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项梁之死：定陶之战楚军为何会被章邯击败
薛城会议后，以项梁为首的项氏集团成了反秦的中坚力量和绝对领导。为了保持这种优势，项梁在两个方面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
第一，内政方面保障自己的地位。
现在的楚怀王是原楚怀王的嫡孙熊心，也有叫芈心的，都是一个人。因为楚国是芈姓，熊氏(先秦时的“姓”和“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当时项梁找到熊心时，这个贵族后代正在给人家牧羊，怀着恐惧的心情，熊心来到了革命根据地。项梁让熊心就袭用他祖父的谥号，立他为楚怀王，这个熊心做梦也没想到会一步登天。项梁同志认为，使用熊心祖父的谥号是为了顺应楚国民众的愿望。要说原楚怀王死的够窝囊的。他就像一个小丑和白痴，被张仪骗的一愣一愣的，最后客死秦国。按人的思维，用这个倒霉的称号可不吉利，事实证明确实不吉利。可是，项梁无非是要一个名号而已，吉利不吉利关系不大。这个楚怀王如果也像其祖父那样被人敌人骗死，刚好可是激励士气。可仅有这么一个幼稚的楚怀王，就可以保证项氏集团的稳固吗?不能。项梁又让自己的亲信陈婴做楚国的上柱国，封给他五个县，辅佐怀王建都盱台(xūyí，虚宜)。说辅佐好听，其实就是监视。项梁希望不要在自己出外打仗时，楚怀王捣鼓什么乱子。项梁自己呢?号称武信君。绝对是一把手!在各个岗位安插了亲信后，项梁终于可腾出手来，去收拾夕阳红一样的秦国了。
第二，依靠战功确立并稳固地位。
要想地位稳固，重要的要是实力。所以项梁同志经过几个月的调整，亲自率兵去攻打亢父(gāngfǔ，刚甫)，又和齐将田荣、司马龙且(jū，居)的军队一起去援救东阿，在东阿大败秦军。田荣立即率兵返回齐国，赶走了齐王假。假逃亡到楚国。假的相田角逃亡到赵国。田角的弟弟田间本来是齐国大将，留住在赵国不敢回齐国来。田荣立田儋(dān，担)的儿子田市为齐王。项梁击破东阿附近的秦军以后，就去追击秦的败军。项梁开始的几板斧还不错，比较顺利。可是，他打败的并不是秦国的主力部队。基本上算是杂牌军。这种战功不具有什么说服力。下面一件事，说明项梁的权威并不大，很多人只是名义上听他指挥，听楚怀王号令。有时候名义上都不听。项梁为了补充兵力，多次派使者催促齐国发兵，想与齐军合兵西进。田荣说：“楚国杀掉田假，赵国杀掉田角、田间，我才出兵。”，呵呵，这和做生意差不多。项梁很不高兴，他说：“田假是我们盟国的王，走投无路来追随我，我不忍心杀他。”赵国也不肯杀田角、田间来跟齐国做交易。齐国始终不肯发兵帮助楚军。项梁无奈，只得派比较听话的刘沛公和侄子项羽另外去攻打城阳，占领城阳后，项羽出面组织了城阳大屠杀。这次屠杀，主要是示威，告诉那些秦国城市，不投降就是这个后果。项梁自己向西进，在濮阳以东打败了秦军，秦收拾败兵退入濮阳城。沛公、项羽就去打定陶。这次秦军有所准备，善于野战的义军没有攻下定陶。刘沛公和项羽也懂得游击战术，打不赢就走。他们离开定陶向西进，沿路攻取城邑，直到雍丘，打败秦军，杀了李由。然后回过头来攻打外黄，还是没有没有攻下来。总的看来，这些仗打得有些盲目，没有计划性。这说明什么?说明项梁同志缺少统筹全局的能力。原本就不多的兵力被分散，根本无法对付真正强大的对手。更为郁闷的是，项梁不知道真正的秦军主力在哪里。
项梁想多打几个胜仗，增加一下自己的权威，可没有如愿。虽然有几仗胜了，但最重要的战役没有拿下来。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取得胜利的战役是刘沛公和自己的侄子项羽打的，于自己的威信并无多大损失。项梁有些得意，因为在自己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几乎是攻必取，战必胜。项梁的威信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点。
项梁的部队自东阿出发西进，来到定陶。刘沛公和项羽就是在这里丢面子的，所以项梁要好好教训一下秦军。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争实践，终于可以有时间做一下总结了。总结会议在隆重祥和的气氛中进行。与会同志纷纷发言，除了二把手宋义外，其他同志都肯定了项梁同志的正确领导，并一致认为，跟随项梁同志，很快会迎来更大的胜利。宋义听不下去了，他说：“项梁同志，打了胜仗，将领就骄傲，士卒就怠惰，这样的军队一定要吃败仗。如今士卒有点怠惰了，而秦兵在一天天地增加，我替您担心啊!”项梁听到宋义这么说，非常不高兴。他表面上虚心接受了宋义同志的意见。在总结会议的最后，项梁同志安排了下一阶段的工作，他让宋义出使齐国，目的有二，一是让宋义这个家伙离开领导集团核心;二是吓唬吓唬不停号令的齐国，希望齐国回到革命的大家庭。宋义接到命令，知道怎么回事，马上动身前往齐国。项梁确实昏头了，在这个时候，除了排除异己，没有其他举动。他对于日益增加的秦国部队视而不见。也许项梁同志真的认为，秦国军队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定陶大战前，史记中记载了一个小插曲，就是宋义在出使齐国的路上，遇见了齐国使者，宋义问道：“你是要去见武信君项梁吧?”齐国使者回答说：“是的。”宋义说：“依我看，武信君的军队必定要失败。您要是慢点儿走就可以免于身死，如果走快了就会赶上灾难。”。史书中没有记载齐国使者为什么要去见项梁，现在分析，应该是示好。毕竟，项梁当时确实打了几个胜仗。齐国不愿意得罪项梁。可是，宋义和齐国使者的话是有深意的，他分明是在邀功。从齐国使者的角度看，宋义是个大好人。宋义呢?不管他说的话是否可以兑现，他都会给齐国人留一个好印象。如果楚国将来真的不行了，他还可以投奔齐国。齐国使者呢?他只需要拖延会见项梁的时间就可以了，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路上耽误一点时间是完全正常的。宋义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不管出现什么结果，他都是安全的。可是，革命不彻底的宋义终究没有为自己带来平安。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非常不幸的是，宋义的话言中了。秦朝主将章邯在万事俱备后，对楚国军队发动了攻击。项梁在刚刚赶走了宋义，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秦国军队突然出现了。项梁还没来得后悔，就以身殉职了。大战的经过史书中没有详细记载。原因嘛?恐怕是这场战役太过没有悬念，相比于不久后的巨鹿之战，战场战役算不得什么。这场战役的后果却非产严重，因为项梁的战死，才把项羽推向了历史的前沿。可以想象，如果项梁不死，项羽不会成为主角。项羽不成为主角，那反秦斗争的胜负真的很难说。历史不容的假设，假设也毫无意义。项梁战死的消息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反秦义军打击非常严重。当时，沛公、项羽离开外黄去攻打陈留，陈留坚守，攻不下来。沛公和项羽一块儿商量说：“现在项梁的军队被打败了，士卒都很恐惧。”于是，项羽、刘邦和吕臣的军队一起向东撤退。吕臣的军队驻扎在彭城东边，项羽的军队驻扎在彭城西边，沛公的军队驻扎在砀(dàng，荡)县。这样就是一个犄角之势，准备对抗章邯下一轮的攻击。
章邯打败项梁军队以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彻底消灭楚国。他认为楚国主力已经被消灭，其他的楚国军队不值得忧虑了。在慎重考虑后，章邯渡过黄河北进攻威胁更大的赵国，大败赵军。这时候，赵歇为王，陈余为大将。张耳为国相，都逃进了钜鹿城。章邯命令王离、涉间包围了钜鹿，自己的军队驻扎在钜鹿南边，筑起两边有墙的甬道给他们输送粮草。陈余作为赵国的大将，率领几万名士卒驻扎在钜鹿北边，这就是所谓的河北军。章邯要彻底消灭赵国是有道理的，因为赵国对于秦国，威胁显然更大。作为秦国后期的杰出将领，章邯的部队连战连捷，风雨飘摇的大秦帝国在他的努力下似乎有安定下来的态势。
楚军在定陶战败以后，怀王心里害怕，从盱台前往彭城，随即进行了一些了的人事变动，他合并项羽、吕臣的军队亲自统率。任命吕臣为司徒，吕臣的父亲吕青为令尹。任命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统率砀郡的军队。楚怀王这样安排，是想收回部分权利。毕竟，项梁专权的日子不好过。项梁死了，借这个机会，可以收回权力，打压一下项氏集团。到底由谁统帅部队呢?放羊娃出身的楚怀王拿不定主意。
定陶之战影响可以概括为六点：一，楚国元气大伤，刚刚树立起的威信荡然无存;二，赵国危在旦夕;三，秦军士气高昂，似乎要重现昔日辉煌;四，刘沛公的对手变了，他的机会又来了;五，受项梁排挤的宋义看到了出头之日;六，这次战役使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项羽走到了历史前台。
革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多数人是在观望。那个放羊娃出身的楚怀王又在设法打压项家势力，他又采取了哪些措施，项羽甘心受楚怀王摆布吗?一场血腥的夺权运动正在悄悄拉开大幕。
“闭关锁国”，闭关自守，不与外界接触的一种国家政策，典型的保护主义。严格限制本国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
康熙年间的清朝，并不是一味的闭关锁国。是开放通商口岸，加大对外贸易;还是闭关锁国，这个问题也一直是议政的重点。
顺治至康熙初年，荷兰、英国、法国、等，相继与清朝建立贡市贸易关系。一六五六年，准荷兰八年一次来朝，一六六三年，着二年来贸易一次，一六六六年又定，其二年贸易，永着停止。英、法等国的贡市贸易，一六六八年题准，船不许过三只，每船不许过百人，但无时间限制。一六八五年废止海禁后，清朝与西方国家的海上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次年议定：荷兰应准五年一次，贸易处所止许在广东福建两省。一六八四年，在厦门设立洋行，一六八六年在广州设立十三行，实有四、五十家。分别经营进出口贸易，并代纳税银。英法等国商船，除以澳门为居留地外，一六八八年又在定海城外道头街西，建红毛馆一区，作为商船停泊与中转贸易之地。
清朝在一六八四年对海上贸易作了具体规定：一、沿海广东、福建、江南、浙江、与省，听百姓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预行禀明该地方官登记名姓，取具保结，发给印票。二、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设海关，管理来往船只，并征收税银。外国贡船所带货物不再收税，其余私来贸易者，听所差部臣照例收税。三、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尽行停止。若有违禁将硫磺、军器等物，私载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律处分。
清朝的海外贸易，输出品主要是生丝和丝织品，其次是茶叶、瓷器、药材、皮革、白糖、纸张、书籍等。输入商品，日本主要是铜，是清朝铸钱必需的原料，一六八五年，海关共办铜二百九十六万九千二百二十八斤，动支税银二十九万六千九百二十二两八钱。后来不断增加。铜一向是日本对的主要输出品。其次是海产品，包括海参、鲍鱼、鱼翅、统称表物。从东南亚输入的商品，除海产外，主要是胡椒、香料、牛角等。商船带来了一些工艺品，还贩运南洋海产，并载运大量白银，到购买生丝、绸缎、茶叶、瓷器等特产。据广东巡抚杨琳奏报：一七一六年到广州的法兰西船六只、英国船二只，俱系载银来广置货。全年统共到有外国洋船十一只，共载银约有一百余万两。广东货物不能买足，系各铺户代往江浙买货。可见其贸易也有相当规模。
清朝在海外贸易中一直处于有利的地位。从顺治五年到康熙四十七年间，日本外流金额为二百余万两，银额为三千七百多万两，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流入清朝。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南各省手工制造业与沿海城镇的兴起。厦门是对南洋的主要港口，广州是对西洋贸易的主要港口，宁波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康熙时期南京、广州的丝织业，苏州、厦门的造船业，福建、广东的制糖业，的冶铁和制锅业的制瓷业等的发展，都与海外贸易密切相关。康熙帝曾说：朕南巡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清朝开海后，海外贸易日渐发展。
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于五十六年复行南洋海禁，严禁与南洋往来贸易，严令沿海炮台拦截前往船只，水师各营巡查。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萎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而生活无着之穷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铤而走险，“或为犯乱”。为此不少人奏请开禁。
雍正五年，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贸易之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至乾隆时，清政府再次厉行限制对外贸易。当时，英国人为了向北方推销其纺织品和接近产茶、丝地区，力图在广州以北扩张海口。英国通事洪任辉偕同英国武装商船多次驶至浙江定海、宁波。英国武装商船的到来，引起了清廷的重视。
为了整肃浙省海防，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
在对外贸易中，清政府又实行商行制度，即广州十三行，以进行垄断。清政府只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负责与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订《防范夷商规条》，规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外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弹压稽查。“防夷五事”将对外贸易严加管理，有了明确的法规，使闭关政策形成为制度。嘉庆十四年，清政府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先后制订了《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这些章程，除重申“防夷五事”的规定外，又规定外国兵船只许外洋停泊，禁外国商人携带妇人以及在省城乘坐肩舆，等等。有关严拿贩卖鸦片人船等项，这项政令是正确的。
闭关自守、体制落后、朝廷腐败等原因最终导致了清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