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为什么唐代的教数学的老师官品最低？

　　唐朝为了在全国选拔数学人才，在科举考试中首创明算科，考试只考数学一科。只要考试“得中”，便可直接授予官职。这一举措对数学教学推动极大，大大调动了人们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显庆元年(656)唐朝在国子监开办了数学专科学校 “算学馆”，设算学博士和算学助教主持日常数学教学工作。这样国子监内就有了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六个学馆。唐朝政府明令《算经十书》作为专门的数学教科书。各地方还有完备的官学和名目繁多的私学、家学、经学兼授、僧道传授等数学教学形式，这些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唐代数学教学的发展。

　　唐代采用了全国统考的方式，设计了命题形式、命题范围、评分标准、录取办法等一整套考试规定，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教师在数学教学中，多从生活实际和生活经验出发，结合具体数学问题进行讲解，使学生容易理解和掌握。这就是今天说的“理论结合实际”。但实际上这也导致了古代数学更多流于实际操作而缺失理论的和突破，不可能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现代科学。

　　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有李淳风、僧一行等。李淳风编订了十部算经，作为国子监的教材，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数学教材，还撰写过《九章算经要诀》一卷，公元644年编成《甲子元历》，对后世天文、历法和数学的发展贡献很大。唐代最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僧一行把数学与天文学结合起来，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他组织并领导的在全国十二个点对北极高度和日影长短的测量，是世界上第一次对子午线的实测。唐代的数学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国子监中设立“算学”就是5世纪以后数学获得高度发展的反映。当时的数学教学仍然是不受重视的。如国子博士的官阶是正五品上，但其中算学博士的官阶却是从九品下，是官阶中最低的一级。科举考试中明算科及第的出身很差，应试的人很少，到晚唐时期，明算科考试就停止了。

　　古代数学教育的特点是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始终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数学典籍的编纂、增修和注释一般是在政府官员的主持下进行的。官办数学教育的目的是为政府培养专业计算人员。这种实施数学教育的做法，在世界史上是少见的。(李晓敏)我国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专门的数学教材?是数学教育开始最早的国家，西周时期以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等六艺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数学已成为贵族子弟教育的必修课程之一(“九数”即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可见我国数学教育至少开始于三千多年以前。

　　古代的数学著作似乎都可以作为数学教材，因为大多数著作的出发点是指导实践，考虑的是如何便于教给人们掌握，所以较为注重由浅入深，举一反三。但最早的专门的数学教材出现在唐代。唐代的数学教育有了很大进步，在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设立了专门的算学馆。唐高宗时的太史令李淳风受诏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校注和编定《周髀》、《九章》等十部算经，也叫《算经十书》。书完成后，定出学习年限，安排每月考试，被颁布用于国子监的教材，也是科举考试所依据的经典。这应该就是最早的数学教材了。这是公元656年以前的事，现在有传本的《算经十书》每卷的第1页上都题“唐谏议大夫、行太史令、上轻车都尉臣李淳风等奉效法释。”

　　唐代的数学向外传播到朝鲜、日本、印度等地。这部最早的数学教材也随之流传到了日本和朝鲜。朝鲜日本的“遣唐使”中有些是专门来学习历法和数学的。日本在公元701 703年开始确立了类似我国的数学教育制度。朝鲜在公元918 1392年仿照我国设立学校的算学馆，不仅采用唐、宋编定的《算经十书》作教材，连教授和考试的方法也相同。

　　导语张学良在近代抗日史上的位置，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在代的胡适眼里，有一个与今人的惯性认知迥异的张学良。

一、自30年代到50年代，胡适对张学良的评价越来越低

　　1、九一八前夕，胡适告诫张学良“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

　　胡适长期关心时局，张学良又长期身处时局中心，故而很早胡适就曾欲对张学良有所影响。1930年9月，张率军入关，通电拥蒋，结束中原大战，新获晋、冀、察、绥四省地盘，高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力与声望飙升至人生的顶点，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胡却在10月27日写信给张，泼了一瓢冷水“信中大意说，他机会太好，责任太大，不可不存敬慎之心，不可不把一些根本问题细细筹虑过。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显见对张的能力深感怀疑。

　　胡适的怀疑并非无因。其日记1930年10月11日条下记载了他从罗文干处听来的一段轶事“汤尔和被张学良派来北平见精卫，初甚得意，每日自译长电几百字，用密码打出。但张学良在趣谈岛，他的秘书王树翰却把他的密码丢了，故每日得电皆不知所云，电告他再译。尔和大怒，发电云语长不能再译，语密未便交邮，徒劳无益，甚负汉卿兄委托!”军政事务事关机密，岂可“再译”为明码发送?张办事如此儿戏，让胡忍不住感叹“这个故事真可为妄想利用武人者作一棒喝。”告诫信中的“执事不敬”，应当正是就此类问题而言。

　　2、热河沦陷，胡适愤然写道“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1933年3月，东北军控制下的热河，不到十天即告沦陷。3月2日晚，胡适“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凌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己。”胡适在日记中愤然写道“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十几年前，我曾说，“不亡，世无天理”。今日之事，还有何说!”

　　3月6日，胡适撰文《全国震惊之后》，刊于次日的《独立评论》，文章直斥张学良“他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并列举了张的五大罪过“(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榆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智慧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胡适并将此文原稿送给张学良看，劝其辞职，将华北全部交给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

　　3、直到1950年代，胡适仍在感叹张学良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

　　其实，早在热河沦陷的前一年的1932年8月8日，当张学良与汪精卫交恶之际，胡适曾公开撰文《汪精卫与张学良》，垦劝张辞职，明言华北的抗日大任，决非张的能力“可以轻易担当得起的”。胡适说

　　“东北的沦陷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的，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的资格，负的责任最重最大，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九一八以后，他还可以说有整理残余军队和军实以谋恢复失地的机会和责任，但锦州退兵以后，社会上对他的责难就很不容易答辩了(编辑注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明令张学良守卫锦州，但张以只愿全国抗日“玉碎”、不愿东北军独自抗日“瓦碎”为由，拒不受命)。他在这个时候，若能决心引咎自劾辞职，还可以使一般人觉悟凡不能御侮守土的军人必不能保持其权位;即使政府的威权不能立即执行其应施的惩罚，个人良心的谴责和社会舆论的潜势力终有使他不能不自劾的一日。……张学良先生是个少年军人，经过了这五年来奇惨大辱的经验，他应该明白今日国家的重要责任不是可以轻易担当得起的。他如果还有替国家做大事的野心，他应该撇开他的过去，摆脱一切障碍，努力向前途去创造他的将来。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壮年的惨痛奇辱也许可以完全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他能决心离开他现在的生活，到外国去过几年勤苦的学生生活，看看现代的国家是怎样统治的，学学先进国家的领袖是怎样过日子的，——那么，将来的政治舞台上尽有他可以服劳效力的机会。如果他到了今日还不能有这种觉悟，以身败名裂的人妄想支撑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将来再要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怕不容易得了。我们本“君子爱人以德”的古训，很诚恳的劝告张学良先生决心辞职。”

　　1932年，张学良(左一)与国联调查团，正中是于凤至

　　但张学良没有理会胡适的敦劝，终于还是熬到热河沦陷。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对张学良的看法跌到了谷底。12月1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12月20日，上海《大公报》刊登胡适的文章《张学良的叛国》，表达了其对张行动的完全否定。直到1950年，胡适仍在《史大林雄图下的》一文中感叹“这个‘少帅’张学良，那时正在三十四十岁的中间，是一个因纵容而变坏的竖子，他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他已陷入了夜郎自大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