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商朝、周朝的更迭实属自家兄弟窝里斗
夏朝、商朝、周朝，这三个奴隶制王朝（从生产上来讲，是奴隶制，从统治上讲有分封制，天子继承是封建世袭制）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小学估计都学到了。三个王朝不同的名字，为了争权夺位也进行了殊死的战争，可他们却是在上演着两场自家兄弟的窝里斗。
夏朝是传统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中原世袭制朝代，一般认为夏朝是多个部落联盟形式的国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夏朝是夏启建立的，但按照子承父业人伦纲常来讲，那夏禹才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
众所周知，尧、舜、禹三位部落联盟首领是禅让制，夏禹临死之前也采取了前两任的办法进行禅让制，《史记》记载，夏禹禅让给伯夷，伯夷也跟他的前三任一样，去了很远的地方躲起来，为的是做做样子，让天下人都去主动找他，求他承部落联盟首领，但笔译的算盘还是打错了，他没有他前三任的功绩，天下人以及各诸侯没几个去找他，相反的都去了夏禹的儿子夏启那里。于是，战争自然的到来，是夏启想自己继承部落首领，还是伯夷有私心，这些都无从考究，但战争是存在的，夏启如愿以偿的消灭了伯夷，当上了天子，开始了封建世袭制。启之子太康也治国无方，当政期间更是战乱纷纷，被东夷族有穷氏的后羿夺取了统治权，史称“太康失国”。后羿与太康相同，也是一个无能的统治者，终日沉溺于游猎之中，将政事完全交与寒浞手中。寒浞掌权后，杀后羿而代之，自立为王。
然后，太康弟仲康之孙少康与夏朝遗臣伯靡联手，起兵打败寒浞，恢复夏朝的统治地位，史称“少康中兴”；夏朝的统治这才得以巩固，进入了国势向上的相对稳定时期。
以上是夏朝的一些纠结的历史，尧、舜、禹之间看似没有任何关系，其实他们都与黄帝有着血脉关系。
尧姓伊祁，名放勋，帝喾之子（黄帝曾孙），十三岁辅佐兄长帝挚，封于陶地。十五岁改封于唐地，号为陶唐氏。十八岁，尧代挚为天子，都于蒲阪。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后，尧老，舜代替尧执政，尧让位二十八年后死去。开创了“禅让制”的先河。
舜姓姚，名重华，字都君，谥曰“舜”。因国名“虞”，故又称虞舜。他是帝颛顼（黄帝次子）的六世孙，自五世祖穷蝉起都是平民。帝舜从小受父亲瞽叟、后母和后母所生之子象的迫害，屡经磨难，仍和善相对，孝敬父母，爱护异母弟弟象，故深得百姓赞誉。帝舜的孝，被后人再如《二十四孝》。
禹，叫文命。父亲是鲧，鲧的父亲是帝颛顼，颛顼的父亲叫昌意，昌意的父亲是黄帝。
这样大家就很清楚他们的关系了。下面我们用简单的家族世系来表述商朝和周朝。
殷商成汤。家族世系黄帝—少昊(又名玄嚣)—蟜极—帝喾—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王亥—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商太祖成汤。
周朝周文王名昌，家族世系黄帝—少昊(又名玄嚣)—蟜极—帝喾—后稷(周始祖)—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周太王(古公亶父)—季历—周文王姬昌。
，夏朝、周朝、商朝，三个朝代的更迭都是自家兄弟的窝里斗。商朝和周朝天子的关系更近一些。这可真是亲兄弟“明算账”，不过这账是谁当天子。
公元前215年，在今天内蒙古的河套地区，秦朝大将蒙恬率领以步兵为主的秦军，与凶狠的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刚刚统一天下的秦军士气正旺，一举拿下了河套地区。匈奴残部望风而逃，远遁大漠。
，凯旋的秦军得到的命令却不是再接再厉，攻占漠北，而是转攻为守，30万大军以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的北方长城为基础，就地修筑长城，从西北的临洮一带一直延伸到辽东，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秦始皇停止北伐，反而耗尽全国的财力、人力去修筑长城呢？因为秦始皇不仅是我国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还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他肯定算过一笔经济账。
让我们站在秦始皇的角度来思考对付匈奴的难题。，秦始皇统治的民众基本上都是农民，而如果要深入大漠与匈奴作战，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骑兵。把平时基本不骑马的农夫转变为强大的骑兵，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训练，由于这些农民当了兵，不能再从事农耕了，还要蒙受生产上的劳动力损失。
况且即使有了强大的骑兵，要送他们到北方草原深处作战，粮草的运输和损耗也是一笔很可怕的开销。古代没有高速公路和铁路，也没有大货车，粮食运输只能靠人力和畜力，十分艰难。史记中曾经记载，从中原地区运送1石粮食抵达北方的前线，路上运输队消耗的粮食竟达到了192石！
而匈奴骑兵的作战成本却很低，游牧民族从小在马背上长大，既是放牧者，也是战士，角色转换很容易，甚至可以一边放牧，一边作战，后勤保障比农耕民族好多了。
农耕民族作战的成本比游牧民族要高，而作战的收益却很可怜。即使占领了广袤的草原，却无法耕种，中原王朝的税收是从农民的头上获取的，没有了农民，要那么大片的草原有什么用处？即使打赢了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也要被高昂的战争成本压垮。
汉武帝雄才大略，曾经在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是劳民伤财，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直接导致了汉朝的衰落；明成祖朱棣的大军五出漠北，苦战多年，把蒙古各部赶得四处奔逃，但仗打到，先吃不消的却是明朝。
反观骑马的游牧民族，他们来去如风，掠夺农耕民族积累的财富轻而易举，收益惊人。成本低，收益高，游牧民族怎么会不热爱劫掠战呢？
得想个招儿，改变成本和收益上的巨大反差。秦始皇借鉴战国时期的策略，想到了修筑长城。有了长城这种防御工事，流动的战场将会变为固定的战线。游牧民族无法重演来了就抢、抢了就跑的闹剧，必须先在长城一线与守军打一仗。
如此一来，成本和收益就改变了。防守的农耕民族可以从附近的农田中获得粮食，进攻的游牧民族却远离了放牧的草场。而且长城一线多群山，重要的道路上又修建了坚固的关隘，农耕民族的步兵只要固守防线，游牧民族的骑兵就毫无用武之地，往往还没有抢到东西，就先挨了一顿打。
依托长城打防御战，农耕民族不用训练骑兵部队，训练成本得以降低，又因为士兵原本就是农民，有了固定的根据地，熟悉农活的士兵们在闲时完全可以就地屯垦，后勤的负担也小多了。
说句实话，农耕民族的杰出代表秦始皇虽然没有读过现代的《经济学原理》之类的着作，但他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举动，的确与经济学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规律是相符合的。修筑长城固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内经济压力很大，但从长远来看，秦始皇的这笔账算得很精明。
此后的各朝各代，只要有条件、有需要，也都尽量采取修筑长城的方式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比如明朝成化年间，蒙古鞑靼部常常进犯陕北、甘肃一带，皇帝于是召集大臣讨论防御事宜。大臣们算了一笔账，如果征集5万劳工，用两个月的时间修葺长城，耗银不过100万两；而派出8万大军征讨鞑靼入侵者，每年粮草、运费折合银两，总计耗银近1000万两。成本高低一目了然。而且，军人可以在长城之内屯田耕种，获得一定的粮食，这就节省了从内地调粮食到前线的巨额成本。于是，明朝的皇帝们选择了修建长城，我们今天看到的雄伟长城就是那个时期完工的，在元朝初年就来到的马可波罗自然是看不到明朝长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