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ldquo;金缕玉衣rdquo;是否真能让人起死回
历史上的封建帝王集所有权利于一身，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为保住自己至高无上的皇位或是贪恋世间繁华，很多帝王都希望练就长生不老之身，继续执掌天下。于是，一些皇帝就寻找长生不老药，炼仙丹，喝甘露。也有的皇帝认为玉能养精，将金玉置于人的九窍，人的精气不会外泄，可以使尸骨不腐，来世再生。于是“金缕玉衣”就成为殓服随葬。那么，“金缕玉衣”真的能让人起死回生吗?
玉衣(也称玉柙)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殓服，外观和人体形状相同，体现了穿戴者的身份和等级。皇帝及部分近臣的玉衣以金线缕结，称为“金缕玉衣”，其他贵族则使用银线、铜线编造，称为“银缕玉衣”、“铜缕玉衣”。玉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周时的“缀玉面饰”。所谓“缀玉面饰”，就是将做成眉、眼、鼻、口形状的玉石片，按一定形状排列，辗附在织物上，再覆盖在死者面部。这种缀玉面饰就是汉代玉衣的雏形。
在汉代，人们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玉塞九窍，可使人气长存。所谓九窍就是指两眼、两鼻孔、两耳孔、嘴、生殖器和肛门。出土的玉衣经常就搭配有用玉做成的眼盖、鼻塞、耳塞、口含、罩生殖器的小盒和肛门塞。在汉代，除皇帝和高级贵族外，任何人使用金缕玉衣都是大逆不道，汉桓帝时，冀州官吏赵忠在埋葬他的父亲时，私自使用仿造的玉衣，被人上告后，以僭越的罪名，将其父的墓掘开，陈尸于棺外，赵忠一家也被监禁起来。
“金缕玉衣”盛行于汉代，到三国时曹丕下诏禁用玉衣为止，共流行了400年。那么“金缕玉衣”是不是真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可以让人起死回生呢?我们先看看当时轰动国内外考古界的河北满城一号墓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出土时的情况。1968年，一批解放军士兵在河北满城陵山施工，他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型古墓，并及时报告给了当地的文管部门。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一座大型的西汉古墓葬出现在人们面前。根据考古专家推断，这座墓葬的主人是西汉时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葬，在刘胜墓葬的旁边还有他的妻子窦绾的墓葬。俩人所穿的就是传说中如同铠甲，用金线穿成的“金缕玉衣”。
人们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历史典籍中一再提到的金缕玉衣的真面目。刘胜穿的玉衣形体肥大，全长1.72米，由2498片玉片组成，用于编缀的金丝约重1100克，玉衣分头部、上衣、裤子、手套和足共五部分组成，头部的脸盖上刻划出眼、鼻和嘴的形状，腹部和臀部突鼓，裤筒制成腿部的样子颇似人体。窦绾的玉衣比较短小，共用玉片2160片，金丝重700克，没有做出腹部和臀部的形状，可能是出于对女性形体造型的避讳。
此后，全国各地又相继出土了中山怀王刘修、南炀侯刘迁、东昌侯刘祖等二十多套金缕玉衣。在这些金缕玉衣中，中山靖王的金缕玉衣是最精美的一件，现收藏于河北省博物馆。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制作一套“金缕玉衣”是十分不易的。“金缕玉衣”所用的玉料要经过开料、锯片、磨光及钻孔等，每一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必须经过精心的设汁和细致的加工。据测定，玉片上有些锯缝仅0.3毫米，钻孔直径仅1毫米，工艺繁难与精密程度之高令人惊讶。整个玉衣制作过程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是相当惊人的，据推算，汉代制作一件玉衣，约需一名玉工费十余年的功夫。
用这么精美的玉衣作为殓服，用九窍器塞其九窍，可谓费尽心机，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金缕玉衣价格昂贵，频频招来盗贼光顾。据《三国志·魏文帝本纪》记载，“汉氏诸陵无不盗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有鉴于此，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此玉衣便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一个千古传说。
纵观甲午之战前后的清廷财政状况，会发现其实当时清廷的财政制度和经济状况根本无力支持一场现代化的海战。清廷一直坚持的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以及混乱的财政管理体制造成了中央政府在面临战争等紧急状况的时候无法有效地调拨和集中财力来应对局面。纵然北洋舰队在战力上能够与日本相抗衡，但是由于中央财政贫弱无力解决后勤保障、弹药供应等问题，在海战中失利也是必然的。
清朝国家财政的运转主要是靠推行解款协拨制度。该制度对于中央支配和控制各省收支有重要意义。在此制度下,中央统计的各项收入数字只是地方每年分两次上报户部的收人数额,而并不能表示各地实解国库的税收数目。这些上报中央的收人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分存于地方,等待户部的调拨。上报总数中的一部分由各省留作地方开支(称为存留),第二部分按照常例作为京饷上缴国库或根据户部的指示解给其他省派用,第三部分则以协助款项的形式调拨他省(即协饷或称协款)。布政使司每年春秋两季把本省当年实存银数和第二年应需开支的官兵俸饷预先估算造册,称为清册,由督抚咨送户部。每年冬季,各省督抚必须预先估算第二年应支俸饷银两,造册咨报户部,称为冬估。户部对清册和冬估册进行审核,然后确定对各省协济的银数。
这一制度是与地方经理税收、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无严格区分的状况联系在一起的,而这样的状况很难避免地方把持财源。户部依靠中央的权威命令地方解拨,通过布政使司来牵制督抚,从而节制地方财政,使其统一于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中,这样的制度对中央权威的依赖性太大。如果中央的权威能够有效节制地方政府,就能保证实拨实解;反之,如果中央的权威低落,地方完全可以找出种种借口来使应解的数目大打折扣,或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解款方向。甲午战前,地方财权的膨胀正是对解款协拨制度效用的破坏,也使它的弊端更明显地显露出来。解款协拨制度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如果某地收人有限,不能按指示解款,而某项建设又必须依靠这笔解款,同样会形成有拨无解的情况,从而导致对建设进程的阻碍作用。
这两个弊端在北洋海防建设过程中都有表现, 北洋筹建之时,其经费重要来源之一厘金己由地方督抚支配,中央权威的低落、地方财政的膨胀使解款协拨制度的弊端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地方督抚主要以自己利益为进退,决定解款方向,北洋受害不浅。李鸿章在光绪五年十月即指出江苏、广东、福建三省厘金分毫无解的原因是“该省自行留用”。第二个弊端，即个别省收人萎缩时,难以实拨实解。如浙江厘捐原以丝捐为大宗,但由外洋蚕桑年盛一年,厘捐逐年减收,不敷拨解。浙江省厘金项下岁拨北洋经费40万两白银,减为32万两后仍不能实解,其实每年实解不过10余万两。
在“量入为出”的传统财政收支平衡原则指导下,清政府虽然有清册和冬估册这类类似财政预算的手段,却远不能与编制近代的收支预算相比,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才第一次编成近代形式的预算。这样的制度难以对突发事件导致的紧急财政需要做出迅速反应,尤其是当它和光绪年间库储空虚的状况以及上文提到的解款协拨制度的弊端相结合时,其弊病就显而易见了:一旦某地有突发性事件发生,在库储空虚的情况下,中央就不得不“视轻重缓急”挪款救应;即使没有中央的命令,地方有时也不能坐等别省协款,而不得不将应解出之款截留派用。在当时，北洋海防款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往往被视为可缓之款调走救急。李鸿章督办北洋后,首先的一笔巨款的挪用就是左宗棠规复新疆之事。光绪五年,平定西睡,在此期间,海防经费中很大的一部分被用于抵拨西征军饷或偿还西征所借洋债。光绪元年至六年,北洋饷银就“拨给滇案衅款银”20余万两,“借拨河南买米银”4万两,“拨给山西、河南两省贩款银”20万两,“拨给京师平果不敷价银”7.5万两,“拨给直隶贩抚各属运米脚价银’1万两,“拨给河间等处井工银’4万两,惠陵工程4万两等等。光绪十五年亦曾从“海军续拨项下暂借20万,充山东河工之用’。对本已不足额的海军经费而言,这些调拨无疑是雪上加霜。
北洋海防筹办二十余载,到甲午战前已初具规模,不可谓没有成绩。然而二十余年中,北洋军费筹措一直举步维艰。虽然北洋海防用款一直是清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但分析其供给状况,仍可发现很多问题。蒋廷黻曾言“李鸿章办海军第一个困难是经费,经费所以困难就是因为当时的财政制度,如同一般的政治制度,是中古式的”。而现代战争需要的是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有效地后勤保障系统，清朝政府混乱的财政体制根本无力支持北洋水师这样一支新式海军在现代条件下打赢一场现代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