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和他的九一革命：推翻利比亚伊德里斯王
在纳赛尔《革命哲学》的影响下，卡扎菲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决定走从军之路。1963年，他进入利比亚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1964年，他在军队中建立自由军官组织这一秘密团体，着手策划推翻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统治。1965年，卡扎菲从班加西军事学院毕业，获少尉军衔。1966年，他到英国比肯斯菲尔德装甲兵无线电通讯学校受训，学习装甲车的维修、信号和射击技术。半年的培训学习结束后，卡扎菲回利比亚担任通讯兵团上尉军官。
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利比亚政府决定派卡扎菲带领一支先遣队前去支援埃及。但这场战争仅打了6天，卡扎菲一行刚到达利比亚、埃及边境，战争就?止了，卡扎菲决定返回。这场战争在阿拉伯国家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利比亚人民对伊德里斯王朝的腐朽统治更加不满，人心思变。卡扎菲强烈意识到，在利比亚发动革命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他决心加快采取行动的步伐。
1968年，利比亚国内形势急剧恶化。80岁高龄的伊德里斯国王多病缠身，无力理政，曾提出退位想法，但宫廷幕僚们以一时找不到合适继任人选为由，将其挽留在国王宝座上。宫廷大臣、军政高级官员借此机会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巧取豪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黎民百姓生灵涂炭，怨声载道。当时的利比亚政局就像一堆干柴一样，一点?燃。
利比亚各派政治力量都清楚地看到，伊德里斯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政权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可能。据有关方面透露，当时至少有4个政治集团曾有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图谋。第一个集团是包括前首相巴库什在内的知识分子和军官集团，这个集团谋划过接管政权的计划，但因内部分歧而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第二个集团是以军队参谋长阿卜杜勒·阿齐兹·沙勒希为首的王室力量，他们企图获得国王首肯体面接管政权，如此招不成再采取行动。由于国王迟迟未公开表态，他们贻误了行动时机。第三个集团是以军队一名上校为首的军官集团，据说该集团得到伊拉克支持，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采取行动。第四个集团便是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和骨干成员名不见经传，但为发动政变做好了充分准备。
卡扎菲所依靠的是两个支部的骨干力量。他在萨卜哈学习时，与阿卜杜·萨拉姆·贾卢德一道创立了第一支部，此后又建立了一系列的支部，统称“第一支部”系统。在此基础上，卡扎菲号召支部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创立自己的学习支部，称之为“第二支部”。按照卡扎菲亲自制定的条例，各个支部的成员彼此要互不相识;参加第二支部的成员需要卡扎菲亲自逐一审批。卡扎菲转到米苏腊塔学习后，又在这个城市建立了第一支部和第二支部。他还创立了自由军官组织的外围组织，即民间组织，在工人、农民、教师、商人和文职人员中吸收民间组织的成员。卡扎菲在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时，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发展成员。他对发展对象逐个进行观察，搜集他们的材料，逐个审批。
卡扎菲为发动政变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既精心又辛苦。他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为准备暴动，他们召开的会议越来越多，遇到的困难也就越来越多。他们必须在节假日开会，通常在深夜开会。他们必须把会议地点选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时不得不奔赴数百公里远的地方开会，这些地方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往往都很恶劣。有的会议时间较长，他们就在野外露宿。为了解决活动经费，自由军官组织的成员都必须交出自己的全部工资。卡扎菲对发动政变的每个细节都做了精心安排。他把自由军官组织的骨干力量分配到全国各地，每个兵营里都配备两名军官，负责搜集与发动政变有关的各种情报，其中包括武器储备、军官名单及其上级领导等等。
1969年初，自由军官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他们的组织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王室政权情报部门随时都可能侦破自由军官组织的计划，逮捕组织的领导成员。他们决定尽快采取行动，发动名为“耶路撒冷行动”的军事政变。会后，卡扎菲即向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发出第一次警报，要求他们核查对士兵、交通工具、武器和弹药的控制情况。当收到一切准备就绪的信号后，他把发动政变的日期确定为1969年3月21日。
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举事前夕，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获悉，埃及著名女歌唱家定于3月21日晚在班加西举办个人演唱音乐会。卡扎菲认为，这场音乐会将给他们的暴动带来诸多不便，第一，举办音乐会的音乐家是埃及女歌手乌姆·库尔舒姆。她是阿拉伯歌坛上最有影响的一位女歌手，在全体阿拉伯人看来，她是位音乐天才，是位传奇人物，颇受欢迎和尊重。在这一天晚上举事是一件极不得体的事，也是对乌姆·库尔舒姆极不尊重的事。第二，乌姆·库尔舒姆举办的这场音乐会是为巴勒斯坦法塔赫游击队举行的义演。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是所有阿拉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卡扎菲及其同事们对巴勒斯坦事业一直采取坚决支持立场，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巴勒斯坦事业的事。第三，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事先拟定了一份拘捕的王室政权高级人物名单，这份名单中的绝大多数人士将出席这场音乐会。按照惯例，这场音乐会可能要延续到次日凌晨，被拘捕人物的行踪不便掌握，这对拘捕他们造成许多困难。如在这种场合拘捕他们，也将造成不良影响。
卡扎菲再三斟酌，权衡利弊，决定推迟举事日期。卡扎菲把发动政变的日期改为3月24日，但他了解到，伊德里斯国王在这一天驾临班加西，王室和军队加强?警卫工作，从而增加了发动政变的困难。卡扎菲决定第二次推迟发动政变的时间，把政变时间定于6月5日。
政变前夕，自由军官组织的一些成员突然被通知调防，卡扎菲怀疑他们的政变计划可能泄密。，这一年的6月5日正值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3周年，卡扎菲担心官方可能举办纪念活动，给他们的活动带来不测因素。为防止意外，卡扎菲第三次推迟政变时间。
1969年7月.伊德里斯国王去土耳其和希腊度假消夏。8月，国王把利比亚上议院和下议院的领袖召到希腊首都雅典，交给他们一封信件，宣布退位。这一消息传到利比亚后，利比亚形势更加混乱，各种政治力量蠢蠢欲动。卡扎菲了解到，军队参谋长沙勒希兄弟领导的宫廷集团准备在9月4日之前采取行动。与此，卡扎菲被通知于9月11日去英国接受第二次为期6个月的培训。
卡扎菲感到，发动政变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他与贾卢德在的黎波里东南不远的塔尔胡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将政变时间确定为1969年9月1日凌晨2时30分。他们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决定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政权。政变前，卡扎菲对王室的军力部署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王室在班加西的兵力最强，因为国王卫队就驻扎在这里。这支卫队通常?称为昔兰尼加卫队，对国王忠贞不贰，且装备精良，能否顺利解决这支卫队便成为整个政变计划成败的关键。为此，卡扎菲决定留在班加西，委派他的助手穆萨·艾哈迈德突袭昔兰尼加卫队，委派他的另一名助手穆斯塔法·卡鲁比占领贝卡军营和广播电台。他派贾卢德去的黎波里，主持在首都的行动。，他还派自由军官组织的其他成员分赴其他地区分头行动。
总的说来，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卡扎菲采取的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获得了极大成功。在整个政变过程中，仅在突袭昔兰尼加卫队时发生了小的冲突。穆萨·艾哈迈德率领的一队人马轻而易?地解除了卫队岗哨的武装，占领了军营。双方在一阵对射中，1人被打死，15人受伤，卫队司令在家中被擒，成为俘虏。其他地区的政变行动基本上没有遇到抵抗。名单上的宫廷要员和军政高官基本上被拘捕。王储听到枪声立即从宫中逃出，藏到游泳池里，他于次日被捕后，立即表示效忠新政权。
1969年9月1日清晨6时，的黎波里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军乐曲，表明政变已经取得完全成功。6时30分，卡扎菲在班加西广播电台发布政变成功后的第一号公报。自由军官组织事前未曾想到准备公报，卡扎菲得到政变成功的消息后，立即取来一张纸，仓促写了公报提纲，其他内容是他在电台广播时即席加上的。
卡扎菲在公报中说“伟大的利比亚人民，为了履行你们的自由意志，实现你们崇高的愿望，诚挚地响应你们不断提出的变革要求和为之而奋斗的渴望，倾听你们对发动革命和起义的激励，你们的武装部队已采取行动，推翻了反动、落后和腐朽的制度。这个腐朽的制度令人作呕和恐惧。你们英雄的军队一举摧毁了这些偶像，从而结束了漫漫长夜，即从土耳其的统治到意大利的暴虐，然后是反动政权的时代，这是贪污腐败、裙带关系、背信卖国的时代。”卡扎菲宣布，一个新的利比亚诞生了，这是一个拥有主权的自由共和国，命名为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出于安全和稳定政局的考虑，在政变成功后一周左右，卡扎菲没有宣布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宣布自由军官组织中其他成员的名字。一周以后，利比亚公布了由12人组成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人员名单。此后，卡扎菲及其政变的神秘面纱才逐渐被揭开。这场政变被称为“九·一”革命。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了下层老百姓，文字总是一片光明，尊称为“人民群众”或者“劳动群众”。坏事自不必说，有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鲁迅却告诉我们，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鲁迅先生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因而弃医从文。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曾经得到了建国以来历史学界的最多的称颂，老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笔煽得红红火火，恍惚就在眼前。，在真实的运动中，有热情如火领头闹拳的，也有没事跟着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实不在少数。《王大点庚子日记》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客的标本。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当低贱，属于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所以相当的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义和团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也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他看，有人趁乱抢劫他也看，不仅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联元和徐用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抱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所有的表示害怕的词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害怕惧胆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看来真是有点吓着了。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缘督庐日记》、《遇难日记》等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兵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是热闹。似乎更令人气闷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好处。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一点义愤。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没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惨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拣便宜的机会而已。
平心而论，王大点倒还算不上是坏人。在这场大动乱中，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顺点东西，也是在别人动手之后拣点剩的。他不帮义和团，也不帮教民，其实也不算是帮过洋兵。虽说有点好贪小便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后，他熟识的街坊邻居中有做过义和团的，吓得不敢出门。他既没有向洋人告发(至少可以捞几文赏钱)，也没有借机敲诈(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显然，此公一要比义和团兴盛时，本来跟教民没什么仇怨，只听说现在杀教民可以不顶罪，就跟着胡杀乱砍的人强(可参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二要比那些洋人来了以后，“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参见《义和团》第一册，289页)的市民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道德水准甚至不比所有舞刀弄枪的义和团大师兄都差(因为不少大师兄二师兄后来都投靠了洋人和基督教)。
统而言之，王大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后，像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也就是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当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看的纪录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杀人头的人，大概就是王大点的同类。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任凭先知先觉们怎样呕心沥血，的事总是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