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一代神人刘伯温为何放弃大元投奔朱元璋

　　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方国珍在台州起兵，拉开了反元的大幕。方国珍的军队迅速占领了台州、温州、庆元(今宁波)等地，当地官员奈何不得。省里面只得将刘伯温召出。刘伯温同事黄伯生在其《诚意伯刘公基行状》一文里说，省里将刘伯温召出后让他当了个浙东元帅府的都事，仍是个从七品的小官，而元帅府即宣慰司，是省里的一个派出机构。刘伯温到任后，献计筑城抵御，果然使方国珍受阻。这时，左丞相招安方国珍，刘伯温认为招安不妥，因方国珍是第一个起兵反元之人，应乘胜一举将方国珍剿灭，否则后患无穷。从起义反元这一面来看，刘伯温这一计确实很毒，若得逞，元王朝将再苟延残喘一阵也说不定。方国珍听说后，忙用重金贿赂刘伯温，希望刘伯温改变观点，为他接受招安说点好话，但刘伯温不受。方国珍便派人从海上带重金到京城，贿赂当权者们，终于打通了门路，朝廷决定招安方国珍，一面授方国珍官职，一面反而斥责刘伯温霸道。方国珍受招安不久，等到喘过气来后，再次起兵反元，而此时的刘伯温，虽又被省里重新任用负责剿捕之事，却又见疑，不给兵权。至此，刘伯温对元王朝心灰意冷，干脆辞官回家了。刘伯温回到老家青田后，专心著书，写下了反映自己政治主张的传世之作《郁离子》。

　　刘伯温已经看出元王朝末日迫近，天下势将大乱，便在老家青田读书，著作，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不久，群雄四起。朱元璋打下浙江金华后，得知刘伯温、宋濂是江南名士，即以重金礼聘，刘伯温卖关子，没有答应。朱元璋手下总制孙炎又亲自写信邀请刘伯温，刘伯温才同意出山。

　　刘伯温和朱元璋见面后，即向朱元璋陈述了时务十八策。十八策的主要内容是灭陈(友谅)去张(士诚)、灭方国珍、屯兵自养、勿过度扰民、严肃军纪、招纳贤士等等。朱元璋读后非常高兴，即将刘伯温视作心腹。朱元璋初起兵时，奉红巾军头领韩林儿为首。至正十五年(1355)，韩林儿在亳州(今属安徽)称帝，国号大宋，朱元璋得到消息，即表祝贺，到了新年，还令中书省为韩林儿专设御座并叩头礼拜。群臣皆拜，独刘伯温不拜。问他为什么不拜，他说：韩林儿不过是个放牧的小孩子而已，我拜他干什么!显然，刘伯温是以这种方式表明他只忠于朱元璋。朱元璋心知肚明，便召见刘伯温，请教平定天下大计，于是有了一次著名谈话，后人称之为朱刘之间的“隆中对”。刘伯温向朱元璋分析了群雄形势，陈述了征讨天下大计。刘伯温说：张士诚目前不过自保而已，不足为虑。陈友谅篡夺了红巾军领导权，名号不正，但他占据了上流之地，又时刻想消灭我们，是我们的大敌，因此应当首先消灭他。一旦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自然势单力薄，就可以一举将其灭掉了，然后挥师北上，占据天下!朱元璋听后大喜，对刘伯温说：先生有了什么好的计策，都一定要告诉我啊!

　　唐代公务员的收入并不算太低，除了工资，还有润笔费、赏赐等额外收入，这样足以保证衣食无忧，如果像白居易、王维一样脚踏实地干它二三十年，整一套像样的房产当是小菜一碟。然而，有很多高级干部身居庙堂，甘当“穷人”，过着一贫如洗、缺住少穿的生活，让妻子儿女也跟着吃了不少苦头。

　　升官发财，似乎是一部分人自古以来追求的梦想，而在唐代前期止至开元盛世，政坛倡导的倒是节俭的金钱观，从唐太宗到唐玄宗，不断颁布“尚俭”诏书，一些高官带头响应，唐太宗时期的宰相戴胄“宅宇弊陋，祭享无所”，玄宗时期的宰相杜暹“以公清勤约自将，亹癖为之，自弱冠誓不通亲友献遗，以终身。”这类高官以俭为荣，坚守做人底线，拒绝灰色收入，靠死工资养家糊口，从而沦为“饿不死、撑不住”的一个群体，从人品上征服了后人，使简约之风波及唐朝诸代，如唐德宗时期的财务高官刘晏临死时家里“唯书两车，米麦数石”，这类人都成为后人景仰的廉政楷模。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催生了一批思想境界更高的施善撒钱型高官，他们视金钱如粪土，每月领到的工资，交给老婆的是最简单的吃喝开支，剩余的金钱则撒向了民间弱势群体，涌现了一批名垂青史的道德模范。玄宗时期的宰相李元纮家里房子破旧，穿着俭朴，出门办事总骑一匹老马，他的钱，就资助了比他更困难的亲朋好友。宰相卢怀慎是最有名的穷人，他的家，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他所得的禄俸，随时分给了困难群体。唐懿宗时期的宰相刘瞻“所得俸，以余济亲旧之窭困者;家不留储，无第舍。”这类官员辞世时大多是“裸死”，留给后代的，没有一分钱的储蓄，只有做人的品行。这种穷，是无私的穷，他们不吃肉，是为了让别人吃到肉，自己甘愿喝汤，是为了让别人少喝汤。

　　在唐代，“裸死”高官的勤俭奉献而穷一度成为社会时尚，影响了一批有家底的高官。手头有钱的官员心理上一度非常矛盾，他们放着钱不敢花，只有存起来，压到床头的某个角落，表面上看起来不舍得吃肉，但他们并不一定吃不起肉。魏征一生节俭，生活清贫，宅无正寝，素褥布被，最爱吃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普通的醋芹，可据不完全统计，魏征得到唐太宗的赏赐，至少有约5600匹绢，奖励的现金和其它实物折合约一百三十五万钱，仅赏赐一项，相当于当时二品官170多年的工资收入。有这么高的收入，魏征连一床像样的被褥都舍不得买，这令人想到了两个字：装穷。

　　如果从当时的大环境和魏征家庭情况分析，这种“装穷”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跟随太宗多年，干的大多是“咬人”的活儿，着实得罪了一批被咬的人，如果在花钱上再出风头，必定成为群起而攻的对象，魏征“装穷”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规避风险。另外，魏征的老婆裴氏是有名的贤内助，生活上精打细算，从严要求，魏征有钱不是不敢花，而是花了怕老婆不愿意。魏征如此“装穷”，不仅保全了自己，和谐了家庭，还名垂青史，这样的“装穷”应该是高智商的人才做得出的。

　　像魏征一样，为了明哲保身而“装穷”的高官，唐代还真不乏其人。唐玄宗时期的宰相牛仙客，被史书称为“清勤不倦”，他谨小慎微，花钱抠门，俨然不像有钱人。实际上，他床头的箱子里，塞满了玄宗赏赐的财物，可他独善其身，怕生是非，赏赐的东西发了霉，他就是不敢挥霍享用，而是如数存放，妥为保管。如此看，为了自身在政坛的安全而“装穷”，颇为费心。这类存钱不花的高官可谓藏富于家，他们平时的生活虽然很穷，但他们的存折却很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