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苏联历史上最搞笑的最高领导人
若要评选史上最搞笑的大国最高领导人，冠军非前苏联共产党前总书记勃列日涅夫(1964-1982在位)莫属。他要认了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一把手，勃列日涅夫的水平与所作所为确实和他的地位严重不相称。
勃列日涅夫的翻译霍德列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知识贫乏的人，对任何事情都不求甚解，往往用诸如“我们将研究研究”、“我们考虑考虑”这类话搪塞对方提出的问题。只要手头没有讲稿，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这个弱智的国家最高领导曾闹出许多笑话来。1979年，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总统卡特私下会晤，他照本宣科，念着为他准备的稿子，当念到划去的段落时，竟转过头去问翻译：“我还要往下念吗?”
1982年9月，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视察，在阿塞拜疆党员大会上致祝贺词。他拿错了别人为他准备的另一份讲话稿念了起来，居然没有发觉!由于他的讲话与大会毫不相干，台下听众骚动起来，秘书连忙替他换了一份讲稿，他这才明白念错了稿子!
更为搞笑的是，在当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勃列日涅夫致欢迎词。勃列日涅夫把秘书写好的发言稿忘在外衣口袋里，上了主席台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呆了一会儿，勃列日涅夫终于讲话了。他的欢迎词非常费解，谁都听不明白，因为他只是一连把俄文字母“O”(注：念“噢”)念了五遍：“噢!噢!噢!噢!噢!”原来，他把奥运旗上的五个环，当成了五个“O”!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对外实行强硬路线，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还派兵进驻蒙古，在珍宝岛与军队激战。后又派兵入侵阿富汗，帮助越南入侵柬埔寨。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国民经济滑坡，尤其是农业生产连年下降，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力也迅速削弱，苏联变得外强中干，国库空虚，国力下降，党内腐败愈演愈烈，高级干部成了特权阶层。腐败像癌细胞在苏联共产党内扩散，埋下了苏联共产党瓦解的危机。
勃列日涅夫还有浓郁的“勋章情结”。以发奖章、勋章的方式颂扬自己治理下的苏联社会，成了勃氏工作日程中最重要的事，并对此走火入魔。他的警卫讲了这样一件真事：勃列日涅夫在看电视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时，一个护士在一旁说，剧中的侦察员伊萨耶夫是个真实的人，现在还活着，只是被人遗忘了。这一下可算是触动了勃氏最敏感的那一根神经。他马上让警卫去了解伊萨耶夫的近况，如住在哪里，现在干什么等等。警卫说，不用去了解，没有这个人，那是电视剧塑造的艺术形象。勃列日涅夫还是不放心，又给安德罗波夫打电话，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怎么办?勃列日涅夫本来是想给这个伊萨耶夫颁发勋章的，人都没有，勋章怎么发?勃氏这时来了聪明劲儿，他把一枚金星勋章授给了扮演伊萨耶夫的演员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
从此以后，勃列日涅夫形成了一个习惯，在家里看电视、电影，一旦有喜欢的演员，就召唤过来，给他们颁发各种各样的奖章、勋章。这成了勃氏执政后期的主要工作和生活内容之一。
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究竟给多少人发了多少奖章和勋章，已无法统计清楚;但可以说清楚的是，他没少给自己发勋章，仅仅以列宁名字命名的奖章他就得了3次，金星勋章得了19枚!翻看历史照片，坐在主席台上志得意满的勃氏，胸前总是左3枚右3枚地挂着一串串奖章和勋章。
1978年，勃列日涅夫因出版他的文学三部曲《小地》、《处女地》和《复兴》而名噪一时，并获列宁奖金。没想到在他死后3年，有人即在《旗》杂志上指出这3个中篇出自一班御用文人之手，真正作者并非勃列日涅夫。这是勃列日涅夫为历史提供的又一个笑话!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像往常一样服下安眠药后睡觉，却再也没有醒来。当警卫人员到点请他起床时，发现他已停止了呼吸。他跟斯大林一样，直到撒手归天，这才恋恋不舍地松开了权杖!
时间一晃过去了20多年，勃列日涅夫的名字仍常常挂在老百姓的嘴边，不过不是怀念，而是对他进行讽刺。说唱艺术家彼德罗相在舞台上装出一副臃肿不堪的样子，嘴角歪斜，学勃列日涅夫说话：“今天，我……代表……苏……苏联政府……授予您勋……章……”(刘继兴)
姚显微，字达人，原名名达，1905年生于江西省兴国县。自幼涉猎书史，尤嗜地理学。18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省立赣县中学，旋入上海南洋公学国学科学习。20岁入清华研究院深造，受业于国学大师梁启超，由于其勤奋笃学，深得导师器重。姚显微追随左右，耳闻目染，广见博识，受益非浅。他还常常帮助梁启超记录讲稿、整理资料并助编成书，如梁先生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历史研究补编》等学术著作就是经他记录整理成书的。
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聘请姚显微任编辑兼特约撰写。于是，姚离开清华来到上海。其间，他为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万有文库》，并亲自撰写了《目录学史》、《目录学》、《目录学年表》。不幸的是，书稿还未来得及付印，即毁于“一二八”日本侵略上海的战火之中。对此，他极为愤慨地说：“吾家虽毁吾身尚存;敌人虽强，怎能禁止我们另起炉灶呢!”于是更加振作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奋笔疾书，重撰著稿。不久，三书相继出版问世，成为我国现代目录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1934年，姚显微执教于上海复旦、暨南两大学，还在上海开设女子书店，并创办进步刊物《女子月刊》，宣传妇女解放，振奋民族精神，当时引起很大社会反响。全国解放后，《女子月刊》曾在北京展出。
1935年6月，姚显微参加上海文化界的爱国运动，与150多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不问国事，埋头于读书和复古，希望唤起民众觉醒，努力去“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同年12月，他与文化界30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号召文化界“应立即奋起，站在民众面前，展开救国运动”。
1940年10月，国立中正大学创办，校长特聘姚显微为研究部研究教授，继为文史系教授，主讲和编写《通史》。
1942年5月，日军进犯江西，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中正大学被迫迁至江西泰和。姚显微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忧心如焚。他奋然投笔从戎，慷慨陈辞：“数载以来，赖无数将士浴血抗战，已深陷敌人泥淖矣!最后胜利，则需知识界实行参战。有愿以兵役为己任者，吾其为矢乎!”号召广大知识分子积极行动起来，保家卫国，御敌雪耻。不久他在中正大学联合爱国师生组成了抗日战地服务团，亲任团长。6月25日，姚显微率团一行38人高唱爱国歌曲，从泰和直奔樟树前线。服务团沿途所到之处，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来到前线后，立即投入工作，他们抢救伤员，慰问伤病官兵，散发慰问金，深入战地进行报道工作。他们的爱国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同年7月7日，服务团从樟村转移，行进至新干石口村驻扎。深夜，不幸被日军包围。姚显微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地对团员们说：“我们已入虎口，应该义无反顾，坚决和敌人拼命!”接着，他率先向冲进屋的日军猛扑，日军先以枪弹射击，继用刺刀刺杀。姚显微倒在血泊中，仍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壮烈牺牲。7月28日，他的遗体被运回泰和，各界人士举行了公祭。8月6日，葬于泰和杏岭。
姚显微牺牲后，《新华日报》和其他报刊发表大量悼念诗文和评论。1943年3月25日，重庆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表彰他“见危受命，为国殉难”。英灵配祀于江西乡贤祠。中正大学成立“显微学社”纪念他。1987年4月20日，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其为革命烈士，并筑“显微亭”于江西师范大学(即原中正大学故址)，书其生平事迹，让后人瞻仰。
作为一名学者，姚显微独创史理学说。他认为历史学应和地理学、物理学、生理学一样，更称为史理学。他每治一学、每撰一书，必以沉毅缜密的精神，奋勉而为。他常说：“学而至于有成，非易事。”“笃志苦学，深思力索，向未敢后人。”抗日战争初，母亲有病，子女尚幼，加之战乱扰困，他及家人过着清贫动荡的生活，给著述带来不少困难。他常“一手抱儿，一手作文，笑谈歌唱，其乐无穷”。姚夫人巴怡南回忆说：“事之难者，君愈欲为;路之远者，君愈欲赴;幽泉深谷、峭壁县崖，君必穷其源，攀其巅，而探其奇。似觉人生莫不可为，而世事一无难者。故君从无踌躇之志、忧戚之言，恒言宇宙进化，端赖人类有为。”姚显微一生所著极多，除上述《目录学史》、《目录学》和《目录学年表》外，尚有《史书要籍解题》、《章实斋年谱》、《朱竹君年谱》、《邵念鲁年谱》、《梁任公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讲录》等。遗稿数十卷，多已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