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兰身世考：花木兰非汉人是隋朝时期的突厥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这是记述了古代女英雄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传奇故事的《木兰诗》，这么多年，花木兰到底是哪儿的人却有很多争议。
日前，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史志办杨玉铭根据民国年间编纂《绥远通志稿》，并查阅汉魏至隋唐有关征战的记载，对照《木兰诗》记述的古地名考证现地名，认为花木兰为隋代胜州属地突厥族人，即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境人。
古代确有花木兰其人
《木兰诗》存世最早的版本为宋朝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木兰其人只见于诗集，而无正史记载，有无其人?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均建有祭祀木兰的庙宇，虞城县木兰祠始建于唐代，立有元代纪念木兰的《孝烈将军像辨正记》碑。古代为名人立庙树碑，均有特定人物。杨玉铭断定，在我国历史上确有木兰其人。
杨玉铭认为，如果真有木兰其人，那么木兰只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即一个比较确切的年代和一个与爷娘共处的故里。各地考证木兰的身世，或据典籍有文献，或遗迹有铭文，也并不是空穴来风。
出生地众说纷纭
由于花木兰其人其事正史记载不详，所以其生卒年和故里有很大争议。那么花木兰到底是哪里人?
陕西人说她是延安人，湖北人说她是黄陂人，安徽人说她是亳州人，河南人说她是商丘虞城县人。内蒙古人说她是盛乐人(今呼市和林格尔)和包头人，河北人说她是完县人……
杨玉铭说《亳州志》记载，“木兰，魏姓，西汉谯郡城东魏村(今亳州魏园村)人”，在木兰曾经戍边的燕山南麓，今河北省完县尚存元代刻《汉孝烈将军记》碑，记载了汉文帝时单于犯境，木兰代父御敌的事迹。但《木兰诗》中只见“可汗”不见“单于”。“单于”，为汉代北方匈奴部落首领之称，“可汗”则是隋唐时柔然、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首领之名。
所以木兰的家乡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与河北省完县，与《木兰诗》反映的历史时代不符。再来看湖北黄陂，古时曾置木兰县。在《湖北通志》、《黄陂县志》因黄陂有木兰庙、木兰将军冢，认为木兰是黄陂县人。2004年，《花木兰》电视剧剧组到黄陂考证也予以确认。
但黄陂远在江南，与黄河远隔重山诸水，即使木兰所骑骏马能日行千里，也不可能“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木兰的家乡在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也与《木兰诗》记述的地理位置不合。
对于北魏陕人花木兰，代父北征柔然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明代邹之麟著《侠女传》说“木兰，花姓，陕人也”，北魏太武帝年间，替父从军，参加了北魏兵伐柔然的战争，屡建战功。花木兰家在陕西延安城南万花乡，1984年，万花乡还修复了木兰陵园。
从地理方位考证，木兰代父出征的路线无大的偏差。但《木兰诗》中“天子”与“可汗”共聚明堂的细节又无法解释。而木兰的家乡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也不能确认。因为《商丘县志》引用《大清一统志》载“隋恭帝时，募兵戍北方，木兰代父行，历十二年，树殊勋，人不知为女子”。查阅《历代纪年表》，隋恭帝杨侑在位仅六个月便禅让于唐，并无十二年之纪。
木兰为准格尔旗人之证据
杨玉铭说，在《隋书》和《资治通鉴》中记载突厥启民可汗的驻牧地在“胜、夏二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书中记载的胜州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北境，东西至河，即黄河，突厥启民可汗驻牧地就在黄河最大一湾内。
而胜州东、北两面距黄河更近，所以花木兰才能“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渡河东行约百里有“黑水”，即今呼和浩特的大黑河，《木兰诗》有的版本为“黑山”，即杀虎山，在呼和浩特东南百里，也是东征必经的要道;继续东行至“燕山”，是隋将韦云起讨伐契丹的战场。木兰才能“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从木兰行军的地理方位考证，杨玉铭推断出木兰的家乡在胜州附近启民可汗所属牧地，木兰买鞍马鞭辔之城有东、南、西、北四市，便是隋朝设置的胜州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北的十二连城古城遗址。当年人口众多、市井繁华，盛极一时。《木兰诗》后文“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也说明木兰的家在胜州城内。至于诗中开篇的“机杼声”，验证了木兰的家离胜州城不远，突厥人的游牧生产方式因胜州城汉族人的影响逐步汉化了。
对于花木兰是隋炀帝时胜州启民可汗所属突厥族女子，杨玉铭认为能进一步解释《木兰诗》中的一些难解之句。“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可汗不在白天公布出征兵册，而在夜间通告到户，是因为突厥牧民白天出去放牧，夜里才回到部落的缘故。“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史学家历来认为一卷有爷名则可，卷卷有名不近情理。殊不知，这是游牧民族的户兵制，而非汉族政权的府兵制，兵户世代出兵，父退子继，平时生产，战时出征。
北方游牧民族大约每隔三年编制一次兵册，名叫“比丁”，男子年满十六岁记名入兵籍，到五十五岁或六十岁才退役。花木兰的父亲自十六岁入兵籍，经历十二次比丁，已是五十二岁的老翁，虽未到退役年龄，但年迈体弱，无法出征。又因“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所以导致了木兰“从此替爷征”，成就了巾帼英雄的千古美名。
家乡之争实是利益之争
由于文化落后，游牧民族留下的典籍少得可怜。杨玉铭无法找到可以佐证互见的实物。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推断，花木兰就是隋胜州启民可汗所属突厥女子。隋炀帝大业初年(公元605年)，启民可汗点兵助隋炀帝讨伐契丹，花木兰代父从军。平定契丹后，跟随炀帝征伐高丽。大业十年(公元614年)，高丽投降才班师回朝，花木兰不受策勋之赏，退伍回乡，与家人团聚。
《木兰诗》现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被广大青年吟颂;花木兰的故事搬上戏剧舞台，在国内长演不衰;美国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卡通片《花木兰》，更是将花木兰的美名传遍全球。
杨玉铭指出，随着木兰的地域历史文化价值逐步显现，人们纷纷引经据典、建庙立碑，用木兰的芳名为故里增光添彩。目前，已有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河北省完县、陕西省延安市等地，借木兰故里之名开发旅游文化产业。花木兰家乡地之争，就是对经济符号的争夺。谁拥有了花木兰这个经济符号，就拥有经济效益发展的名片。木兰故里最终能花落谁家，有待后来人进一步考证。
《智取威虎山》正在全国上映，片中反映了抗战结束后，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军队与土匪座山雕在白山黑水间的一场殊死搏杀。中共军队与东北悍匪在荧屏上厮杀的人仰马翻，往常内战影片中共的宿敌，青天白日大钢盔的国军却不见了踪影。
影片中，国军仅仅出现了一名戴着大墨镜、酷范十足的军官侯专员，他试图拉拢座山雕投靠国军，共同对付中共，颇有坐山观虎斗，千里之外运筹帷幄的谋士形象。
那么，当中共军队进驻牡丹江地区剿匪时，国民党军队去哪了?其实，《智取威虎山》反映的共军剿匪，只是抗战结束后整个东北战局的冰山一角……
史实杨子荣兵不血刃活捉座山雕 电影《智取威虎山》根据曲波小说《林海雪原》改编而成，而且在《林海雪原》的文学演绎上又涂抹了更绚丽的色彩。史料记载中的杨子荣活捉座山雕，实际上是一场兵不血刃的战斗，座山雕匪帮总共只有二十余名残匪。杨子荣伪装成土匪取得了座山雕的信任，最终活捉座山雕。后来，座山雕病死在牡丹江监狱中。
那历史上是否真有那位侯专员?在杨子荣与座山雕斗智斗勇的1947年初，决定东北战局转折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正如火如荼，国军集结于近400公里外的中共南满根据地附近(今吉林省临江市一带)，根本无暇与土匪盟友们在北满(大体在今黑龙江省)一起夹击共军。，即使有侯专员，恐怕他也只能"坐山观虎斗"，怂恿土匪给中共"挠挠痒"。
尽管顶着国民党滥封的"东北先遣军"的头衔，1947年的座山雕已经是强弩之末。倒退半年前，座山雕想必还是相当"风光"的。1946年上半年，当时的中共剿匪形势并不乐观，多数地区并没有彻底消灭土匪，也未擒获匪首。
5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后直逼松花江，各地土匪频繁活动，意图在背后对中共捅刀，国军极力拉拢土匪，尽管土匪得到的大部分头衔仅仅写在白绸子上，连张蒋委员长的委任状都没有。半年过去，46年底东北剿匪局势"风光不与四时同"东北四大匪首中的三人谢文东、张雨新、李华堂被中共擒获，杨子荣活捉座山雕的这次极小规模的战斗只是大规模剿匪的尾声。
1946年国军的确拉拢过土匪盟友，但座山雕们的火力或远非电影中那般强大。
疑云共军剿匪时，国军去哪儿了?
共军东北剿匪的高潮发生于1946年，当年6月正值国共停战。国军在松花江畔裹足不前，共军才得以在国军强敌抵达卧榻之际，腾出手"打扫干净屋子"。正是乘了6月停战的"东风"，中共得以在北满基本完成剿匪、土改、巩固根据地、休养调整等多项重任，为东北全局的胜利打下坚实地基。
，46年6月东北停战在部分学者看来，是决定东北战局甚至国共内战的关键。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回忆，其父败退台湾后屡次回忆东北停战，无不哀婉叹息，认为消灭中共的最好良机转瞬即逝。他认为蒋介石没有听从其父打过松花江的建议，而是在美国调停下选择东北停战，停止大规模进攻共军达6个月之久，以致大事不可为。
此说法确实反映了部分事实，四平之战后，东北中共方面已将软腹部暴露在国军的枪口下。6月初，中共军队疲惫且混乱，北满的土匪也蠢蠢欲动，扬言与国军"会师哈尔滨"。东北局甚至准备放弃哈尔滨，在东北打游击，林彪也发电文称力争和平，准备做暂时的一定限度的让步。
战争只是在假寐，和平伸了个懒腰便睡去。东北大规模停战长达近半年后重新开打，而攻守之势瞬间易手。46年底，由于兵力不足，杜聿明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企图解决南满，以达到最终控制东北的目的，但中共经过三个月鏖战，取得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胜利，致使国军损失兵力6万余人。
此时杜聿明向南京求援，但蒋介石以全国各个战场都不够用，无兵可派而婉拒。从此国军丧失主动进攻能力，转入防守阶段，眼睁睁地看着东北成为中共的独奏舞台。中共在47年先后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彻底奠定辽沈战役前东北的胜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