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仅有的汉族公主孔四贞：还珠格格的原型是
多年前风靡全国的琼瑶剧《还珠格格》系列，让“小燕子”的形象深入人心。可是殊不知还珠格格“小燕子”的原型与琼瑶书里面的“小燕子”的性格大相径庭。那么还珠格格的原型究竟是谁，她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其实，还珠格格的原型是清朝唯一的汉族和硕格格孔四贞，与小燕子不同的是，孔四贞可是真材实料的公主，孝庄皇太后的义女。
孔四贞之父孔有德原是明朝参将，崇祯五年降清，被封为定南王。与吴三桂、尚可喜、耿继茂合称清初四汉王。孔有德投降清朝后，从东北一直打到广西桂林，在今桂林的明靖江王府建立幕藩。然而，好景不长，顺治九年，南明将领李定国随后攻占桂林，孔有德自焚在靖江王府，其子孔庭训被活捉，六年后被处死。唯独其女孔四贞逃脱到了北京。孝庄太后深为感触，把孔四贞收为义女，封和硕格格。从此，孔四贞就成为清朝唯一的汉族公主。
孔四贞的婚姻。孔四贞的丈夫孙延龄，原本是孔有德部将孙龙之子，《清史稿》记载孙延龄身体健美，通晓音律，长于击刺。而且又是孔有德亲自选定的女婿，孝庄太后亲自赐婚。但是他们的婚姻是很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夫妻地位不平等，孔四贞享郡主禄，而孙延龄不过是孔有德偏将之子，从身份来看，孔四贞的地位比孙延龄高很多，因此孔四贞看不起孙延龄。史料记载：“四贞美而不贤，自以太后养女，又掌藩府事，视延龄蔑如也。延龄机知深狙，以太后故，貌为恭敬，以顺其意，四贞喜，出入宫掖，日誉其能，由是太后亦善视之，宠赉优渥，亚于亲王。四贞不知延龄奸愚之也，谓其和柔易制，事益专决，延龄因愈不平，思所以夺其权矣。”时人吴梅村诗云：：“新来夫婿奏兼官，下直更衣礼数宽。昨日校旗初下令，笑君不敢举头看。”孙延龄由于孔四贞的关系青云直上，康熙三年，夫妻俩驻防广西时“四贞与延龄南下，舟抵淮安，诰封敕书至，以延龄为特进上柱国、光禄大夫，世袭一等阿思尼哈番、和硕额附、镇守广西等处将军，其妻孔氏为一品夫人。四贞自以为和硕格格，已居极品，不从夫贵也;今忽封一品夫人，则仍妻以夫贵矣，疑延龄嘱内院为之，不惬意，夫妇遂不相能”，孔四贞被封为一品夫人，这引起她的不满。因为清朝的一品诰命夫人和和硕格格的待遇差异很大。
独自担起定南藩。孔四贞的父兄先后遇难，留下她一个弱女子，所以她必须独自承担起一个藩王的责任。她虽然无定南王之名，却有定南王之实。虽然她丈夫孙延龄在广西，但是他根本不能控制孔有德原来的部将。真正的定南王府设在北京，孔四贞在北京遥控着广西诸将，吴梅村诗云:“锦袍珠络翠兜蓥(古代作战时戴的头盔，笔者注)，军府居然王子侯。自写赫蹏(汉代流行的一种小幅薄纸)金字表，起居长信闼门头。”“长信”，即汉代太后居住的长信宫，此处是指孝庄皇太后所居住的慈宁宫。诗中描绘出已经开始遥控广西驻军的孔四贞每天都要到太后的居所叩头问安的情节。
驻防广西期间爆发的三藩之乱，孙延龄投降吴三桂。孔四贞在得知孙延龄从逆后，愤怒不已。想不到为国捐躯的孙龙竟然生了一个如此不肖的逆子，想不到以慧眼识人自许的父亲竟然给女儿挑了一个禁不起风浪、犯下灭门之罪的夫婿，悔不当初遁入空门…… 想到把自己视若己出的孝庄皇太后，孔四贞就愈发感到内疚，她没能看好定藩的军队，她没能管住孙延龄。可这能全怪孔四贞吗?要不是那份追发的“一品夫人”的命令，孙延龄能公开揽权吗?能闹到王永年等人被杀吗?能落到骑虎难下吗? 在孙延龄叛应吴三桂后，孔四贞就开始联络父亲的部将，以期反戈。在孔四贞最困难的时候，一个真心实意帮助她摆脱逆境的人出现了，此人就是因疏言吴三桂“必有异志”而被发配到广西梧州的原甘肃庆阳知府傅弘烈。傅弘烈并不是那种只会发议论的书呆子，他一到广西就设法接近孙延龄，见微知著的傅弘烈早就意识到吴三桂举兵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既然身在广西，就要争取孙延龄的信任，一旦事态有变，也好见机而行。当吴三桂发动叛乱后，他立即拉起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投入同叛军的战斗，并同坐镇江西的安亲王岳乐取得联系，商讨对敌方略。但傅弘烈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吴三桂指使已经归降的马雄杀了傅弘烈在柳州的亲戚部属百余人。
经过孔四贞、傅弘烈的规劝，孙延龄已经心生悔意，但康熙十四年正是叛军气势最盛的时候，让已经上了贼船的孙延龄立即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总算接受了尽量避免同清军交战的建议。为了逼孙延龄尽快反正，孔氏旧部发动兵变，杀了孙延龄的兄长孙延基，勒令孙延龄交出兵权，听从孔四贞的指挥，时为康熙十四年九月。 孔四贞已经充分意识到时局的艰难，一方面她通过傅弘烈同朝廷取得了联系，表明自己自离开北京无时无刻不以太后的隆恩为念，作为孔有德的女儿，为了朝廷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只求太后网开一面赦免孙延龄。另一方面，她也把写下的令定南王部下配合朝廷同叛军作战的命令交给了傅弘烈。孔四贞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吴三桂如果得到孙延龄反叛自己的消息决不会饶过他们，一旦身遭不测，就由傅弘烈去指挥这支军队，把父亲的军队交给一个满门忠烈的人，她一百个放心。
情况确如孔四贞的预料，康熙十五年(一说十六年)十二月，吴三桂从马雄那里得悉孙延龄暗通清廷，决定对其进行突然袭击。他派侄孙吴世琮以进兵广东为名，兵临桂林。对于吴军的突然到达，孙延龄满腹狐疑，不出城迎接等于不打自招，出城迎接又恐身遭暗算……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孙延龄权衡，出城迎接也许还能化险为夷。于是他身藏利刃出了城，而这一走竟成为夫妻永诀。
孙延龄在辕门遭到吴世琮手下的突然袭击，他立即取出备好的利刃进行反击，尽管被团团包围，尽管负伤累累，孙延龄依旧接连击毙数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洗掉从逆的罪名;他用敌人的血液渲染出一幅辉煌的画卷;他凭自己的勇气与无畏走出妻子的阴影，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听到城外突起的杀声，早已全副武装的孔四贞立即打马冲出城门，以期救出夫君;吴军如潮水般涌进了桂林。他们团团围住了孔四贞，却又始终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避免交战，逼着她一步步走向昆明。倒不是吴三桂对这个二十多年没见面的义女动了恻隐之心，而是要像孝庄皇太后那样通过孔四贞来控制定南王部将。
孔四贞在被软禁中度过了6年，她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为了超度父母、公公、丈夫的亡魂，为了保佑唯一的儿子躲过桂林失守后的屠戮，她已经吃斋念佛。既然身不由己，也就只能把囚所当庵堂，来个带发修行了。 在囚禁中孔四贞得到的第一个噩耗是唯一的儿子被吴军杀害，丧夫之后又失去儿子，她又变得孑然一身。二十多年前她经受过这样的厄运，但那时她才11岁，她还有时间、有能力去改变命运。婚后她同丈夫也度过5年美好的时光，但“一品夫人”的谕旨却在夫妻之间造成了10年的隔膜，一直到孙延龄血战而亡之时才彻底消除。夫妻隔膜的消除，竟然以生命为代价，这代价也实在太昂贵了。 孔四贞陷入久久的反省中，孙延龄固然有走捷径之意，可戴良臣、王永年都是因为向自己献媚才得到重用的’因;此也就把孙延龄逼上了虎背。虽然孙延龄最终从背上跳了下来，但他不仅仍然背着从逆的罪名，还搭上宝贵的生命。如今她只能用心灵上的忏悔，来求得丈夫亡灵的宽恕。 她得到的第二个噩耗则是已经被任命为广西巡抚的傅弘烈被马雄之子马承荫杀害了。
从康熙七年揭露吴三桂“必有异志”到康熙十九年为国捐躯，傅弘烈所经历的磨难、所付出的牺牲、所遭遇的苦战，只有孔四贞这个身临其境的人才看得真真切切。自从走出紫禁城，她第一次见到一个如此百折不挠、为国合家、临危不乱、足智多谋、浑身是胆的人;一个心怀天下、不顾个人安危、并最终把一腔热血抛洒在封疆土地上的人;一个令她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并不断净化自己的心灵的人。傅弘烈那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对身在逆境的孔四贞来说是永远的激励与鞭策。 康熙二十一年(1682)，在三藩战乱结束后，孔四贞才回到阔别16年的北京，她交出了直隶属于父亲的军队。从此在北京终了一生。
晚明时代，即明嘉靖至崇祯帝亡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农业经济作物广泛种植，赋税向货币转化，手工业品种增多，规模扩大，商品经济发达，工商业城镇兴起，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使历史发展呈现出新的情形，颇似西欧社会出现的变化。但是，这种经济发展却未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和历史性跨越。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专制皇权的强化使商品经济发展缺乏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
终明一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极端强化，从朱元璋废丞相权分六部，宰相制度寿终正寝，有效的分权和制衡机构丧失，专制皇权达到顶峰。其后，大多皇帝较少专注国事，而是重在协调政事，统一政令，或较多地依靠特务统治和宦官操柄。尤其是明嘉宗时，魏忠贤之流大权独揽，通过厂卫特务机构造成的惨烈局面更是令人发指。尽管晚明时代书院比较兴盛，东林书院及东林党人不断地聚众讲学，评议朝政，抨击腐败，产生了很强的舆论影响，但是他们的结局再一次说明晚明知识分子力图以书院为讲坛，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醒省皇权的幻想是不现实的。即使存在着士大夫集体意识的觉醒，在当时条件下，他们的力量也难以对抗宦官的腐败和扭转政坛上的颓废局面的。晚明专制体制与自由民主政治是完全相悖的，大大地束缚了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体现的依旧是自给自足，背弃市场和扼杀贸易、闭塞流通。
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商品经济发展缺乏强大的动力。
晚明时代，一批又一批从事纺织、制瓷、冶铁、贩运的地主、商人、官吏和工场主获利后，没有继续投资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不愿意积累资金，活跃市场，担当风险，而是买田置地，兴业购房，以不动产的数量规模显示自己的富贵。这种财富远比商业资本获利丰厚，且周期短，安全可靠。此外，放贷盘剥获利甚厚，不少人在放贷时收土地做抵押，因为土地永远是值得信赖的抵押物。所以市场经济的外向性、灵活性、进取性在传统重农抑商政策下就显得软弱无力。况且，继续投资工商业，风险大，周期长，限制多，易亏损，无保障。可见，传统重农抑商政策下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市场经济下的利益。晚明时期国家货币制度的混乱，无疑也影响了商品流通，更增添了一些工场主、大商人、地主和官吏的疑虑。
尽管，晚明朝廷对于某些方面，如粮食流通等，出于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还是鼓励的。对于国家需要但又不愿直接介入的铜、铁、盐等行业，朝廷鼓励商人介入，但又无止境地对他们敲诈勒索。例如在万历和天启年间，各大工商业城市发生多起反税监、矿监的斗争，就是因为官府看到纺织、制瓷、工矿等行业丰厚的利润，于是指派太监、官吏径往苏杭等地，征收重税，由此引发斗争，涉及面遍及商人、工场主、手工业者和雇佣工人。
三、封闭的海外政策阻滞了经济的海外联系和变革
明初为防范农民起义余部，继而为防范倭寇，明政府实行了海禁，除朝贡贸易外，严令禁止私人外贸及船舶制造。海禁政策在嘉靖中后期有所松弛，此后的东西方海上贸易也活跃了一些，但总的来看，仍未突破自然经济的形态，而且这种贸易缺乏市场因素的作用，充其量仅是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随着殖民者的入侵，这种松弛的海外政策也显得力不从心了。
此外，晚明时期整个社会依然在不断调整与修补中缓慢而艰难地向前发展。科技没有太大的突破，大多是对前代科技的整理与总结，缺乏创新。同时传统观念浓厚、理性精神缺乏、旧生产方式束缚、体制的阻碍、文化上的浩劫都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跨越。尽管晚明时期有传教士来华，西方科技传入，但其影响仅仅局限于宫廷或朝中的某些上层人物，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更谈不上对经济的作用。理性的科学精神在古老凝重的土壤中很难产生近代科技成果。西方传入的算学、天文、地理成果相对于《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总结性技术来说，确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