾经以一架单机主动攻击四架美机，并当场击落一架。

　　空战“一招鲜”

　　这简直令人觉得没有天理了见识过二战大空战的苏联空军，都讨不到好，为何空军的飞行员却能玩这种千骑破万骑的游戏呢？空军在朝鲜前线打出这种奇怪的现象，原因之一是空军也拥有一款优秀的战斗机—米格15式喷气式战斗机。

　　米格15式战斗机虽然是那个时代优秀的战斗机，与F-86相比，米格15并不占优势。苏联组成的“猎人”小组之所以表现不佳，就是因为拿米格15去“抓”F-86就不得不跟它缠斗，而进行这种短兵相接的厮杀，发动机马力更为强劲的F-86显然更为拿手，人家转弯半径就比米格15少三分之一。

　　，飞行员却不这样打，他们对付美军的战术，是争取提前发现对方，然后利用米格15垂直机动性更优秀的特点迅速爬高，抢占高空阵位向美机发动俯冲攻击。遭到袭击的美军飞行员如果没有被当场击落，往往利用娴熟的技术作出五花八门的动作，试图绕到飞机后面去反守为攻，结果却发现飞机早已踪影不见。偷袭未中的飞行员并不跟美国人比技术，不管你怎样玩花招，自己只是直接朝上方拉起来，找机会再从上向下重复这种鹞鹰捕雀的游戏。

　　这种简单到有点儿傻乎乎，几乎没有技术含量的战术令美军十分恼火又无可奈何。说来有趣，“MigAl-ley”，我们通常翻译作“米格走廊”，而英语的原意是“经常有米格出来打闷棍的小巷”，这个绰号可说与空军的战术十分神似。突然袭来的米格战斗机加上它一打一个大窟窿、挨上就要命的37毫米航炮，确实活像突如其来的闷棍。

　　刘伯承元帅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优秀的军事教育家，为我军军事院校教育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刘伯承有一句名言，“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刘伯承深知:古今中外任何有力量的军队，都不能“不教而战”;凡有才干的军事家，都懂得教育训练干部。“治军先治校”，是他的一贯主张，也贯穿其军旅生涯始终。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伯承到万县参加响应革命的学生军，从此开始其辉煌的军旅生涯。1912年2月至12月，他考入重庆军政府将弁学堂受训，因成绩优异被选入速成班学习，毕业后担任川军第5师司务长一职。旧军校正规的教育，不仅初步奠定了他的军事理论造诣，而且赋予他“治军先治校”的“旧式经验”。

　　1926年12月，刘伯承与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担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并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川军东出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就在泸州、顺庆起义成功后，他就在所属部队办起了军政学校并亲任校长，这是他“治军先治校”理念化为实践的开始。通过治校，使许多刚刚脱离北洋军阀系统的旧军官接受了新式军事、政治思想，站到进步方面来。

　　1927年8月，南昌起义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刘伯承认为:除了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之外，没有形成共产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没有对部队实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等因素，是南昌起义“根本的弱点”。同年12月起，受中共中央派遣，刘伯承先后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苏联学习两年半，他刻苦攻读了马恩列斯的军事著作和外国许多军事家的名著，因而大大开阔了眼界，加上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思考，更加坚定“治军必治校”的信念。

　　1930年7月底，刘伯承返抵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中共各省、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这是他“第一次从事红色军事教育”。期间，他负责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并为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一方面作为训练班教材，一方面发到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学校，促进了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1932年1月，刘伯承直接奔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接替叶剑英出任工农红军学校(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直至同年10月中旬调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长。期间，他针对红军以运动战为主的实际，大力培养运动战人才，贡献卓著。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所向披靡。两相比较，刘伯承深为毛泽东的卓越指挥才能所折服。以后，随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他更加自觉地宣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

　　1935年9月，红四方面军总部成立了红军大学(红大)，开设高级指挥科、上级指挥科和上级政治科，由刘伯承调任校长兼政委。当时，正值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独断专行的指挥下，开始大举南下。为治好这支被张国焘带向错误方向的大军，他坚决与朱德等同志站在一起，从整个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积极维护红大中红一、四方面军学员之间的团结，并通过他们影响部队回到正确轨道。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即组建红二方面军。7月初，刘伯承应邀到红二方面军，给指战员作打敌人骑兵的战术报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接敌处置、利用地形、武器运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则，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加强演练等问题，深受贺龙钦佩。经他力陈，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出任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成为我军历史上唯一主持过三大主力红军军事教育的人。

　　作为红二方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不负众望。1936年9月20日，他写出《我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一文，从军事和政治方面提出了训练、教育的要求，特别是提出了进攻、防御、迂回、行军、宿营、警戒以及野战等一系列战术要则与训练方法，对加强红二方面军的军事素质贡献至大。同年12月，红二、四方面军两所大学都并入抗日红军大学(后称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刘伯承顺理成章地成为唯一的副校长。

　　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刘伯承本人就是行家里手。刘伯承曾说:我们办好学校要有方针，方针就是抗大的方针。抗大的方针，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个方针的核心是坚持办校的正确方向，就是军事院校教育要为党和军队的政治需要服务，为部队建设服务。抗战爆发后，刘伯承主持的军事院校(包括随营学校、训练班)始终遵循上述方针，并继承了抗大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保持和发扬了我军院校教育的好传统。

　　1937年8月，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刘伯承担任一二九师师长。早在抗战初期，他就对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指示:将毛泽东军事论著，作为“第一种教材”。他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人民军队战史尤其是较近的实战战例，应作为第一种教材，只有这样才可以正其本;而日军的军事条令、教令等可作为“第二种教材”，只有这样才能用以分析研究作战对象的特点和战术;苏军的一些条令和军事理论则可作为“第三种教材”，可以开阔眼界，推动军事教育的发展。整个抗战时期，参加一二九师的绝大多数是工农分子，他们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文化水平较低。在刘伯承的关怀和号召下，部队办起了许多扫盲班、文化班，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为练成抗日铁军，他还“运筹帷幄、先胜教场”，先后办过师训练队(班)、师随营学校、师轮训队、师参谋训练班等，大力培养军事、政治、参谋人才。由于他的深谋远虑和把“治军先治校”理念化为实践，一二九师军事素养闻名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华北抗日铁军中的铁军”。

　　1945年9月，日寇刚刚投降，国共两军拉开战幕。刘伯承领导的晋冀鲁豫地区人民军队，仍然强调“治军先治校”，各级随营学校建制齐全，对加强部队军政素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48年9月2日，中原军政大学成立，时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兼任校长和政委。由于刘伯承的“名头”，中原军政大学在各军政大学中风头一时无两，为中原(第二)野战军培养了大批军政干才，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人才支撑。

　　1942年，刘伯承为八路军指战员作军事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