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中林黛玉为什么不ldquo;待见rdquo;李商隐

　　《红楼梦》第40回，林黛玉对贾宝玉说“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林黛玉为什么不“待见”李商隐？他们为什么没有成为知音？晚唐诗人李商隐和《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在大体相似的诗风和性格背后，还有哪些更为具体的特质？

　　林黛玉如何看待作诗？《红楼梦》第48回香菱学诗，林黛玉说“词句究竟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她列举王维的五律、杜甫的七律和李白的七绝，再览陶渊明、应玚、谢灵运、阮籍、庾信和鲍照诸家。林黛玉举出的诗人里，没有李商隐。

　　我们选择一个意象“菊”来做一番比较。李商隐的咏菊诗有两首，其一诗题为《菊》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首联状菊花的色调，颔联引陶渊明、罗含两位隐逸高人之典，强调菊花象征的道德情操。颈联则情绪一转，由菊花的高洁转而写它的寂寞凄凉，道出这位“隐者”胸中的落寞。尾联借菊花自比，希望不仅做一个高标自持的“局外人”，还能进入“白玉堂”，哪怕成为菊花酒，盛在鹦鹉杯中被喝掉也好。

　　另一首《野菊》苦竹园南椒坞边，微香冉冉泪涓涓。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细路独来当此夕，清尊相伴省他年。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开篇点出野菊生长环境的压抑，“苦竹”与“椒坞”，虽有“微香”但已难禁孤独之泪。“已悲节物同寒雁”把生于寒秋看成是菊花的悲惨命运。抒情主人公形象自颈联介入，“细路独来”点明其与野菊同命相怜之苦，一句“不取霜栽近御筵”尽显怨愤压抑的情绪。这两首诗中，李商隐借咏菊表达对自身命运的感喟，他欣赏菊花的高洁，以菊自比，但表述更多的却是孤芳自赏的寂寞，以及想要摆脱这一处境却无能为力的压抑无奈。

　　《红楼梦》第38回写到大观园众少女的菊花诗“创作竞赛”，林黛玉技压群芳，她的《咏菊》《问菊》《菊梦》包揽三甲。在大观园历次“创作竞赛”里，这个纪录是空前绝后的。说这三首菊花诗是林黛玉艺术水平最高的作品，当不为过。《咏菊》一诗，已有先声夺人之威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

　　题为《咏菊》，却通篇未见“菊”，只见“绕篱欹石”的诗人“我”，将自身与菊花风骨上的相契用一种浑然的方式点出。颈联两句，可看作《红楼梦》叙述者在卷首自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点化。一句提及“陶令”，却不是李商隐略带感伤的轻描淡写，而是“千古高风说到今”的豪壮与大气。

　　《问菊》一诗傲气更盛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片语时。

　　知晓“秋情”的只有菊花。颔联两句是《红楼梦》中名句，人们喜欢用它来概括林黛玉清高孤傲的性格。这一句包含了对菊花孤独性格的慰藉和体贴谁能同冷傲的你作伴，一样是开花，何必这么迟？颈联进一步关切询问，“圃露庭霜”、“鸿归蛩病”，你如何捱过寂寞，有谁抚慰你的相思？尾联认同菊花孤高的品性，相信自己就是它举世无双的知音。

　　李商隐和林黛玉都写菊花的清高寂寞，却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李商隐的抒情是内向的，认为菊花在寂寞中有悲苦和怨恨，迫切地想改变这种处境；而林黛玉的抒情却舒张大气，认为菊花以寂寞为代价的高洁是可贵的，她对这种寂寞始终抱以肯定和欣赏的态度，并没有恼恨和焦躁。这正好可以反映李商隐和林黛玉诗风的不同——李商隐的愁绪往往迂回婉转，在悲伤际遇里纠结；而林黛玉却喜欢将愁绪舒展放大、反复渲染。

　　《红楼梦》第49回说，香菱跟林黛玉学诗以后，满嘴里念叨的都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李商隐的“隐僻”对于自学诗歌、社会阅历甚浅的大观园少女来说，确实有相当大的阅读难度。要求她们领悟、欣赏诗中意蕴，未免太过苛求，林黛玉也概莫能外。

　　林黛玉不愿像李商隐那样在“惘然”中体验审美愉悦，宁愿以自我欣赏的态度直面惨淡未来。而且她极少从自己的爱情中取材，第34回在宝玉送来的手帕上题诗是唯一的一次。这固然缘于正统教育熏陶下的少女羞于在诗中表述“怀春之情”，但鉴于林黛玉偏于大气的诗境，也可知她并不屑于在爱情上耗费笔墨。林黛玉和李商隐审美趣味与性格差异不小，林黛玉欣赏那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原诗应为“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她悲伤缱绻之时，也曾对李商隐的哀愁产生心灵的认同与契合。但这种“契合”与感性的“喜欢”并不一定吻合。我们读李商隐诗，为他的感伤所吸引，但容易沉湎于愁绪，难于排遣升华。这或许也是林黛玉不喜欢李商隐诗的另一个原因所在。

　　 明神宗时期，神宗长时间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宫过着"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的生活，身边的侍者办事稍不称意"辄毙杖下"。且又极其贪婪，恨不得把天下财货都搜刮进宫中供其挥霍。把大批太监派作"矿使”、"税监”前往各地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他把朝廷官员的任免都丢在一边，使在职的官吏无法得到升迁，空缺的职位难以及时补充。最糟糕的时候，六部的尚书只有一位，都御史10年不补。当时有一个名叫袁可立的御史曾经借雷震景德门的机会连续上疏直指皇帝

　　“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睢州志》）”，终于惹怒神宗皇帝，被削职为民二十六年。首辅大臣也相继上了100多道奏章请求，帝皆不听。为了增置不足的内阁大臣，首辅大臣竟然上了100多道奏章请求。这样一来，就助长了朝野上下的派别纷争愈演愈烈。

　　1621年( 天启元年)，公鼐看到改元后不到半年，御史因进言而受到责罚的有十几人，连续两次上疏，对皇帝及辅臣加以规劝。此时的熹宗已被宦官魏忠贤操纵，公鼐得到的是“谯责”、“忏旨”。做为两任皇帝老师的公鼐对专权乱政的魏忠贤之流深恶痛绝，加之编纂《光宗实录》一事触怒魏忠贤，“群小恶其害已，尽力排挤，不得大用”。

　　魏忠贤逐渐专权乱政的情况下，天启初，性格耿直的礼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的公鼐成为受打击的对象，在帝党、后党、宦官、朝臣的斗争中，刚直峻介的公鼐不愿陷入相互攻讦的党派斗争，又不允许宦官魏忠贤诬陷忠良，为纠正魏忠贤等人散布的流言蜚语，他愤然上书熹宗，要求由他主持编纂《光宗实录》，秉笔直书光宗政绩和宫闱中委曲隐秘之事，“存其真不存其伪”，“以成一朝信史。”熹宗没有批准他的建议。

　　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他们被称为"浙党”。还有什么"秦党”，成员都是陕西籍的官僚，还有什么"齐党”、"楚党”、"宣党”，都是以首领的籍贯命名的。"秦党”的政见与"东林党”相吻合，其他各"党”都与"浙党”声气相通，党争之风甚嚣尘上。

　　对东林党的评价，较为客观的说法是按政绩来判定东林人与攻东林者之间高下如何“平心而论，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间亦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甚高，而于筹虏制寇卒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胜耳。特可谓之聚怨哉？无济国事殆同矣。”强调两派领袖的人品迥异，但也指出两派均属于于国事无补一类。在肯定东林领袖为君子的点明东林的流弊所在。总体而言主张“东林”应对明末败势承担一定的责任。这种看法具有较大的普遍性。

　　顾宪成（1550－1612）明代思想家，东林党领袖。江苏无锡人，字叔时，号泾阳，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