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因何会失败：三国前期的李肃是个什么人物

　　一直在思索，董卓为何成也忽也，败也勃也。除了董卓为人残暴，滥杀无辜、王允策划大将吕布反水之外，李肃的倒戈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这个李肃在历史上应该是董卓手下极其重要的人物，三国演义把他当成了谋士之类的人物，可是在三国志平话里，他却成了和吕布对等的万人敌。书上说：当日，太师领军兵五十余万，战将千员。左有义儿吕布，布骑赤兔马，身披金铠，头带獬豸冠，使丈二方天戟，上面挂黄幡豹尾，步奔过骑，为左将军。右边有汉李广之后李肃，带银头盔，身披银锁甲白袍，使一条丈五倒须悟钩枪，叉弓带箭。用文者有大夫李儒，用武者有吕布，李肃，三人辅佐董卓。

　　不过结合三国演义小说：应该来说李肃是个洞察人情世故的人物，因为有了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并且带去了名马、夜明珠等，吕布才得以归降。吕布和李肃是老乡，当日李肃受到董卓的厚恩，应该在武将中很少有的。现在吕布来降，李肃猛然觉得自己在董卓那里不受待见了。本来嘛，吃水不忘掘井人，自己把吕布带过来，董卓和吕布应该很好的犒劳犒劳自己才对。

　　李肃很早就跟着董卓混，他了解董卓这个人的性格，当后来吕布找到自己要反水时，李肃也欣然赞成：

　　其一，吕布受到董卓厚恩，这样的人都在董卓手下混不下去，可见董卓已经是天怨人怒，作恶多端，既然有人愿意开这个头，自己何乐而不为?

　　其二，李肃此时知道董卓这个人不足以成大事，因为他军纪不严，往往纵容自己的部下干坏事。杀人如麻，这样的人物在哪朝哪代都没有好下场。

　　其三，吕布和董卓的爱妾私通，沸沸扬扬的满大街的人都知道，为此，董卓曾经要杀吕布，尽管没杀成，二人已经是形同水火，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其四，吕布后面参与策划的是司徒王允，此人位高权重，一旦自己顽抗到底，肯定是死路一条。

　　其五，山东诸侯纷纷起兵，对董卓进行讨伐，尽管暂时陷入低谷，但大家对董卓的憎恨是丝毫没有改变过。

　　其六，朝中有一股巨大的讨董联盟，从董卓废少帝立汉献帝之日起，从来都没有消停过，这些人一旦和山东诸侯拧成一股绳，凡是参与董卓的，肯定要人头落地。

　　其七，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职务没有得到升迁，心怀不满。

　　孟子有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董卓的倒行逆施必将激起有识之士的反抗，随着王允等人的巧妙安排，李肃前去假意迎接董卓前来参加禅让，董卓的人头早已身首异处，可惜他还是没有觉察，依然高高兴兴的向前去。

　　近日，随着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有关“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的法案，法土关系迅速降温。土耳其政府22日断然宣布，冻结与法国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并召回驻法国大使。除此之外，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还宣布，土耳其与法国围绕叙利亚问题的政治磋商也告中止。

　　虽然法国外长朱佩试图为此次外交风波“灭火”，屡次提及土耳其对于法国而言是“盟友和战略伙伴”等，但这似乎并不能抚平土耳其人心头的怒火。因为对“亚美尼亚大屠杀”有不同看法，近年来，土耳其曾经与瑞典、美国、英国等多国发生过外交摩擦。此事甚至影响到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两国也一直没有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土耳其为何会对“亚美尼亚大屠杀”如此敏感?土耳其又与“亚美尼亚大屠杀”有何关系?这一切，都要从100年前说起。

　　100年前的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土耳其的前身)曾是一个领土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帝国，统治着从巴尔干半岛一直延伸到现今中东的广大地区。而在帝国的东部，也就是在现今土耳其的东部地区聚居着许多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他们从公元15、16世纪开始便生活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该国按照基督教教义规定，亚美尼亚人作为穆斯林政权下的非穆斯林可以享受有限度的自由，例如信奉基督教的权利，但是其待遇却如二等公民。

　　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渐趋衰落，欧洲的英法俄这些信仰基督教的大国开始逐步向奥斯曼帝国施压，要求给予各少数民族平等的权利，但始终成效不大。19世纪70年代末，希腊等其他几个巴尔干半岛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爆发民族起义，赶走了土耳其人。

　　但在此过程中，亚美尼亚人却没有积极争取独立，而希望依赖与英法俄等国的沟通，通过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的施压来逐步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而在1877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之后，亚美尼亚人更加倚靠战胜国沙皇俄国，亚美尼亚人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东正教最高教职)拿施斯甚至说服俄国统帅在与土耳其人的战后条约中加入“只有奥斯曼帝国完全落实对于亚美尼亚人改善政策的承诺之后，俄军才会在土耳其的被占领土上撤走”的条款。谁知，正是此举使得土耳其人越发恼火。

　　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打开了亚美尼亚人的地狱之门。1914年11月，奥斯曼帝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一方。战争部长恩维尔·帕夏的部队在帝国东部被俄军打得大败，他返回君士坦丁堡后，完全将战败的责任推卸到了东部的聚居民族——亚美尼亚人身上，公开指责亚美尼亚人协助俄国人，导致他吃了败仗。

　　在这样的鼓动下，帝国境内，燃起了对亚美尼亚人的仇视。1915年4月19日，凡城省长杰夫戴特以征兵为理由，要求凡城立即提供4000人。亚美尼亚人认为其中有阴谋，没有依从，因为杰夫戴特之前就已经以搜查武器为借口展开了屠杀。于是杰夫戴特指控亚美尼亚人发动“叛乱”，并称：“如果叛乱分子敢开一枪，我就杀掉每个基督徒男人、女人及(指向自己膝盖)这么高的每个儿童。”

　　于是，一场冲突开始了，杰夫戴特率领军队向凡城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亚美尼亚人凭借着手中的300支步枪和1000支手枪拼死抵抗，直到俄军赶来，才获得解救。

　　奥斯曼帝国对于亚美尼亚人引来死敌俄国人与自己对抗暴怒不已。1915年4月24日晚，奥斯曼政府一夜之间对居住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裔精英阶层展开突袭，逮捕了200多名亚美尼亚族知识分子和社区领袖。之后，这批人大部分惨遭处决。

　　而这只是事件的开端。随即，1915年5月27日，奥斯曼议会通过《驱逐临时法》，容许政府及军方驱逐任何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人。9月又提出新法例《征用及充公临时法》，根据该法例，亚美尼亚人所有“遗留”的货物及财产归政府所有。到1915年9月13日，奥斯曼议会再次通过新法例，宣布亚美尼亚人的所有财产可被政府充公。

　　此时，帝国东部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区的亚美尼亚人早已开始了苦难行军，因为按照帝国法律，他们将被迁移至现今叙利亚的代尔祖尔及周边荒漠地区。在迁移过程中，他们的大部分财产都被政府充公，其随身携带的一点点财物也被负责押运的奥斯曼军队抢走。

　　这是长达几百公里的悲惨旅程，不少证据显示奥斯曼政府在驱逐过程中没有提供任何补给设施或物质，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几百万人忍受着荒漠地区夏天几十摄氏度的高温，缺少水和食物，道路两边随处即是倒地的饿殍。1915年8月，《纽约时报》的一份报告指出“流徙者的尸体遍布道路及幼发拉底河“。

　　从1914到1915年初，奥斯曼政府释放了数以千计的囚犯加入驱赶亚美尼亚人的特别部队。这支部队被奥斯曼第三军团司令维希布·帕夏称为“人类的屠夫”。

　　亚美尼亚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100万至150万亚美尼亚人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种族大屠杀”。但土耳其历届政府均否认那是种族屠杀，称当时发生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部的争端致使大约30万至50万亚美尼亚人以及同等数量土耳其人死亡，认为那是奥斯曼帝国崩溃过程中出现的非正常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