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无敌：周啸风原型 英雄晋绥名将黄樵松的故

　　“黄鸟于飞,集于灌木”，近日一直在看电视剧《勇者无敌》，在为故事情节深深吸引的，十分敬佩周啸风这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智勇双全的爱国将领。出于好奇，查找了相关资料，原来周啸风真有其人，他的“戎马仍书生，何事掏虎子，不愿蝇营活，但愿艺术死。”诗句是他短暂而辉煌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的英雄形象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黄樵松(1901-1948)，原名黄德全，字道立，号怡墅，河南省尉氏县蔡庄乡后黄村人。原国民党第30军军长，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军人。在抗战中，他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加娘子关、台儿庄和保卫武汉等战役，屡建功绩。抗战胜利后，他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1948年11月在太原酝酿起义，事泄被捕，被押解南京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就义前他面对敌人的屠刀，写下“戎马仍书生，何事掏虎子，不愿蝇营活，但愿艺术死。”的《绝命诗》，表达了他矢志追求真理，愿为光明的新而献身的精神。

　　1945年10月黄樵松回到30军任副军长，所部奉命与40军、新8军等部由新乡沿平汉路北进，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1945年10月24日，在邯郸以南马头镇、崔曲地区，被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包围。激战至30日，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新8军1万多人在马头镇通电起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指挥30军、40军突围南逃，在漳河以北地区又遭我军伏击，损失惨重，马法五以下2万余人被俘。

　　黄樵松本来就反对打内战，此次率部北犯，更感到愧对祖国和人民。他喟然叹息 “撕杀半生，如今还要打内战，国家何日得安定，人民何日得更生?”(范孟留关于黄樵松烈士的证言。原件存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1946年9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临汾战役，30军一个旅被全歼。年底，河南新闻界人士到豫西汲县30军访问，黄陪记者考察团到前线，他无限感慨地说“老百姓犯了什么罪呀!”(王瘦梅《出师未捷身先死——回忆爱国将军黄樵松烈士》，《烈火永生》第四辑，河南人民出版社)记者问及他内战是谁挑起的?他痛苦地摇摇头，只是回答。“天晓得!”在国民党大造舆论，把内战责任推给共产党的情形下，他的回答也就不言而喻了。

　　黄樵松不愿为蒋介石继续效力，不久便告长假回到开封家里闲居，曾在妻子王怡芳任教的省立第三小学演讲，阐述抗战成果来之不易，珍惜和平的重要。他还特意书写了早年的一首诗作，把它悬挂在自己的住处。上书“十年戎马久离家，踏遍关山与水涯。待到功成归故里，携儿月下种梅花。”(黄樵松遗诗，存太原双塔烈士陵园)以表达自己不再参预内战。但闲居年余，还是被强令召回军中。

　　1948年，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等部经晋中战役，解放了除太原以外的晋中地区。7月下旬逼近太原。 8月中旬蒋介石急电胡宗南令30军空运太原增援。30军军直部队和戴炳南的27师(总计4个团的兵力)奉命集结西安机场等待空运，黄樵松则称病住进渭南西关一家医院，以图躲避。胡宗南先后三次派人催促，一次还命副官长带着他的手谕亲到渭南促黄北上。黄樵松见实在躲不过去，只好应命。

　　黄樵松身不由己地到了太原，他面对孤城一座，四面楚歌，内心十分苦闷、彷徨。正在这时，他收到了原西北军将领、他的上级高树勋一封信。信中推心置腹地谈到全国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和太原危如覆卵的形势，谈到今后的前途，“灸心如焚”地关心他这位老友的命运，劝他“当机立断，毅然举起义旗，坚决回到革命方面，创造自己的前途。”信后附有注意事项，要求“速派负责人来取联络”。当天，黄在住处(银行宿舍)找来27师师长戴炳南。戴炳南，山东即墨人，自 1932年起就跟随黄樵松，深得黄的赏识重用，从营长、团长一直提拔到师长。黄对戴深信不疑，向戴透露了“来一个突变”即率部起义的想法。戴炳南表示“赞同”。

　　11月1日，黄樵松派谍报队长王震宇、队员王裕家穿越火线，到解放军阵地，给徐向前司令员送去表示决心起义的信。徐向前亲笔复了一封信，信中说“贵军长为早日解放太原30万人民于水火，拟高举义旗，实属对山西人民一大贡献。向前保证贵军起义后仍编为一个军，一切待遇与人民解放军同。惟时机紧迫，为更慎密计，事不宜迟。”高树勋也复了一信，强调“见面后速令王回来，以便确定我们见面地点”。黄阅信，当天再派王震宇、王裕家到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商议起义具体事宜。

　　11月3日晨，黄樵松用电话把戴炳南召到宿舍，出示徐向前、高树勋的信件。不料戴炳南看后神色大变，借口家属在西安国民党手中，劝黄将起义计划推迟几天。黄明白告诉他，已派王震宇等人前往联络，要戴将起义事迅速告诉各团长。当晚戴炳南回到师部，非但未向各团团长传达，反而说服他的把兄弟旅长仵某(仵德厚)把各团长集中看管起来，自己赶往绥靖公署向阎锡山告密。晚10时，阎锡山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捕了黄樵松。次日上午，逮捕了从东山解放军指挥部返回的谍报队长王震宇、队员王裕家以及同来的解放军参谋处长普夫、翟许友。6日，经北平，押往南京。

　　黄樵松被捕的消息传到西安，他在重池路204号的住宅被查抄。妻子王怡芳正在产褥期中，得知丈夫入狱的消息，心中悲痛万分，抛下婴儿赶往南京营救。

　　蒋介石对黄樵松计划起义十分恼怒。黄在太原被扣期间，蒋数次致电阎锡山，要阎将黄等押解南京。黄等到南京后，蒋即指令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由余汉谋任审判长，国防部第二厅。第三厅、军法局、新闻局各派一人为审判官;并令“迅予严办报核”。所以，黄夫人到达南京直至黄樵松被害的半个多月中，虽多方奔走，想尽办法，也始终未能与丈夫晤面。

　　11月19日，国民党国防部特别法庭开庭宣判。前一天，黄樵松已给妻子写好《遗书》。《遗书》谈到他们夫妻间十几年的恩爱生活，谈到年迈双亲和七个幼年儿女的生计，谈到身后事要从简料理。还说自己“平生酷爱艺术，今为艺术而死，夙愿得偿”，劝妻子“平住气、稳住心，很慎重地筹划后半生的事情。”(黄樵松烈士遗书，原件存太原双塔烈士陵园)宣判开始，法官指问黄樵松为什么要叛变?黄樵松义正词严批驳说 “我不是叛变，我是不愿打屠杀人民的内战!”接着为同伴掩护说;“宣传部长(指晋夫)是我请来的，王震宇是我命令他去的。要杀杀我一个人，他们无罪!”晋夫大声叫喊“黄军长，你没有罪!有罪的是他们，该杀的也正是他们!死，吓不倒我们，会有人替我们报仇的。全国就要解放，南京也一定要解放，清算他们的日子就要来到了。”(《威武不屈的革命战士——追忆为解放太原壮烈牺牲的晋夫同志》，《山西革命烈士史料》第一辑)但法庭竟以“率部投降共军”的罪名，判处黄樵松、王震宇死刑。以“煽惑军人逃叛既遂罪”，判处晋夫死刑。黄樵松、晋夫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11月27日，黄樵松、晋夫、王震宇三人终被枪杀于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刑室。

　　其后，王怡芳出重金买通狱卒运出三人遗体，置棺立碑并葬于莫愁湖畔。次年4月，南京、太原同日解放。戴炳南被搜捕，受到人民的正义裁决。

　　黄樵松烈士的骨灰于1979年迁往举义地太原。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省政协及省城各界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薄一波、程子华等领导人送了花圈和挽联。王益民代表山西省委致悼词，称赞“黄樵松烈士是一位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的军人，是一位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的爱国人士，他为解放太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虽死犹生。”。这是对黄樵松最公正的评价

　　这是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黎明时分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构成了蒋家王朝行将覆灭的定局。，蒋介石为负隅顽抗，玩起“引退”的花招，悄然回到了浙江奉化的老家溪口。但谁都知道，他仍是大权在握。他依靠听命的亲信，随身的电台，密切关注着战局并发号施令。

　　1949年4月18日深夜，军务局长俞济时匆忙送给蒋介石一份电报，只见电报上写道“新华社4月18日电驻上海浦东的国民党伞兵三团全体官兵毅然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这份电讯使蒋介石立刻脸色苍白，骂了一句“娘希匹，又出了一个乱世奸臣!”随即头晕目眩，往后便倒。俞济时抢先抱住，医生、副官、侍从闻声而至，乱作一团……

　　【团长欣然接受策反】

　　蒋介石为什么在得知伞兵三团起义的消息后，会如此沮丧和大动肝火呢?这与他对该团的器重和期望值很有关系。

　　国民党的伞兵部队，最初由国民政府责成杜聿明于1944年在昆明创建，划分为一、二、三团。隶属陆军总部。伞兵军官都是国民党中级和高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一律美式装备，是以伞降或机降方式投入地面作战的合成兵种，具有空中快速机动和地面猛烈突击的作战能力，因而成为蒋家王朝的特种嫡系机械化部队。蒋介石曾将这支部队用于两广、湖南等地的对日作战。日本投降后，伞兵司令部由昆明开往上海，而后调驻南京，内战期间加入徐州战区与我军作战。但在1949年初，随着我军三大战役的胜利，南京蒋家王朝即将土崩瓦解的时刻，蒋介石却命令这支精良部队由南京调防上海，以构筑的堡垒。其中第三团驻防安亭、三林塘一带，担负沪宁线和沪杭线铁路警备任务。这第三团齐装满员，战斗力强，曾在对日作战中屡建战功;豫东战役中，在伞兵一、二团团长相继阵亡的情况下，唯这个三团团长灵活指挥杀出重围，因而备受蒋赏识，视为掌上明珠。1945年9月9日，同盟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政府在南京主持“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时，曾专门调遣训练有素的伞兵三团全体官兵参加仪式彰显军威。可见三团的特殊地位。

　　就在渡江战役前夕，为了谋求的逃路，蒋介石匆忙赶至上海，召见伞兵司令张绪滋少将和三个伞兵团的正副团长们，决定将伞兵部队调往福建，然后去台湾。就在这次召见时，蒋特意单独对第3团团长刘农交底到台湾后，将3团编为自己的“御前卫队”，给予特殊待遇。3月中旬，伞兵司令张绪滋根据蒋的命令，开始制定南撤方案。

　　第3团团长刘农可不是等闲之辈。这个“长满络腮胡子的脸刮得铁青”的中年人，出生于湖南绍东，早年曾参加过北伐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他便参加了国民党部队。民国二十年考入陆军通讯学校十一期。三十二年又考入陆军大学二十一期，在此期间结识了中共党员段伯宇。刘农陆大毕业后分配到战斗部队，当上了陆军上校团长。当此大厦将倾之际，何去何从，他在苦苦思索。他曾在办公室亲笔写下宋代诗人黄庭坚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可以看出，他与一般国民党军队的高层指挥官是有些不同的。

　　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地下工作者很快掌握了蒋介石策划伞兵团南下出逃的意图，也了解3团团长刘农的经历，决定把他作为策反对象开展工作。事不宜迟，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立即派李正文与段伯宇取得了联系。

　　段伯宇，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大学，和刘农同为陆大二十一期同学。抗战期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由其胞弟、国民党军务局参谋、地下党员段仲宇推荐入军务局，主管军事情报。按地下党指示，段伯宇以隶属关系和同窗之谊接近刘农。

　　老同学见面自然非常亲切和随意，经过几次交往，刘农表明了心意，愿意投奔共产党。段伯宇向刘传达了中共上海局的指示利用南撤之机，在上海举行起义;然后调转船头北上，直驰苏北连云港解放区。刘农欣然接受这个方案，并同意让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派周其昌打入伞兵团，与李正文单线联系。为名正言顺，刘农委任周其昌为3团通信连“中尉通信员”，住在团部，以便及时掌握情况。

　　在中共上海局策反伞兵3团的，还有两条线也在紧张地做着他们的策反工作。一条是4纵队兵站站长孟虎，一条是在国民党二厅任职的陈家懋，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只不过当时的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互不通气。

　　【被推迟的“南撤命令”】

　　解放战争的进程，比预料的还要快。人民解放军继淮海、平津战役之后，百万雄师直逼长江北岸，国民党统治集团一片慌乱。行政院长孙科匆忙宣布“内阁”政府南迁广州。

　　蒋介石在哀叹之余，抓紧制定应变计划——在坚守长江南岸防线的，将嫡系精锐部队撤往台湾，保存实力，以便东山再起。为此，责成国防部命令伞兵司令部“着伞兵部队分作三个梯队，分别于3月中下旬、4月下旬，按一、二、三团顺序，从海路南撤福州待命。不得有误。”

　　这个命令意味着蒋介石逃跑计划的实施。刘农立即将此情况通过周其昌转告了我地下党。

　　接到情报后，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研究决定放弃原定的伞兵团晚些时候配合其他国民党部队在上海起义的方案，让伞兵3团在调防途中起义。，为集中策反力量，中共上海局决定把对策反伞兵3团的三股力量汇合在一起，归上海策反委员会统一领导，这样，这几路地下工作者才接上了关系。

　　此时，南撤计划又有了新变化。3月20日，国防部给伞兵司令部下达命令“因战局吃紧，日后恐无法解决运输船只，三团需提前起程，与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一道，和伞兵二团合并为一个梯队，于3月28日撤离上海。”

　　接到这道“提前起程”的命令，刘农心中一惊。因为目前官兵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做，与2团合编梯队行动多有不便。他赶紧嘱咐周其昌立即向“策反委”负责人张执一、李正文报告。

　　这时候的上海滩已处于腥风血雨之中。根据蒋介石的手令，军警宪正一齐出动，对地下党进行大规模搜捕。此时的张执一、李正文已暴露身份，不得不匆忙转移去了苏北根据地。策反委员会的工作改由张登主持，伞兵3团起义一事则移交给田云樵负责。他们仔细研究以后，认为应该设法推迟南撤时间，还要确保3团单独调防，这样才能保证起义万无一失。于是通过内线来干扰和推迟南撤的行动计划。

　　三天后，伞兵司令部接到段仲宇报告“伞兵3团一营在上海北站执行特别警戒，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要集中兵力布防上海外围战线，旬日之内抽不出人力接替一营，故3团暂时不能南撤。至于该团待后撤离时的船只，我当一定负责准备。”此时的段仲宇，已调任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专管海陆运输船只调度。他按照“策反委”的指示，给伞兵司令部施加了“滞后南撤”的影响。

　　伞兵司令张绪滋不敢在没有接替的情况下，把负有“特别警戒”任务的3团1营拉走。便电告国防部“拟同意3团与军械处延至4月13日一起撤往福州。1、2团则在3月28日按时起程。”国防部作了答复。

　　这正是大家所企盼的。刘农接到3团推迟南撤的命令后，内心稍安;但又怕再出意外的麻烦，便急切要求会见新的联络员舒忻，商讨起义具体事宜。

　　4月7日，舒忻受张登、田云樵之命，在浦东三林塘3刘农大，恐难成功。因为江南是国民党的天下，难逃海上空军的追击，伞兵不习海战，必致船毁人亡……”

　　“为什么一定要在江南起义呢?我们的看法，可以在江北起义!”舒忻知道，刘农作为一名上校团长，能走出这一步很不容易，他在军事上的考虑也有道理，于是耐心地说“长江以北，除青岛外，沿海的山东、江苏地区都已全部解放;兵舰出长江口后，可先向南驶，以蒙蔽敌舰监视，待夜里再悄悄折向北方，直驰连云港。若遇紧急情况，可在苏北沿海随时靠岸。”

　　刘农听了这番话，对局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解除了顾虑，同意了在驰往连云港途中起义的意见。

　　4月9日上午，田云樵、舒忻、陈家懋、刘农等人乔装打扮，陆续来到上海“大沪饭店”，由扮作堂倌的周其昌引到二楼雅座，对起义具体事项一一研究。为使起义取得成功，成立了由刘农、周其昌、陈家懋、李贵田、孟虎等5人组成的“伞兵3团起义指挥部”，刘农任总指挥。成立了领导起义的党支部，由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武装纠察队，密切监督和处理突发情况。中共上海局“策反委”田云樵，在碰头会上郑重宣布“起义途中，情况变幻莫测，要及时正确应变。对于胆敢武力抗拒者，坚决镇压，决不留情。”

　　4月10日，刘农在三林塘团部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宣布奉调南去福州，13日离开浦东，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与3团同行。他责成陈家懋和李贵田负责联系船只，安排、组织人员物资上船。

　　【神秘的“国防部急电”】

　　经过紧张的工作和细致的准备，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49年4月13日上午，伞兵3团和伞兵司令部军械处共2500余名官兵在黄浦码头聚餐。团长刘农举杯预祝大家一路顺风。宣布为了航行的安全，任命团附(国民党军阶之一，相当于“团长助理”——笔者注)李贵田为航行指挥官。

　　伞兵3团团附、地下党员李贵田当即宣布登船事项，从各连指名抽调班长、士兵组成纠察队，由周其昌、孟虎(均为中共党员)担任正副队长，负责航行期间的安全工作。

　　下午2时，刘农团长一声令下，宣布起航。由段仲宇安排的上海招商局的“中102号”坦克登陆艇一声长鸣，缓缓驶离上海黄浦港。艰难的航程开始了。

　　下午4时，准时通过吴淞口，加入东海航线，一直向南驶去。

　　晚上7时30分，登陆艇来到东海花鸟岛以东的海面上。

　　李贵田密切注视着航海标记。按领航规定，这里是南下和北上的转折点。关键的时刻到来了!

　　他来到登陆艇驾驶舱，登上驾驶台。毫不知情的艇长不满地说“这里是驾驶重地，你来干什么?”

　　“传达国防部命令‘因战事需要，命令伞兵3团增援青岛。’现在，我命令你立即掉头北上。”李贵田沉着地边说边拿出事先拟好的“国防部急电”。

　　“不可能!我的上级命令我艇运送你们去福州，你想改变航向，需要请示我的上级。”艇长傲慢地说。

　　“军事行动，瞬息万变，你运载我们团，就得听我们指挥。你敢不服从国防部命令?耽误了军机大事，军法论罪!”

　　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纠察队带领爱国华侨海员白力行、国民党原重庆号巡洋舰轮机长武成绩进入驾驶室，他们与这位艇长熟悉，告诉他军人不可以抵抗命令，还是改变航向吧。艇长看了看全副武装的纠察队，只好下达转舵北上的口令。

　　与此，3团无线电台台长成书生和纠察队也进入登陆艇电讯室，控制了报务员，拔掉收发报机上的电子管，切断了与国防部的无线联系。尔后，他又急匆匆来到设在艇上的团部，送给总指挥刘农一份“国防部特急电报”。

　　刘农看过电文，吩咐中尉通信员周其昌“立即通知营以上军官，速来团部开会，传达紧急命令。”

　　几分钟后，军官们鱼贯而入。一个进来的是副团长姜健，嘴里骂骂咧咧。

　　“国防部命令，”刘农率先起立，众人也跟着站了起来，“命令伞兵三团暂停南下福州，即刻北援青岛我军，不得有误。”

　　“不可能!伞兵司令部和一、二团已经在前几天到了福州，又去了台湾，怎能叫三团去增援青岛?”副团长姜健发难，他拍着桌子叫周其昌把台长找来。

　　无线台长成书生是周其昌、孟虎发展的积极分子，早就表示不去台湾，并且直接参与了这次行动。当他来到团部后，面对姜健提出的一连串问题，什么抄报时间、译报时间、频率、呼号等，都对答如流。

　　姜健没问出什么破绽，突然命令成书生“发报请示国防部，核对北上靠岸的地点和任务。”

　　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农扫了一眼姜健，果断地说“我是团长，我向国防部负责。不要再向国防部请示了，坚决执行命令，立即北上青岛。各位回去，切实掌握好部队，不要听信谣言!”

　　登陆艇满载着蒙在鼓里的2500多名官兵，驰向青岛方向的茫茫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