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革命烈士江姐去世前的一封遗书写了什么

　　每次想到江姐的故事，总会感人肺腑，令我肃然起敬一位女党员为了革命事业，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从不服软，也丝毫没有泄露党的秘密，他这种对革命事业忠诚的精神令人无限敬佩。只可惜，最终没有逃脱敌人的爪牙，英勇就义。其故事也被后人拍摄成许多影视剧，从而教育和鼓舞人们。

　　江姐的本名叫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1939年加入共产党，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重庆军统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仍坚不吐实，1949年11月14日被敌人杀害并毁尸灭迹。

　　江姐在监狱生活中曾有过一段小插曲江姐在临刑之前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是写给安弟(江姐的表弟谭竹安)的，当时江姐是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写下这封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这也是她生前的一封信。

　　2007年11月14日，在江姐牺牲58周年这天，这封人称“红色遗书”的文物终于在三峡博物馆向世人揭开了尘封已久的秘密。

　　信中大概说道“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6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儿子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江姐的这封遗书展示了江姐鲜为人知的柔情一面。

　　这封遗书长约十二厘米，纸面粗糙，因年代久远，已开始泛黄。“这是江姐就义前的一封信件。”

　　人们都认为革命战士是钢铁铸成，其实英雄也有温柔的一面，江姐在生命的时刻，除了革命事业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遗书字迹相当潦草，不时出现涂改墨迹，可见当时江姐心中对孩子的牵挂之情。”

　　在阴森恐怖的渣滓洞监狱里，江姐悄悄写下遗书，又把遗书送出监狱 。当时，江姐住在渣滓洞监狱女二号牢房。在遇难前两个月，江姐给表弟谭竹安写下了这封遗书。当时，监狱中对犯人的控制十分严密，江姐根本无法弄到笔墨写信。后来江姐偷偷藏起一根竹筷，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把竹筷一端磨尖当笔，然后拆开棉被，把一些棉花烧成灰，调些清水，就成了墨水。

　　用自制的笔墨，江姐在一张草纸上写下了此信。遗书写好后，江姐通过一个看守，悄悄把信带出了监狱，辗转交给了她的表弟谭竹安。解放后，谭竹安将这封宝贵的遗书交给了博物馆并保存至今。

　　支那派遣军导演下的“跳加官” 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12月初，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找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苏锡文，在浦东成立了“上海市大道政府”。第一号布告就是公开征收鸦片烟税。

　　1938年1月1日，日本侵略者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任命邵式军(盛宣怀的外孙)为“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在租界接收了国民党财政部税务署和江苏省税务局，接印视事。松井原想把鸦片烟税也划归给邵式军征收，但又考虑到鸦片烟税属地方税，与统税有所区别。松井不信任苏锡文，就让邵式军推荐人选。邵式军的父亲邵月如从中拉拢了盛宣怀的侄子盛幼盒，以宏济善堂出面来负责征收鸦片烟税。又找了盛宣怀的孙婿周文瑞，与周文瑞的亲家尤菊荪，及工商界的姚慕莲、尚慕姜等人，在上海外滩正金银行楼上重行组织“上海市民协会”。

　　傅筱庵自从被撵出通商银行以后，野心不死。霞飞路傅家堂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跟他往来的人大多是绅商闻人、北洋政府旧官僚。这批人都鼓动傅筱庵卷土重来，其中最起劲的就是周文瑞。而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正在物色有名望的人物来当伪上海市市长。周文瑞就向松井手下的杨马林竭力推荐傅筱庵，松井一听傅是盛宣怀的心腹总管，又当过通商银行总经理、上海市商会会长，一拍即合，立即派员到傅家数度联系，正中傅筱庵下怀--这是他多年求之不得的事。傅筱庵提出伪上海市政府设在浦东来往很不方便，日方就同意不设在浦东。于是伪上海市政府就由浦东搬到江湾，恢复了“上海市市政府”的名称。松井就让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任命傅筱庵为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叛国投敌，于1938年10月16日上任接印视事。把苏锡文贬为伪上海市市政府秘书长。分别委任周文瑞、李鼎士、董光孚、王如松等充当财政、建设、地政、货物地方税等局伪局长，又委任他的心腹吴麦汀充任外交秘书。吴麦汀以前曾在通商银行当洋文翻译，与工部局租界当局颇有往来，又是一名商团(即工部局办的义务警察组织)负责人。从此，伪市政府的魔影就在租界上逐步显现出来了。

　　傅筱庵公然乘汽车在租界上往来，亲自出马与英法租界当局办交涉，并亲访英国大使寇尔、美国大使詹森、法国大使戈斯默等。并通函向租界当局提出租界上的居民户、商店一律不得悬挂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要改挂伪维新政府的五色旗。1938年11月4日，上海江海关大钟上的旗杆换上了五色旗。国民政府与有关各国曾订有“上海租界法院协定”。国民政府在公共租界设有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法租界设有第三分院。伪维新政府屡次派员准备接收。租界当局根据“上海租界法院协定”加以拒绝。傅筱庵向租界当局提出租界上法院的管辖权，国民政府的协定应撤销。并要求立即交出越界筑路的警权。此时租界上汉奸不断被人狙击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邵式军在南京路上被人狙击(未死)，市政府的几个伪局长也被人狙击(未死)，傅筱庵自己亦险些被人狙击。傅以此为借口，严令工部局取缔“恐怖分子”，并开出黑名单，命令工部局照单办理。如果工部局奉行不力，他们就直接派宪兵到租界上来捉人。傅又以此为借口—不断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妄图夺取租界的警权。

　　1939年3月16日，上海各团体电请国民政府向英、美、法三国大使提出抗议，并举法租界禁止市民悬挂国旗、公共租界允许日本宪兵到租界捉人为例，指出这些都是对极不友好的行为。可是大使馆和工部局鉴于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只求苟安一时，就一味低头，采取了步步退让的政策。傅筱庵得寸进尺，不断向工部局提出抗议。

　　1939年4月25日，日本政府派往河内迎接汪精卫的专使影佐祯昭和犬养健陪同汪精卫由河内到海防，所乘日本“北光丸”专轮，于5月6日在上海虹口码头登陆。日本军部指定江湾重光堂为汪精卫的行馆。傅筱庵以伪上海市市长的身份忙于迎接。

　　1940年，傅筱庵突然图谋夺回通商银行。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在通商银行劫去了现钞10万元，离开上海溜往香港，在香港与其它银行设立联合通讯处。又将通商银行的有价证券742万多元携往香港，寄存在香港美国大通银行，将大部分库存现金及一切重要单据、债券移存在上海美国花旗银行。抽出150万元现金转移到重庆，存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杜月笙离沪时，就把通商银行全权交给胡梅庵负责。胡梅庵害怕傅筱庵对他不利，非常恐惧，称病不出，把权移交给经理李祖基承担。李系胡梅庵的内弟。，通商银行在上海沦陷后，就由李祖基全权处理。傅筱庵任上海市伪市长以后，对杜月笙抢走他的地盘耿耿于怀，除图谋破坏通商银行外，还阴谋破坏中汇银行(杜月笙为该行董事长)。杜月笙得知这个阴谋活动后，就亲自出面打电报警告傅筱庵。傅接到杜的电报以后，不得不暂时作罢。傅筱庵一贯主张，有政权在手，不能不办银行，银行之利近而厚，欲以政权与银行并举。傅与周文瑞商讨，官商合办，通过上海财务官小原，与华兴商业银行洽谈，同意投资股款30%。先在苏州市设立“苏民银行”，以周文瑞为总经理，经理马乐宜。接着，又在杭州市设立“浙民银行”，董事长就让给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邵式军 (化名邵肖烯)。又在上海河南路开设“中亚银行”，董事长盛幼盒，以鸦片烟税收入作为存款再贷放出去。这三爿银行在傅筱庵的策划下，大权交给周文瑞，分布在苏、杭两地，和上海连成一气，是渗入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据点。

　　1940年3月29日，伪维新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即日起解散，接着汪精卫的伪政府在南京成立。

　　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日本军部所豢养的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邵式军，征收鸦片烟税的盛幼盒，一律加委，不敢撤换。

　　1940年1月6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英国人费利浦乘汽车回寓，被一群“黄包车夫”拦住去路，向他连开8枪，但未命中。这是汉奸特务公然以租界当局为暗杀对象的一个开端。费利浦向上海市伪市政府提出抗议，伪市长傅筱庵不得不前往“慰问”，并声言已捕获凶手三人。隔天，日本宪兵队长长林少佐、野藤少佐两人均发表谈话，否认其事。事实上，这三名凶手在新新赌场中是被赌场保镖无意捕获的。在租界，有些恐怖事件乃是日本人自己干的。有的是汪伪“七十六号”特务干的。他们借口取缔“恐怖事件”，不断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图谋夺取租界的警权。

　　1940年7月14日，汪伪行政院训令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与工部局交涉，限令上海《申报》、《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的外文编辑阿乐满、鲍惠尔、高尔等7人出境。7月22日，禁止上海各商号及娱乐场所在《大美晚报》、《中美日报》、《大晚报》、《大英晚报》、《正言报》等报刊登营业广告。并禁止报贩出售上述各报。租界当局迫于形势接受了上海市伪政府提出的要求。

　　1940年7月27日，上海不断发生汉奸被暗杀案。汪伪政府警政部政务次长李士群称“租界内之恐怖事件，系重庆方面之叛乱分子所为。”“纵容此种叛乱分子之肆行暴戾，则租界当局应负其咎。此事之后果加何?全在于工部局能有何种补救措施，余正在密切注视。”为上海不断发生暗杀案件，汪伪政府让傅筱庵向工部局提出抗议和警告。

　　1940年10月10日晚上，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在虹口官邸熟睡之际，被他最亲信的“两代义仆”朱升源用菜刀把脑袋砍了下来。当初，日本军部为傅筱庵在虹口圈子一所花园洋房作为官邸。家中仆从如云，雇有保镖23名，所有侍从均是他的亲信心腹。朱升源是炊事员，跟随他达数十年之久。傅的卧室戒备森严，层层有守卫。朱升源从何而入?头与体分离，砍死时总该有声响吧?可直到翌晨始发觉，朱升源又逃之夭夭。这对日本军部来说无疑是一个谜。日本军部在官邸附近大肆搜查，这一带的居民皆遭了殃，却敢怒而不敢言。

　　傅筱庵的“两代义仆”朱升源是被军统收买而下手的。傅筱庵大殓的一天，往吊者必须经过日本军部，领取颁发的临时通行证。沿途放电网，三步一岗。他被割下来的脑袋，由日本医生用针缝上，缠以白布，再放在楠木棺材里，葬于上海沪西永安公墓。

　　冢中枯骨，竟获日本天皇勋章 最可笑的是，在汪精卫伪政府“开国盛典”三周年的那天，日本天皇下诏授给一批汉奸以日本勋章。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笏授一等瑞宝章(陈笏于1939年2月29日农历元旦来沪度岁，突有壮汉10余人，手持武器冲入其宅，将陈笏击毙);前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曾仲鸣授二等旭日重光章(曾仲鸣于1939年3月21日死在河内高朗街27号，系军统所为);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授二等瑞宝章……以上这些人早已成了冢中枯骨，日本天皇授给他们勋章，对日本法西斯及其走狗必然灭亡的命运也绝不会有任何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