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怎么会有“烈士情结”？

近年来，以烈士情结解释汪精卫投敌的观点颇为流行。早在1944年，汪精卫去世消息传来，胡适即在日记中说，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后来，史学家余英时进一步说，烈士情结确实存在于汪的识田之中。不用说，这一情结遇到国家危亡关口必然被激发起来而变成行动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与出走即由此开始诗词名家叶嘉莹更从汪的诗词入手，解读出其中的精卫情结。

简言之，在胡适等人看来，汪精卫肯抛掉个人生死、荣辱，毅然选择曲线救国，同日军合作，正是其烈士情结在起作用。那么，此种情结是否真的存在呢？

行刺摄政王失败后，汪精卫没有被杀成为烈士，主因是清廷不想过于激怒革命党，需要向各国展示司法文明

同盟会成立之初，汪精卫便追随孙中山，成为重要革命领袖，但真正使他暴得大名的则是1910年的刺杀摄政王事件。汪精卫当时的确抱定必死之心，并将所有罪责一力承担，在供词中说，黄君等皆不知精卫目的所在①。让人意外的是，因之被捕的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都未被处死。对此，汪精卫后来回忆，救我命的是肃亲王他常常到监狱中来，与我谈论天下大事，谈论诗歌。我是能免死，也许是有一种政治的作用的，，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的政治家②。黄复生亦有回忆，言及肃王对他们的种种赏识及优待，甚至谓为相见恨晚。

清廷没有按当时还有效的《大清律例》，判汪、黄谋反大逆，处死且株连家人，也没有按即将实行的《大清新刑律》中侵犯皇室罪给他们量刑，而是给他们定了一个法律中没有规定的扰害治安罪。这不是简单一句肃王爱才所能解释的。事实上，汪精卫、黄复生能免于死罪，首要原因是摄政王不想过分刺激革命党。载沣鉴于党祸日夕相寻，恐益重其怒，乃作释怨之举，博宽大之名，肃王仅在旁从事赞成而已。即使是以昏聩闻名的庆亲王，也表示该犯罪状，非关个人私事，主张从轻发落。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清廷处于预备立宪时期，需要向各国表现司法文明性。清廷高层既有此共识，遂决定变通处罚，判汪精卫、黄复生永远监禁，罗世勋有期徒刑十年。③

事后，外界果然颇多好评，《大公报》报道，各国日来多致函外部，盛称摄政王及政府诸大老不处汪等以极刑，深合文明国对待国事犯之法律，为中国从来所未有。自有此举，各国均深信中国刑律之改良必能悉臻完善云。可见，汪精卫没能引刀成一快，终失去成为烈士的机会，主要清廷不想因杀一两个革命党，给自己带来更多麻烦。

1934年，汪精卫刊文《自述》，回顾烈士往事，向国人表白自己的革命决心始终没有改变

辛亥后，获释的汪精卫一度宣布不做官吏，选择出国留学，在刺客名声之外，收获更多清誉。但汪精卫在海外几年，远离聚光灯，并无建树，颇生悔意，在给吴稚晖的信中，曾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之语。1919年，汪精卫回国，从此投身政治。

孙中山去世后，广州选举国民政府主席，11名委员出席，结果汪精卫得11票其本人亦投了自己一票。老党员周雍能回忆，汪精卫虽因谋炸摄政王载沣事勇敢著名，但入民国后并未任过方面大员，亦未真正做过实际职务，在国民政府成立后，却平地一声雷，忽然当起国府主席，真是幸运非常。④

此后，汪精卫长期陷入同蒋介石、胡汉民的政争之中，在联蒋和反蒋间反复无常。此一时期，汪精卫也没有忘记宣传自己的烈士经历。1934年初，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自述》，回顾当年狱中情形称警察从他衣服中搜出《革命之决心》等文章，问他为什么把这些文章藏在身上？汪回答说没有别的，不过觉得拿墨来写，是不够的，想拿血来写，所以放在身上，预备死的时候，有些血沾在上面。⑤文章末尾，汪向国人表白我的革命决心，固然始终没有改变；而我对人对事的态度，却不免时有改变。但所以改变的理由我无不讲出来，至于理由的对不对，则我愿接受现在和后人的评论。这种表白，很显然与上一年舆论因热河沦陷、《塘沽协定》等事件而对汪群起责难，有很直接的关系。

1939年后，汪精卫又刊文将自己的狱中往事，与因所谓和平运动被杀的曾仲鸣等人相提并论

汪精卫频繁公开谈论个人生死也就是所谓烈士情结，是在曾仲鸣遇刺事件发生之后。1938年，汪精卫从重庆秘密出走河内，进退维谷之际，军统误杀曾仲鸣，对汪造成不小的刺激。汪精卫在所撰《曾仲鸣先生行状》中引用了曾氏之妻方君璧的话在此时代，抗战可死，致力和平亦可死，吾人要当以一己之死，换取国家民族之生存。《举一个例》中，汪精卫还写道曾仲鸣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已经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我这篇文字发表之后，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我会继曾仲鸣先生而死。几个月后，汪精卫的外甥沈崧在香港被杀。汪精卫又写道军兴以来，同胞同志为抗战而死者，先后相望，至于为和平而死者，以曾沈两同志为嚆矢。曾、沈两人都是和汪关系极密切之人，汪把他们的死，定性成为和平而死，并说自己可能会继曾仲鸣先生而死，其政治抉择已相当明确了。⑥

汪伪政权成立后，曾仲鸣和沈崧被推崇为和平运动的烈士，时时纪念。1939年12月，汪精卫发表《艳电书后》，将自己早年的狱中往事，同曾、沈联系在一起，以昭示他们的烈士资格我于庚戌三月在北京被捕的时候，警察在我身上搜出《革命的决心》几篇文字，问我道带这些文字做什么？我答道没有什么，这些文字，从前以墨写出来的，如今想以血写出来。我今日想当初和我一同坐飞机出重庆的曾仲鸣同志，及劝我离开重庆的沈崧同志，我惭愧我到今日尚在人间！我誓以我所余的热血贡献于和平运动！

除了汪精卫自说自话外，汪伪的宣传系统也开足马力，希望用汪精卫早年的烈士往事，来洗白汪伪政权

按《艳电书后》中汪精卫自己的说法，曾、沈二人死后，他为完成朋友遗志，誓以我所余的热血贡献于和平运动。言辞间似乎确有烈士情结在其中；但终究只是汪的自说自话。

汪的追随者，也不遗余力宣传其烈士情结。1937年，汪精卫的同乡、故人张伯桢之子张江裁辑成《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一书，将刺杀事件全归功于汪此事主谋实为喻培伦，后殉难于黄花岗之役，被捕的黄复生亦几被忽略。更重要的是，使用庚戌蒙难一词，将汪1910年系狱事对照孙中山伦敦蒙难，突出了汪的领袖地位（汪伪时期，雷鸣所著《汪精卫先生传》，也单有一章庚戌蒙难）。

汪伪政府成立后，张江裁在伪国史编纂委员会任职，重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由周作人题字，汪精卫等做序。汪在序中说，自以为为国戮力三十余年，而成效未见，灾难且洊至。深以不获早死为恨。言下颇为当初没能早死而为烈士遗憾。周作人序中则说，抑汪先生蒙难不止庚戌，民国以后，乙亥之在南京，己卯之在河内，两遭狙击，幸而得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声名，持此以观庚戌之役，益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正无不可也，将汪三次蒙难一体观之，以证其烈士精神。⑦

后续，张江裁又编了《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别录》《汪精卫先生年谱》《汪精卫先生著述年表》《汪精卫先生行实录》等书，请周佛海、林柏生等做序。如论者说，汪系文人从1940年左右开始，有系统地对庚戌蒙难歌咏、序跋、宣传，仿若将和平运动所为比附庚戌年行刺事件，希望用汪精卫早年的烈士往事，来洗白汪伪政权。

如吴稚晖所言汪精卫晚年成了妖精，把早年的光荣历史，糟践净尽，真是早死几年是好人

今人说起刺杀摄政王事件，往往只记得汪精卫，不仅不知道为首的喻培伦，同样不知道被捕的黄复生。相比于汪精卫的地位，黄复生在国民党内籍籍无名，1948年在总统府国策顾问任上去世，情形相当凄凉，家中除了一架子旧书外，没有其他更值钱的东西。不过二人的身后荣辱，却截然不同。黄去世后，蒋介石、李宗仁以下皆发悼电致哀，总统褒扬令说，黄器识沉毅早岁服膺革命主义，力摧专制，名震一时⑧至于汪精卫，生前即已预知死后难脱汉奸之名，只能一再回首往事，以图自辩。如学者李志毓所说，越是到了晚年，汪越依赖于早年的经历，不断地回顾烈士的过往，以此粉饰汉奸的现实⑨。

汪精卫既不能像黄复兴那样甘于寂寞，留得晚节；也未真的死在1910年的北京或1935年的南京，成为一个真正的烈士。这是他个人无可回避的悲剧。如吴稚晖说所言，汪精卫、章士钊晚年成了妖精，把早年的光荣历史，糟践净尽，真是早死几年是好人。⑩仅靠一再宣传所谓的烈士情结，终究没法成为好人。至于汪精卫究竟有没有烈士情结，史料所见，可以定论的是肯定汪精卫有烈士情结最力者，乃是汪精卫自己以及汪伪的宣传系统。

注释

①《清末汪兆铭被捕后的供单及有关史料》，《历史档案》1983年第10期；②汪精卫《正月的回忆》；③韩涛《司法变奏的政治底色以汪兆铭谋刺载沣案为中心》，《清华法律评论 第4卷 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④刘凤翰编著《黄埔北伐亲历者口述实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35、36页；⑤王子坚编《时人自述与人物评传》，经纬书局1935年，第4、5页；⑥文中有关曾仲鸣、沈崧之死同汪精卫烈士情结的关联，为友人宋希於先生所发现，更蒙宋先生提供《曾仲鸣先生行状》《沈次高先生行状》等原文，特此致谢；⑦刘威志《使秦、挟秦与刺秦从1942年易水送别图题咏论汪精卫晚年的烈士情结》，《汉学研究》2014年第3期；⑧《总统褒扬黄复生令（1948年10月21日）》，黄季陆《革命人物志 第5集》，中央文物供应社1970年，第378、379页；⑨李志毓《汪精卫的性格与政治命运》，《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⑩罗平汉《布衣大佬吴稚晖》，团结出版社2010年，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