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和卡斯特罗：海明威把古巴的经历写成经
海明威在1939年到1960年期间定居于古巴。可以说他“亲历”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那场长达五年半的革命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王朝。巴蒂斯塔本人于1959年第一天的上午逃离古巴，到多米尼加共和国“避难”，这是古巴革命胜利的标志。革命胜利之后，定居于古巴的美国侨民纷纷撤出，而一生经历过许多“革命”的海明威显然并没有恐慌。他继续与他那一大群著名的宠物一起呼吸着古巴的空气。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那已经是充满“红色恐怖”的空气。
而卡斯特罗本人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作为文学爱好者的革命领袖应该不会不知道在他领导的革命胜利之前那30年里已经用自己的文学一次又一次地征服过世界的作家正生活在他自己刚刚征服的土地上。那海明威与卡斯特罗究竟有没有关系？或者有什么关系？
偶然在山下新开的“国际文化图书馆”里见到了一本题为《海明威在古巴》的新书。书中第十八章的标题为“卡斯特罗与海明威”，这一章从当时世界上两个最著名的大胡子相遇的那张照片开始。照片拍摄于1959年。这时候，照片中的黑胡子刚刚洗去“野战”的尘埃，正趾高气扬地登上前景迷幻的国际舞台；而照片中的白胡子几乎失去了在人生舞台上继续表演的兴致，已经在心灰意冷地打量着他为生命设定的终点。
这一章结束于2002年11月11日。这一天，世界上唯一的“海明威故居博物馆”在古巴正式对外开放。卡斯特罗“即兴”地出现在开馆仪式上。他的出现改变了仪式的格调和长度。以长篇即兴讲演著称的革命家在文学家的故居略加收敛他的即兴讲演仅仅持续了30分钟。
卡斯特罗感谢海明威在他的祖国的居住和创作。他用浪漫的措辞概括海明威与古巴关系最为密切的作品《老人与海》。他称这部出版于1952年（也就是标志着他领导的古巴革命开始的“七·二六”暴动之前的一年）的小说是“前所未有”的作品。
接着，卡斯特罗继续他的文学批评。他强调海明威的作品不是小说，而是历史（卡斯特罗1953年在巴蒂斯塔的法庭上为领导“七·二六”暴动进行的长达4个小时的自我辩护。“历史”一词就出现在那段辩护的名句里“你们可以给我定罪，历史将会赦免我”）。卡斯特罗宣称不懂得历史就不可能知道“人的局限”。
同样是在古巴创作完成的《丧钟为谁而鸣？》，卡斯特罗说这部小说对他本人有特殊的意义其中那些“以少胜多”的战争案例不仅增强了革命领袖的信心，也教给了他应对装备精良的正规部队的游击战术。他提到了小说中的一个细节一个狙击手埋伏在一个隘口注视着一支彪悍的骑兵队。卡斯特罗从中获得“启蒙”，顿悟“有利的位置”可以让个人创造“万夫莫开”的奇迹。《丧钟为谁而鸣？》是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小说，而卡斯特罗在墨西哥流亡期间接受军事训练的教官就是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的首领。这样的经历很容易让卡斯特罗从这部小说中读到历史。
接着，卡斯特罗谈起了他与海明威仅有的那一次见面。那是革命刚刚胜利不久，卡斯特罗应邀参加了由海明威组织的为期三天的捕鱼比赛。他因为“碰巧”捕得一只巨大的枪鱼而获得了比赛的一等奖。年轻的革命领袖从心仪多年的“老人”手上接过奖杯的瞬间被历史记录下来。
对自己与海明威仅有的这一次见面，卡斯特罗深有感慨。他说，人们总是相信来日方长，而等待的结果通常是意想不到的遗憾。两年之后，海明威自杀身亡。那意想不到的结局会在视死如归的革命家心里激起怎样的震荡？卡斯特罗说，后来他只能与悬挂在办公室里的海明威的照片长谈了。那是海明威与一条枪鱼的合照。卡斯特罗肯定照片中那巨大的枪鱼就是出没在《老人与海》中的那“不可战胜”的“英雄”。
当海明威抵达荣誉的巅峰，获得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卡斯特罗正在巴蒂斯塔王朝的监狱里（那是他生命的最低点）等待着希望渺茫的“赦免”。生活和文学都充满英雄气概的海明威曾经说“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战胜。”这豪言壮语无疑也可以看成是对身陷囹圄的革命领袖的赞美。
在得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消息之后，海明威是用西班牙语而不是他的母语接受的第一个采访。他在采访中强调他为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古巴人”获得这项文学的殊荣而自豪。他说他要将这殊荣献给他不为人知的“祖国”。
不久前，法国总统奥朗德访问古巴，成了数十年来首位以元首身份访问古巴的西方领袖，还与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会面，奥朗德认为有其历史意义。去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寻求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并把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除名；一般预料欧盟也会逐渐恢复与古巴的关系。
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古巴人的意义非同一般，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动用数百种手段对其实施暗杀。卡斯特罗为古巴作出了什么贡献？本文作者系法国美古问题专家萨利姆·拉姆拉尼，原载西班牙《起义报》，环球视野网译者魏文编译，文章如下
一、 古巴国家主权的建筑师
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实现了导师和民族英雄何塞·马蒂一个独立的古巴的梦想，将尊严还给了（古巴）岛国的人民。
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的胜利引发了拉丁美洲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变革。在打败已经建立的秩序和结构的时候，菲德尔·卡斯特罗质疑巴蒂斯塔寡头和那些有钱人的权力，将人放在新的社会计划的中心，将国家的资源用于人民。
古巴革命的主要成果是古巴人民实现从19世纪就非常渴望的独立和主权，为了独立和主权何塞·马蒂1895年牺牲了他的生命。在结束美国对古巴岛70多年统治的时候，菲德尔·卡斯特罗将1898年古巴独立战争中美国干涉期间失去的尊严还给了古巴人。
（美国的）军事占领将古巴岛变成简单的保护国。约翰·肯尼迪总统没有搞错“菲德尔·卡斯特罗是西蒙·玻利瓦尔（南美洲解放者）遗产的组成部分。在他胜利的时刻我们应当给予这位烈属的反叛青年最热烈的欢迎”。
为了理解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历史上象征性的重要意义，需要追溯到19世纪初期，那时古巴岛开始挑起“强劲和有野心的邻国”的欲望。实际上，古巴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时间最长的焦躁不安之一，1805年托马斯·杰斐逊联想到古巴岛的重要性，强调它的“地位对于确保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墨西哥湾的钥匙。对美国来说，征服（古巴）将是容易的”。1823年时任国务卿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后来成美国的总统，他提到呑并古巴的问题，提出了有名的“成熟的水果”的理论“古巴由于本身缺乏骨肉联系的力量与西班牙分离，没有能力独自支撑自己，将必然围绕北美联盟受重力作用，只有围绕着北美联盟”。这样，在19世纪期间，美国至少有六次企图从西班牙购回古巴。
在1868至1878年第一次独立战争期间，古巴的起义者受到内部深刻分歧的折磨，被西班牙军队打败。美国向西班牙提供支持，向后者出售最现代化的武器，坚决反对古巴独立的人士，迫害企图为武装斗争提供他们的贡献的古巴流亡者。1872年10月29日美国国务卿汉米尔顿·菲什认同当时美国驻马德里大使达尼埃尔·埃德加·西克莱斯关于“西班牙消灭反叛将会成功的预测”。华盛顿反对古巴独立，希望占有这个岛。
在1895至1898年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古巴革命者团结在他们的领导人何塞·马蒂周围，必须面对美国的敌视。美国向西班牙出售武器，提供资助，在本国领土上逮捕企图向起义者提供支持的古巴爱国者。
1898年西班牙尽管有物质上的优势，但已经处在深渊的边缘，在战场上被古巴独立的队伍打败。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在1898年3月9日写给驻马德里大使斯图尔特·伍德福德的信中向他指出西班牙的“失败”是肯定的。“（西班牙人）知道古巴已经丢了”。“如果美国想要古巴，应当通过征服去得到它”。
在1898年4月，在美国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湾神秘爆炸以后，麦金莱总统要求国会准许他在古巴进行军事干涉，阻止该岛实现独立。一些美国议员揭露一场征服的战争。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W.达尼埃尔指控政府想进行干涉以便避免西班牙人的一次失败“当到了对一次革命的胜利最有利和对西班牙更加不利的时刻……（政府）向国会确定将美国的军队交给总统，以便通过武力将一次停战强加给双方，而此时其中一方已经放下武器”。这样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控制了这个国家（古巴），将一项和平条约强加给西班牙，古巴人被排斥在条约之外，他们独立的愿望受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