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另一种解读：其实是不敢
我们提起大禹治水，常常为他的“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大禹为了根治水患，解除百姓痛苦，治水13年，终于洪水平息，东渐于海，老百姓安居乐业，“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大禹功不可没。
，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真的就是为了革命工作，为了天下苍生?他真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吗?我怀疑。
终于，细读《史记》，寻出蛛丝马迹。司马迁说“禹伤先人父鲧功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13年，过家门不敢入。”看来，大禹不是不想回家，而是不敢回家。为什么连家都不敢回呢?这里面有蹊跷。我们先来看看禹父鲧是怎么死的。
大禹的父亲鲧因治水不成而被舜所诛，鲧一没有渎职，二没有贪污治水资金，三没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舜为什么要杀他呢?治水没有成功不是理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那样低下，科学技术那样低下，又没有前人的治水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摸索，失败是正常的。要鼓励探索，要允许失败，以舜那样的英明之主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其实，说穿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治水不成不过是一个借口，而杀掉他才是真正的目的，这是政治斗争和权力角逐的必然结果。
据《史记》记载，禹的父亲叫鲧，鲧是帝颛顼的儿子，颛顼是昌意的儿子，昌意是黄帝的儿子。可见鲧根正苗红，又是帝王之后。当时的尧对鲧和舜都是非常信任和倚重的，而尧把治水的重任交给鲧，更表现出尧对鲧的看重。这样，就必然引起舜的妒忌。于是，舜除了给鲧的治水制造障碍，还在尧面前说鲧的坏话。因为治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要不断地从失败中经验。由于舜的谗言，尧和天下之人对鲧的治水能力还是产生了动摇。后来，舜一步一步骗取尧的信任，夺取了政权，便迫不及待地以治水不力而杀了自己的政治对手，结果不明真相的天下人皆说杀得对。
杀了鲧之后，舜还要斩草除根，要杀大禹。，苦于没有正当的理由。那么，还让他去治水吧，如果治水还是不成，就有了正当的理由了。禹是一个聪明人，这一切他全看在眼里，他深知自己处境的危险，所以，他必须保护好自己，必须治水成功，必须接受父亲的教训，必须赢得天下的信赖，使得舜不敢轻易下手才行。
大禹把杀父之仇深深埋在心底，不敢有丝毫的流露。还不停地向舜表忠心，说自己对舜是如何地服从爱戴，舜是如何地英明伟大等等。为了讨好舜，他甚至不惜卑躬屈膝。《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黧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就是说，大禹敢怒不敢言，只有老老实实，小心翼翼侍奉舜，以赢得舜对他的信任，缓解舜对他的戒心，走路的时候紧紧跟随在舜的后面，不越半步，大气都不敢出，千方百计让舜高兴。其行为怎么看都有点像当年的林副统帅。
，大禹还吸取了父亲鲧的教训，因为当年父亲只知道低头拉车，不知道抬头看路，不知道宣传自己，以致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舜的手里，舜说什么，大家都相信，没有很好地树立自己的形象。所以大禹很注意宣传自己，他不仅对舜宣传自己怎样兢兢业业忘我地工作，还经常地对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皋陶同志宣传自己的事迹，他说“予娶涂山，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处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当时结婚娶了涂山氏，只在家里住了三天，便为了天下百姓的安居乐业，为舜的治水大业离开了家里，后来孩子启出生我都没有时间看他一眼，一心一意在工地上忙碌，撇小家为大家，生怕辜负了舜和天下人民的期望。他的话，使得负责宣传的皋陶感动得热泪盈眶，“皋陶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则刑之。”就是说，皋陶非常敬重大禹的品德，立刻命令天下人向大禹学习，以大禹为榜样，爱岗敬业，三过家门而不入。谁不学习，就收拾谁。大禹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一下子成了榜样和英雄。于是，“禹德大明”，在全国很有影响力了，威信大增。
，这13年，真的像他自己表白的那样，孤身一人，一心治水?我还是不信。禹虽然13年没有回家，虽然三过家门而不入，谁敢保证他没有二奶，没有小秘，没有游山玩水，没有大吃大喝，没有找小姐，没有洗桑拿，像一个苦行僧一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舜当时就不会对他提出警告“毋若丹朱傲，维幔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绝其也，予不能顺是。”这段话是《史记》中司马迁记下来的，那意思就是说，大禹啊，你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无礼，不要只喜好怠惰游乐，戏谑胡为，你不论白天黑夜都不停息地作恶，在没有水的地方，你还坐在船上，强迫民工为你推舟游乐，你还和众多的女子在屋里放纵淫乱，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决不会听之任之。舜所说的，不会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吧。
只是大禹羽翼渐丰，得到四方诸侯的拥戴，舜也就无可奈何了。终于，大禹见时机成熟，便夺取了王位，放逐帝舜，舜惨死在南方苍梧。这可不是我编出来的，大家可以看最权威的辞书《辞海》，上面就是这样写的。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宋人王安石写的一首赞扬商鞅变法的一首诗。商鞅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王安石和他一样，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变法的艰难，使得王安石对商鞅感同身受，所以写诗称道，以表自己变法的决心。
王安石在诗中讲的“一言为重百金轻”的典故，说的就是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是这样描写的，“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 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商鞅变法的法令虽然已经拟好，但还没有公布，因为怕老百姓不相信自己。于是商鞅就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说是如果有谁能把它搬到北门，就赏十金。老百姓对这事感到很奇怪，没人敢搬。商鞅便又下令说“如果有人能搬就给五十金。”有一个人来搬了，不知是不是他的亲属，商鞅果真赏他五十金。
商鞅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向老百姓表明，自己说话是算数的，是讲究诚信的，是赏罚分明的。将来法令一旦公布，如果有人不去执行，好，严肃处理决不客气。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这诚信，诚信是立国之本，不能取信于民，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再好的改革，也难以成功。尤其在民智未开，愚昧无知的时候，就必须采取一些办法，让他们知道变法者的厉害。这样，他们才会对新的法律产生敬畏之心，变法才会顺利进行。
，徙木真的可以立信吗?我看未必。
立法者制定法律的基础便出现差错，因为他们把老百姓看成是民智未开，愚昧无知的，是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其实不是这样。让我们来仔细想一想商鞅的徙木立信，一个堂堂的国家宰相，吃饱了撑的，让一个人把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就赏十金，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法度，人民不相信是对的。紧接着，商鞅又把赏金涨到五十金，这就越发地荒唐了，这和我们今天许多官员拍脑门，瞎折腾，随意决策没有什么区别。好在商鞅还没腐败，如果腐败，暗中找一个自己的亲属，说你把这个木头扛了，我给你一百金，既把事情做了，又自己人把钱得了。
再则，老百姓对徙木的法令不相信，并不说明老百姓愚昧，恰恰说明老百姓不盲从，他们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标准。商鞅的徙木立信是建立在荒唐的基础之上的，他是在用这种荒唐来证明自己的诚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荒唐。人民群众有权利对商映的法令持怀疑态度，不但要对他徙木的动机产生怀疑，还要对他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如果是民主国家，不但要对他怀疑，还要对他的随意决策进行弹劾。
其实每一项法律政策的出台，老百姓都会持怀疑的态度，这正说明老百姓并不愚昧，正说明老百姓是善于思考的，不是盲从的。因为历史证明，每项政策法规的出台都不是完美的，都是有既得利益者，都会伤害到一部分人的权益。所以他们要观望而不是响应，他们要批评而不是急于赞美。
一个官员取信于民的关键，不在说到做到，而在说的合理，在公平、公正、公开，然后才是说到做到。现在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警告说，告诉你们，我说话是算数的。可是大家并没有因为他说话算数而受到鼓舞，没有因为他说到做到而信赖他，反倒一听到这样的话，就提心吊胆，就战战兢兢。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有些领导干部，道德水准不高，管理水平低下，为所欲为，我行我素，说提拔谁就提拔谁，说惩处谁就惩处谁，权力不受限制，决策没有制约。这样的领导如果说话算数，除了让人担忧，岂有他哉!
我们都很喜欢孔子说的一句话，叫“言必信，行必果”。这句话是孔子说的不假，孔子说的这句话，根本就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意思。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在回答子贡 关于怎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士的问题时，把士分成三等。他认为，第一等的士，做事有羞耻之心，出使外国能很好地完成国君的使命。第二等的士，宗族称赞他孝顺父母，乡亲们称赞他尊敬兄长。而第三等才是那些“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可是在孔子的眼里，这第三等的士，却是“硁硁然小人哉!”
为什么孔子要把这些人当成小人看待呢?其原因就是这些人不辨是非地去践行自己的“言必信，行必果”的准则。这种没有是非标准的说到做到，必然误国误民，甚至祸国殃民。对孔子的这个思想，孟子又进一步做了阐述，他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只有建立在“义”的基础上的信，才成其为信;失去“义”的信，谁还敢相信啊!
商鞅徙木之信，何信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