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称呼考：称呼为兄的对方一定是同辈或者小
记不得是哪部电影了，好象是《开国大典》吧，片中杜聿明与傅作义在北京会面，傅称杜“光亭兄”，而杜也称傅“宜生兄”，此称对于二人来说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记不起名字的电视剧中则有一镜头，是张治中与戴笠并肩而行，戴竟然对张称“文白兄”，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
国民政府时期，与当时社会习俗一样，同辈将领之间在社交和书信中往往称兄道弟，即在称呼对方时，在其字或号之后加“兄”字，以示尊重，而并不考虑双方的年龄大小。从一些国军将领的来往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称何应钦“敬之兄”，称白崇禧“健生兄”等，但使用这种称呼有个条件，即对方一定得是自己的同辈或比自己辈份稍低一些的军人，对于辈份高于自己的军人或者直接的长官，就不能使用这种称呼了。这在半封建的旧和注重论资排辈的国军中，是丝毫也不能乱的。
称兄道弟的场合和适用的对象，从本义上讲并不难理解，之所以闹出上述的笑话，多半是我们的一些编导对国军军人的断代以及具体人物的出身背景等不够熟悉的缘故。
那么，国军军人该如何断代呢?
在国民政府时期，从纵向区分，国军将领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蒋方震、阎锡山、程潜、陈仪等。这一代军人，大都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装起义的中坚，主要活跃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伐完成后，仍旧活跃于军事舞台者，已为数不多。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军校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顾祝同、张治中、陈诚、白崇禧、唐生智、薜岳、余汉谋、刘文辉、王天培、傅作义、杨爱源、刘多荃、秦德纯等，这一代军人，在国民政府时期各个派系中都有广泛的分布，将星最为众多，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大陆解放，一直是军事舞台上的主角。第三代，便是以号称“天子门生”的黄埔学生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自北伐战争开始，逐渐形成一支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其分布面则较窄，主要服务于中央军，在所谓的“杂牌军”如东北军、西北军、晋军中，则基本上未能渗入。
保定军校的前后八任校长中，有五任校长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以下的教育长、各兵科科长、教官等，也多数以士官生担任。而黄埔军校的教官、队长则绝大多数出身保定军校。就因为这层关系，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黄埔生形成了较明晰的三个断代。再加上那时还残留有“认门生”的习俗，故不管是不是在军校授过课，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以晚辈学生自称，上一代也有这个心理，只是多数不流露于表面。影片《开国大典》中，傅作义有一句台词“林彪是我的晚辈……”，不管这句台词出自傅作义之口是否符合傅的为人(我本人感觉不符合傅的谦逊之风)，它所道出的其实就是傅、林分别出身于保定、黄埔这么一层关系。到是在涿州守城时，傅称奉军将领于国翰为老师，却是有据可考的事实，而它所阐释的，也是于国翰出身于日本士官比傅作义高一个辈份的原由。
，除上述三所军校外，也还有大量其他军校的毕业生，不好一一断代，但也有着前后辈份的关系，就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构成这种代差的将领之间的称谓，大抵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没有直接的隶属与师生关系，或者虽有隶属关系，但职级相差不大时，资深者对资浅者称之以兄，以示谦虚，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过来，就不行了。比如北伐时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衔蒋命去了前线，于是蒋介石在招待白夫人的给白发一电报，电文中有“使兄嫂不得相见，此中正之过也”的词句。以当时蒋白二人的出身资历和任职来说(蒋出身保定协和陆军速成学堂，白出身于保定军校)，蒋称白及夫人为兄嫂是符合当时的社交习惯的，但反过来，如果白也称蒋为“介石兄”的话，就是大大的不尊了。还说北平傅作义与杜聿明会面时二人之间的互相称谓，以当时傅、杜二人的职务来说是差不多的，但前者出身于保定，后者出身于黄埔，二人又属于不同的军系，傅作义称杜聿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过来如果杜聿明也称傅作义“宜生兄”，就是没大没小，有悖伦理了。实际的情况是，当年杜聿明在北平见傅时，对傅一直是用“宜公”的尊称的。
第二种情况，是双方属于同一派系集团，又有深远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师生关系，便都不宜称兄道弟了。比如张治中与戴笠之间，就不适宜如此称呼。因为作为长者的张治中要是这么称，就显的掉价了;而作为晚辈的戴笠要是这么称，则是明显的犯上了。由于戴笠职业的关系，使的这位黄埔六期的小学弟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被大大地炒作了。实际上，戴的资历和地位在当时的国军将领中是很低的，而且，虽然其生性残虐，外表却十分的虚伪和谦恭，并不象有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象是个小流氓一般。抗战时有一次陈诚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上与戴笠谈话，一个多小时里，陈或坐或踱，而戴则一直以立正姿势听训和答话，对陈则一口一个“老师”叫，而以“学生”自称。其实戴还长陈一岁，戴在黄埔做学生时，陈也早已不在校任教，就因为保定和黄埔的辈份关系，戴才称陈做老师的。张治中是保定三期生，其资历在陈之上，且戴在黄埔受训时，张正好是以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主持校务，代行校长职权，二人的师生关系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可想而知，戴是吃了豹子胆也断断不敢在乃师面前称兄道弟的。那么，戴能不能称张“文公”呢?也不行，戴笠与张治中的关系截然不同于杜聿明与傅作义的关系，他只能称张的官职或者称老师。那部电影中的导演愣是安排戴对张治中称“文白兄”，真是何等的荒唐。
第三种情况，是双方同属于一个派系，又在一个单位，但后来者居上，黄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级。构成这种关系的，在当时也不在少数，如胡宗南与裴昌会、王耀武与施中诚等，这种情况下，如果职级相差不大，多数便以同辈相待，可以互相的称兄道弟了。
与称兄道弟共同使用的，还有向对方称“弟”和称“公”两种，但远不如称兄使用的普遍。前者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是对方资历明显低于自己，为示谦虚或借重时使用。如在忻口战役时，黄埔学生李仙洲负伤，蒋给李电报，“仙洲吾弟，，，，，，希安心养伤，并将每日伤情告吾，以免挂念不安”。蒋以校长之尊，称自己学生为“吾弟”，可见其用心良苦。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换了贴子的把兄弟之间，年长的一方(哪怕只大一天)称对方时使用。张自忠留给冯治安的绝笔信中，就有“仰之吾弟”的称呼，盖由于二人是把兄弟的关系。徐州会战时，张自忠曾给樊松甫捎去白兰地若干瓶，并捎话“哲山弟好饮……望他少喝”等句。对比张自忠、樊松甫二人的出身、资历，单凭张对樊以“哲山弟”的称呼，便可断定二人必定存在着结拜关系，用不着考证。
至于社交中称“公”的，只适宜对少数位高权倾、资深望重者。同一辈份的人可以使用，辈份稍低的且没有直接的隶属和师生关系的也可以使用。和称兄时不同的是，称“公”时，一般是选字中的一个加上“公”字来称，如称李宗仁“德公”，称李济深“任公”，称程潜“颂公”等。
因这里主要讨论高级将领之间非正式场合的社交称呼，至于辈份相差太悬殊的，比如某个上将与某个校尉级军官，上面所说的便不适用了。对于正规场合该怎么称呼也不在此多说，也没什么说的。
上面所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况，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绝对的了。而即使在同一种情况下，也会因双方之间关系的远近、善恶和个人性格、修养以及当时心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我们的编导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民国军人的出身与社交关系，才不会闹出笑话。
在历史上，诞生过无数杰出的巨人，他们或者创造历史，或者因为留下了不朽的思想和文章而名垂青史。探询他们成功的足迹，我们惊奇的发现，他们的成功的背后毫无例外的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母亲。
一、孟母
孟母是是一位颇有见地，善于教子的贤德女性。孟子能够成为中兴儒学的“亚圣”，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体系中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人，多得力于这位母亲的教育。《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传诵名句，孟母的“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成为千百年来人妇孺皆知的历史佳话，成为天下母亲教育子女的样板故事。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孟柯，出生于现在山东省邹城市北的凫村(今属于曲阜市)。《列女传》记载，孟家最初的住处靠近一片墓地。游戏、模仿乃是孩子的天性，由于经常看到出殡送葬的人群从附近经过，，孟轲与其他孩子就“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他们模仿送葬的人群，兴致勃勃地玩抬棺材、掩埋死人的游戏。孟母认为这样的环境会影响孩子读书，妨碍孩子正常思想的形成，会让孩子走向不健康的道路。
孟母决定搬家，带着孟轲迁居到远离墓地的庙户营村。庙户营村位于现在的邹城市西北部，当时，这里是一处繁华的集镇。孟轲置身于这人来人往的闹市之中，逐渐又同集镇上的孩子一起玩起做生意的游戏，与同伴们学习商贩叫买吆喝，讨价还价，还学邻居屠夫杀猪宰羊。孟母觉得这里仍然不是培养孩子的理想场所，这样下去，孩子很容易受小商贩的影响而不认真读书。在这个集镇上刚刚居住了半年的孟母，毅然决定再一次搬迁自己的住处。他们搬到了学宫的旁边。这所学宫位于现在邹城南门崇教门外路东，是孔子之孙即子思设宫讲学的地方，后人称它为“子思书院”。后来子思的学生在此授徒讲学。孟母想，孩子在学宫的附近居住，必然会受到学宫气氛的影响，长大以后读书也方便。母子搬迁到这儿后，天资聪颖的孟轲果然被书院里的琅琅读书声所吸引，常到书院里跟着学习诗书，演习礼仪。孟母很高兴自己终于找到了培养孩子的理想场所，从此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后来孟母把孟轲送入学宫，随子思的学习，使孟子从此走上学业之路。
孟母断机教子的故事同孟母三迁一样是母亲教子故事的典范。孟子虽然天性聪颖，也有一般孩子的顽皮。到学宫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开始的新鲜劲头过去了，贪玩的本性难移，有时就逃学，对母亲谎称是找丢失的东西。有一次孟子又早早地跑回了家，孟母正在织布，知道他又逃学了。孟母把孟子叫到跟前，把织了一半的布全部割断。孟子问为什么要这样，孟母回答说“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教育孟轲，学习就像织布，靠一丝一线长期的积累。只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才能获得渊博的知识，才能成才，不可半途而废。逃学就如同断机，线断了，布就织不成了，常常逃学，必然学无所成。
孟轲幡然大悟，从此勤学苦读，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终于成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孟母对于家庭一生操劳，尽管孟子已经长大成人，但对孟子的教育和督促从来没有放松过。在齐国，孟子多次向齐宣王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齐宣王虽然以年禄十万钟酬谢孟子，却不肯积极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非常想去愿意采纳他政治主张的宋国，可是又担心母亲年事已高无人照料。
孟母知道了儿子的心事，对儿子说“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孟母的一席话把孟子的担忧和犹豫一扫而空，孟子随离家周游列国，受到了各国的空前欢迎，他的政治主张在许多诸侯国得到顺利推行。就在这个时候，为儿子倾尽毕生心血的孟母，在亲眼看着儿子成功的时刻，满怀着一个母亲成功的欢欣，一病不起。在归葬故乡的途中，沿途经过的地方，无论民众官员，无不争向在路旁祭奠，表达对这位伟大母亲的尊敬和哀思。在山东邹城市北20里的马鞍山麓，古柏森森的孟母林静穆庄严，时刻吸引着一代代景仰这位伟大母亲的人们。
二、徐母
徐庶是三国颖州(今河南许昌)人，字元直。早年与诸葛亮、庞统同为好友，曾投刘表，后投刘备任军师。徐庶投奔刘备的时候，正值刘备孤军落难之际，兵不过千，城仅新野一座，将只有关羽、张飞、赵云、关平、周仓等人。徐庶作了刘备的军师后，大展才华，在数月间连施妙计，杀吕旷，斩吕翔，大破八门金锁阵，败曹仁取樊城，刘备的士气军心为之一振，曹操的嚣张气焰为之一寒。曹操的谋士程昱对曹操说徐庶的才能比他程昱要高出10倍。但令人惋惜的是，就在徐庶越战越勇时，他不得不激流勇退。在三国初期这谋臣智士纵横俾阖的较量场上，就失去了一位极其重要的军事家，失去了许多可令后人学习和效仿的用兵之法。而令人高兴的是，在徐庶辞别刘备时，向他推荐了诸葛亮，于是有了传诵千古的“三顾茅庐”故事。
徐庶正施展才华的时候，为什么要突然离开刘备？都是因为曹操的谋士程昱。徐庶是有名的孝子。当曹操听谋士程昱说徐庶在为刘备出谋划策时，就想纳为己用。程昱教曹操把徐庶的老母骗至许昌，请徐母写信召唤徐庶。没想到徐母是忠奸分明、深晓大义的老人，徐母识破曹操的奸计，坚决不从。程昱就进一步献计，伪造徐母一封信，招引徐庶。徐庶是个孝子，收到这封假信后，只得辞别刘备投曹。徐庶临别刘备时，二人洒泪相别，徐庶指心对刘备说“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玄德哭着说“元直去矣！吾将奈何？”徐庶推荐了诸葛亮，说“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亲往求之。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
徐庶被一封假造的书信轻易骗到了许昌，此举使深明大义的母亲痛极而自尽，造成了徐庶终生的遗憾，他痛恨曹操，曹操也只落得一场空欢喜，得到的是一位终生不为其设一计的旁观者。老母亲为自己的愚蠢而含恨九泉，心灰意冷的徐庶，不由地仰天长叹“我徐某，报国有心，却无力回天；不忠、不孝，枉为人臣。”在那个时代，曹操名为汉相，是仕途正宗，徐母却能够区分奸伪，认为儿子投奔曹操是明珠投暗，足见这位母亲的大德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