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为什么深得乾隆皇帝的青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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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皇帝

　　为官多年，为朝编书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纪昀补授贵州都匀知府，乾隆皇帝以其“学问素优，予以外任，转恐不能尽其所长，著以四品衔，仍留庶子任”。

　　纪昀在朝内数十年，虽多次获罪，但均得乾隆皇帝宽恕。皇帝则继承了他父亲的传统，对纪昀更是宠信有加，短短十年之间，纪昀的官职连连上升，直至、协办，加太子少保衔，管事。

　　但是到了嘉庆八年二月，纪昀等由于办理孝淑皇后灵柩安葬之事具奏仪折内言词有所不妥遭嘉庆帝怪罪，各有关王公大臣都受到不等的处分，对纪昀格外开恩：“纪昀久任礼部，向来于典礼事宜尚为谙习。惟年已八旬，于各处事务不能兼顾。纪昀无庸署理，并革去文渊阁直阁事、教习，仍带革职留任。”

　　嘉庆皇帝

　　纪昀对这两位圣上的特别呵护心领神会，因此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学问都用来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

　　在他一生当中，尤其是在入朝为官的五十多年里，除《阅微草堂笔记》和《三十六亭诗》、《南行杂咏》、《乌鲁木齐杂诗》等几部诗集，只写过一部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即两卷《四声考》，其余的时间和精力几乎都用在了为朝廷编书上了。

　　乾隆二十三年，他三十五岁，任武英殿纂修;乾隆二十四年，任功臣馆总纂;乾隆二十五年，任国史馆总纂;乾隆二十六年，任方略馆总校;乾隆三十二年，任三通馆提调兼纂修;乾隆三十八年，任《》馆总纂官;嘉庆四年，他已是七十六岁高龄，但仍出任了《高宗实录》馆总裁。

　　纪晓岚

　　除此之外，他还是《热河志》《胜朝殉节诸臣录》《历代职官表》《契丹国志》《河源纪略》《通志》等多部巨帙的总纂官，还是《大清会典》的副总裁。

　　编纂《四库全书》

　　在纪晓岚领纂的众多巨帙当中，最为著名的当推《四库全书》的编纂。

　　为编纂这套巨部丛书，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四库全书》馆开馆，集中了全国学术界精英三百六十多名，苦干十年，到乾隆四十七年始告竣工。

　　《四库全书》

　　他们先后共抄写正本七部，分别贮藏在宫中的文渊阁、的文源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盛京的文溯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和杭州的文澜阁;一部副本，存放在宫中的，以供阅览。

　　《四库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根据文津阁本统计，计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抄成三万六千三百零四册，大约十亿字。上起先秦，下到清初，重要著作大体皆备。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古籍整理，对目录。校勘、辑佚、刻书事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当然其编纂目的在于巩固清代统治，在编辑过程当中，对征集到的图书采取了查禁、销毁、抽毁、篡改等政策，使大量古籍遭到毁坏，这是编纂《四库全书》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之一。

　　为了编纂好这部巨书，专门成立了一套责任分明、分工精细的领导班子，设十名总裁总理其事，分别由皇子、和大学士来担任，但他们基本上只是挂个空名而不理实事;并且，于开馆当年，刘纶、刘统勋、裘曰修都相继去世。

　　而真正管理编纂业务的是总纂官，总纂官由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三人担任。而当时担任云南巡抚的孙士毅还是在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才到馆，由于当时他没有参劾贪赃枉法的云贵总督，获罪原拟发往伊犁，乾隆帝认为其“学问亦优，著加恩免其发往伊犁，令在《四库全书》处，自备资斧，效力赎罪，与纪昀、陆锡熊同办总纂事务，以赎前愆”。

　　因此，实际主持编纂者，只是纪、陆二人而已。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六日，纪昀修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又分四十四大类、六十五个子目。

　　各部前写有大序，各小类前又写有小序，子目后面附有按语，以阐明学术源流和分类立目原委，并说明各书内容、作者生平或评论其得失，十分系统地介绍了乾隆以前、尤其是以前存世的历代典籍。

　　这部《总目》堪称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规模最大的官修目录，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在目录、版本、校勘学等方面的研究，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乾隆四十七年，纪昀又写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也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各书只是写一简化提要，包括卷数、作者、朝代和主要内容，不包括存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