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为何要寻访张三丰？是不是为了长生

　　成祖兴修武当暗访建文的目的不必细说，但据相关文献记载，成祖暗寻建文帝的，也在寻访张三丰。

　　如《明史稿·胡淡神道碑铭》记有“丁亥（即明永乐五年，1407）上（即明成祖）察近侍中惟公（即胡濙）忠实可托，遂命公巡游天下，以访异人为名，实察人心向背”。这里的“异人”即张三丰，而所谓“察人心向背”就是访查老百姓的心是否归向成祖，或是仍向惠帝，其意就是要查究惠帝是不是仍然活着。有相同意思的记载还出现在王鏊《震泽纪闻》、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录》、郑晓《今言》等历史典籍中。查阅了上述史料之后，我们坦言，明成祖访寻惠帝是事实。但，其中所记“以访异人为名”则与事实不尽相符。相比较而言，《明史》的作者对此事的看法就比较客观。《明史·胡淡传》中记有“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就清楚地指出胡濙“访仙人张邋遢”是成祖给他的任务之一，即使其主要任务仍是“隐察建文帝安在”。

　　不仅如此，成祖访寻张三丰确实是很有诚意的。《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记载的永乐十年( 1412)二月初十日成祖致张三丰的《御制书》最能表示他渴见及仰慕张三丰的心情。现不妨全文录下“皇帝敬奉书，真仙张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亲承仪范，尝遣使致香奉书，遍诣名山虔请。真仙道德崇高，超乎万有，体合自然，神妙莫测。朕才质疏庸，德行菲薄，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谨致香奉书虔请，拱俟云车夙驾惠然降临，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怀，敬奉书。永乐十年（1412年）二月初十日。”同年三月初六日，成祖赐虚玄子孙碧云（1417年卒）的诗中也有“……若遇真仙张有道（即张三丰），为言伫候长相思”的诗句。该志书中还记有“永乐初，太宗文皇帝（即成祖）慕其（指张三丰）至道，致香书，累遣使请之，……”皇帝有如此心意，臣下当仁不让地要不辞劳苦地四处访寻。《明史·胡淡传》中，记载有胡淡从永乐五年(1407)起遍行天下访寻张三丰，历十年之久，至永乐十四年( 1416)才回京复命。

　　其实，访寻张三丰远不止胡淡这一路人马。早在永乐三年( 1405)成祖就已遣淮安王宗道遍访张三丰于天下名山了。王宗道也是一访便是十年，竞无所遇而还。，《汉天师世家》也记载了成祖派正一教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1410卒）访寻张三丰的事“戊子（即永乐六年，1408）十月，（成祖）手敕俾邀请异仙张三丰。己丑（即永乐七年，1409）再敕访寻张三丰。”如此有恒心地访寻张三丰，不可谓没有诚意了。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成祖在访寻惠帝的亦访寻张三丰，而且出自一番诚意。早期访寻张三丰或许也可能有其他特殊的目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自永乐十五年( 1417)后，其目的就比较清楚了，那就是求“仙药”。

　　永乐十五年( 1417)后，明成祖患病了。据杨士奇《三朝圣谕录》记载“……[宣德三年( 1428)]六月间，一日早朝罢，召杨荣及臣[杨]士奇至文华门，命光禄赐食既，上（指宣宗）日‘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师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时朝臣无贪者，年来贪浊之风满朝，何也？’对日‘贪风永乐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上问‘永乐何如？’对日‘十五六年以后，太宗皇帝有疾多不出，扈从之臣放肆无顾藉，请托贿赂，公行无忌……”’此“有疾多不出”，不妨理解为卧床不起，作为纵横驰骋一世的明太祖来说，能令其“不出”的病想必不会太轻。为了治病，他就经常服用灵济宫仙方。当有人劝他“仙方”不很对症并且有负作用的时候，他还大发脾气。

　　在《明史·袁忠彻传》就记有这样的事“忠徼一日人侍，进谏日‘此痰火虚逆之症，实灵济宫符药所致。’帝（指成祖）怒日‘仙药不服，服凡药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成祖是非常相信这些仙药的。，他在永乐十五年( 1417)撰写的《御制灵清官碑》一文中还大力赞扬仙药的功效“乃者朕躬弗豫，用药百计，罔底于效。神默运精灵，翊卫朕躬。顷刻弗违，随叩随应。屡显明征，施了灵符。天医妙药，使殆而复安，仆而复起，有回生之功，恩惠博矣。”患病而又非常相信仙方的成祖，更坚定了访寻张三丰的决心，与早期的访寻有所不同的是，永乐十五年( 1417)在访寻人员的选派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永乐十四年前，王宗道、胡淡等历十年之久的访寻之后，先后复旨。到了永乐十五年，成祖又派宝鸡医官苏钦等斋香书遍访名山求之。这医官访寻张三丰与成祖患病联系在一起，就让我们自然想到成祖此时访寻张三丰，理应是为了想从张三丰的身上得到一些所谓“仙药”了。

　　皇帝的女婿，公主的老公，这样的骄人地位，足以让东晋朝的每一个人艳羡不已。但桓温的成功，靠的绝不仅仅是这个。皇帝女儿多，女婿也多，能成器的却并不多。如果皇帝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晋书》)，最多也就是皇宫内多豢养了一个庸才。给个官职，铁饭碗，吃穿不愁，落上一肚子好下水，但不会有什么作为。桓温靠的可是真功夫、真本事。灭成汉、三次北伐中原，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大事。桓温有着骄人的政绩，有着征战疆场的威风。可以说，桓温一手遮天的显赫的地位，是与他的赫赫战功成正比的。

　　话又说回来，桓温能成为晋明帝的女婿，其实也不是偶然的。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毕竟不是谁都可以当皇帝的女婿不是?没点过人的本事，皇帝能瞧得上?而且当时的桓氏家族，地位并不像后来那么显赫。桓温的父亲桓彝，当时不过是个小小的宣城太守，实在是太普通了。桓温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相貌堂堂是其中一方面。他“姿貌甚伟”、“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是个招女人喜欢的纯爷们类型，符合做驸马的外在条件。这不是主要的，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找个帅哥还不容易?更为重要的是，桓温自小“有奇骨”，当时左长史温峤称其为“真英物也”，断定他将来是个人才。后来一度为相的刘惔也曾赞叹桓温，说“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晋书》)。意思是当年的孙权和司马懿跟他比，都要略逊一筹。这样的人成为皇帝驸马，也在情理之中。

　　桓温在历史上是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有争议，不是因为他的驸马身份，也不是他卓著的武功建树，而是他被后世指摘有篡逆之心。在路卫兵看来，其实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证据也不是很充分。因为这些言论都是来自皇宫内部，是东晋当朝的那些人的思想，老百姓才不管你这事呢。即便到了老百姓说三道四的地步，那也是从朝里传递出来的信息。换句话说，这是政治争斗的产物，自然有着不靠谱的一面。事实上，桓温在世时，并没有这方面的传言记载。只是当时桓温威振内外，简文帝“常惧废黜”(《资治通鉴》)，害怕被桓温给废了。篡位是自己当皇上，桓温有野心，有专权之意，这个我不否认，但和篡逆还离得很远。简文帝本来就是桓温废掉司马奕后立的傀儡，即便废了他，桓温也不一定会自己当皇帝。

　　直接在公开场合说桓温想谋反的，是权臣司马道子，不过他也是在桓温死后说的。一次宴席上，司马道子酒酣耳热之际，当着众人的面，对桓温的儿子桓玄说，“桓温晚途欲作贼，云何”?你爹死前想作乱犯上，是这么回事吗?这不过是一句醉话，并没有什么实际根据。况且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种假设。当时长史谢重就反驳司马道子，说“纷纭之议，宜裁之听览”。对那些猜疑的言论，您应该有所辨别。司马道子连说“侬知侬知”(《晋书》)。知道你还乱说!不知是何居心。

　　而司马道子说桓温要作乱，他也没好到哪去。孝武帝司马曜在位时(桓温在司马曜继位的第二年就死了)，司马道子与他“酣歌为务”，并“窃弄其权”。把人家司马曜架空了，自己专擅朝政，干的也是桓温曾经干过的事，他怎么不说自己有谋篡之意呢?况且他“官以贿迁，政刑谬乱”(《晋书》)。搞得朝廷乌烟瘴气，政绩比桓温差远了。说桓温有篡位之心，还有一个客观上的事实，就是后来桓玄的谋反。，儿子反叛，不能算在当爹的头上。况且，那时桓温已经死了30年了。

　　桓温在路过王敦的坟前时，说“可人，可人”!也被当做有篡逆之心的证据。其逻辑理论也很可笑因为王敦曾经作乱，桓温夸王敦，那么桓温自己一定是想效法王敦。这不过是妄加揣测而已。事实上，桓温心里并瞧不起王敦。桓温有自己的偶像，就是当年的名将刘琨，和祖逖一起闻鸡起舞的那位，后来做到并州刺史，在北方对抗匈奴刘渊。但有人偏偏将桓温比作王敦。按说王敦在身份上比刘琨显贵多了，他是琅琊王氏中的佼佼者，大司马王导的从兄，晋封汉安侯，掌管长江中上游的全部兵马，当时权倾朝野，无人能出其左右。桓温对这种类比却“意甚不平”(《晋书》)，心里并不高兴。因为他欣赏的是刘琨那样的真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