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解密:希特勒如何ldquo;用大炮代替黄油
希特勒早在上台前夕就宣称,一旦掌权后就立刻把陆军部长叫来,问他全面武装要花多少钱?“如果他要求200亿、400亿、600亿甚至1000亿,他一定能得到。那时我们就将武装、武装、武装、直到武装就绪!”,在纳粹政权建立之初,
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的洪峰刚刚越过德国的大地,留下了一片通货膨胀、企业倒闭、大量失业的经济废墟。这自然要制约希特勒“要花多少就花多少钱”的全面武装打算,他不得不控制通货、解决失业、保护私有制、恢复经济,调整经济关系与领导权力,建立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1933年初,希特勒同被誉为“金融奇才”的沙赫特进行了几次密谈后,抛出了纳粹德国的第一个“四年计划”。沙赫特在经济上是传统的金本位论者,政治上是民族主义和君主主义分子,20年代担任德国国家银行总裁,曾成功挽救因鲁尔危机而出现崩溃的德国经济,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后因拒绝美、英的扬格计划而同魏玛共和政府分道扬镳,投入纳粹党怀抱。希特勒上台后,沙赫特重新担任国家银行总裁,随后兼任经济部长和军事经济全权总办,成为直接对希特勒负责的纳粹德国“经济独裁者”(他主持德国经济的这几年被称为“沙赫特时代”)。他借助中央集权的国家干预机制,致力于消除失业、恢复经济和摆脱凡尔赛体系,为重建国防军筹措资金,为过渡到战争经济做准备。到1936年,德国失业人数从600万人下降到159万人,工业生产指数恢复到危机前的107%。这就为纳粹德国大规模扩军备战奠定了经济基础。无怪乎1937年1月沙赫特60寿辰时,德国国防军刊物《军事周报》称颂他为“使德国国防军的重建工作在经济上成为可能的人”。
尽管德国经济在沙赫特的主持下恢复起来,其中隐伏的新危机因素也在冒头。1935年秋德国粮食歉收,出现“面包和黄油危机”,政府粮食部长要求把进口粮食的外汇增加4.68亿马克。而由于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大肆扩军,不断追加购买进口战略物资,德国的外汇和黄金储备1935年已分别降到只有0.89亿和0.82亿马克。1936年5月,沙赫特在内阁会议上公开提出,扩军备战的速度已经超过德国财经所能承受的限度,要求放慢扩军速度。这是希特勒所不能容许的。于是他撇开沙赫特①,依靠戈林炮制新的“四年计划”备忘录,并于同年9月的纳粹党代会上通过了这个计划。
希特勒明确规定这第二个“四年计划”的目标“ 1,德国军队4年内必须具备作战能力;2,德国经济4年内必须为战争作好准备”。他强调说“我们不是为经济、经济领导、财政政策而生活;相反,财政和经济、经济领导和理论,必须完完全全服务于我们人民所进行的维护自身的斗争”。“假如我们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德国的武装力量在训练、编制、装备,主要在思想教育方面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的话,德国将会遭到失败!”他任命戈林为新“四年计划”的全权总代表,成立专门的四年计划总管理局。同年12月17日,取代沙赫特的戈林,在对100多名德国工业和经济界领导人阐述执行新四年计划的指导思想时说“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只是胜利或者灭亡。如果我们取得胜利,经济将会得到充分的补偿。……不能根据账本计算利润,只能根据政策的需要,不允许计较需要多少代价。……我们现在下的是最大的赌注。……我们已经处于动员阶段,只是尚未开火而已。”对希特勒的战争意图心领神会的戈林,提出了“用大炮代替黄油”的口号。于是整个德国经济开始转上战争轨道。
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纪念纳粹党上台执政4周年的长篇演说。他列举出纳粹政权4年的政绩——德国摆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重整了军备,恢复了强国的地位,结成了国际法西斯的政治同盟;在国内激发了民族主义的热情,形成了由元首主宰的统一意志,经济也(由于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复苏起来;借着前一年8月在柏林举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机,向世人展示了“新德国”一派强盛繁荣的景象。当时,大多数德国的民众和西方世界的人士,都把希特勒看作是振兴德意志的传奇人物。踌躇满志的希特勒宣称“感谢上苍,它的恩惠使我、一度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士兵,能够把争取我们民族的光荣和权利的斗争引向成功”。,此时希特勒已开始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利用所铸造起来的“神剑”,去实现他在《我的奋斗》中所描画的扩张蓝图;而这位纳粹德国元首的扩张政策,很快就把德意志民族引向了战争的深渊。
本文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作者张宣武,原题《宋哲元杀戮陕军俘虏五千人目击记》,出版社文史出版社
1928年,宋哲元任国民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时,在其部队攻下风翔后,下令将俘获党玉琨所部陕军五千人全部杀尽。残杀俘虏,惨绝人衰,今日思及,犹有余悸。笔者当时任第十三军手枪营代理营长,负责指挥行刑。兹将当时情况,就记忆所及记录于下。
为了使读者易于明了起见,还得从陕西的几次守城战说起。
一、陕西守城战的由来
自从民国初年陆建章、陈树藩相继督陕之后,陕西省曾形成一个军阀混战的纷乱局面。在1917年陕西靖国军兴起后,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大小军阀独霸一方和各自为政的形势,陕西省内形成无数封建割据的独立王国。
1926年2月至11月,杨虎城固守西安,刘镇华以十万大军围攻十余月终不能下,后为冯玉祥部的援陕部队击溃而被逐出陕西境,西安得以解围,杨虎城的守城战役终于获致胜利。此后,陕西的土著军阀为了保持自己的地盘和封建势力,把“据守孤城”作为传统的作战方式。这种孤军守城的结果,不知造成多少人民的财产毁灭与生命死亡。即以刘镇华的围困西安而言,凡是到过西安的人都能知道,在“新城”的东北角不远有个“革命公园”,其中矗立着两座很高的“革命公墓”,里边葬埋着几万具在刘镇华围城时战死、饿死和病死的军民尸骸,他们都是在西安解围后从各处搜集出来又集中葬埋在那里的。当时人们把它称作“万人坑”。其实,在围城、攻城期间,饿死、病死和被打死而葬埋到其他地方的军民人等,则尚不止此数。
冯五祥部自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后,取道甘肃、陕西,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而陕西省的土著军阀却依旧各自霸占地盘,把持财政,他们认为冯部无暇兼顾、无力对付,因而既不听调遣,也不听宣招。及至冯部派兵收拾他们时,就据守城池,负隅顽抗。在1927及1928两年当中,陕西境内的守城战先后发生下下一、二十起之多。如旅长麻振武的守同州(今大荔县),旅长黄德贵、韩有禄等的守富平,师长田玉洁、卫定一、薛某(叫个薛什么斋?)和旅长耿景惠等的先后守三原、泾阳、高陵,旅长耿庄的守朝邑、韩城、郃阳,旅长缑天相的守蒲械和旅长党玉琨的守风翔等等,都是最生动的事例。其中又以同州、风翔两城的攻守战进行的最惨烈,时间最长,费劲最大和死伤最多。笔者当时是在冯玉祥部国民军第十三军任连、营长职,对上述各次攻城战役都曾亲与其事。这里主要是记述风翔战投和宋哲元在这次战役中的作为。但在叙述本题之前,因为连带关系,有必要先从同州之战谈起。
二、围攻同州
麻振武(绰号“麻老九”)原为陕西靖国军第一路郭坚所部的第十支队长,1921年郭坚死后,脱离靖国军。归附刘镇华,刘把他扩编为旅长。1925年麻在潼关勾结吴佩孚,据关阻挠,使国民军的第二、三军退无归路,几致全军覆没。1926年,麻振武随刘振华参加围攻西安之战。冯军大举援陕,西安围解,麻部窜踞同州老巢,被冯部方振武的第五军跟踪追击围困起来。两个月之后,方部奉命东调,参加北伐战争,围攻同州的任务改由韩复榘的第八军接替。
同州是陕西省内的一座名城,又是关中东路的重镇,在汉代为右冯翊地,清末民初都是府治,城坚池深,地势险要。麻振武将同州据为自己的封建巢穴多年。他为了能够久守,对城池的防御曾经进行过一番悉心的经营。他在砖城之外加筑一道土城,土城之外的城壕深宽都达三丈以上,壕外周围每隔百米左右修筑砖石炮楼或碉堡一座,下有地道通入城中。同州毗邻山西,麻振武又就近勾结阎锡山,以其搜刮来的大量民脂民膏,从山西换来各式各样的弹药、武器,城内的粮弹储备异常充足,无虞匿乏。韩复榘围攻了近两个月,也未能把同州攻克。由于北伐战事吃紧,韩部不久亦奉命东调,乃以第二军刘汝明部继续围攻。刘却又攻打了两个来月,损折了不少的人马,还是攻打不下。
1927年7月初,冯玉祥又加派新由甘肃天水调来的第十三军去增强围攻同州的兵力。并以该军军长张维玺为同州攻围军总司令,刘汝明为副司令,限令在一个月之内攻克,逾期以军法从事。用两个军四、五万人的精锐之师,来收拾一个旅五、六千人的土著队伍,真可以说是“狮子搏兔子”。从7月初开始,张部由北东两面,刘部由南西两面,昼夜猛攻,炮火连天,越城壕,爬云梯,伤亡敷以千计。一个月限期已过,而始终未能克奏肤功,使张、刘二将受到革职留任戴罪图功的处分。张维玺鉴于硬攻无效,乃决计改掘坑道从地下进攻。自8月初开始,四面挖掘了十条坑道,但其中有九条都在接近城脚时,功亏一箦,被麻部守城部队发觉而予以破坏阻绝。只有靠近北城门西侧的一条坑道,虽然也曾遭到许多波折,却幸未被阻绝,终于在8月25日挖掘成功,在对准城墙的下面埋了三千公斤炸药。8月26日下午4时,坑道炸药爆发,轰开同州城墙的一角,张维玺部的冲锋部队从豁口突入城内。刘汝明部亦在冲锋猛扑,爬梯登城,巷战约一小时后,麻部五千余众,除战死近两千外,其余全数被俘缴械。麻振武本人,当城破时曾亲临豁口督战,身受四创,乔装难民,混出城去,走到同州东南的仓头铺,终因伤重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