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身后的民国动乱：没有总统做满自己的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的风暴迅速席卷全国，清王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自太平天国后便形成的督抚专政的潜在矛盾，此刻轰然爆发，旬日之内10几省宣布“独立”。面对各地革命浪潮风起云涌。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清帝溥仪宣布退位，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帝制终于被推翻。过去作为皇室禁苑的中南海，从此也掀开全新的一章。

　　清帝退位后，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根据“优待清室条件”，溥仪仍“尊号不废”，继续住在故宫里，只是前面的“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殿)归民国管理。颐和园留给清室仍作为禁苑，西三海交给民国政府。

　　过去相当于皇宫西院的西三海归民国后，北海不久便成为市内的公园，连在一起的中海和南海却成为北洋军阀封建独裁统治的中心，“中南海”之称就此也扬名天下。

　　在民国期间，中南海一度是的政治中心，此后也长期处于风云激荡的历史旋涡之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912年袁世凯迫使孙中山让位，自己登上总统宝座。因故宫还在清朝逊帝手中，自己便入主中南海居仁堂。在此之前，他一面要挟革命党议和，一面又在海晏楼朝见隆裕皇太后，用革命声势恫吓隆裕，以此威迫清帝退位。此地成了他窃国的要地，随之便成了总统府。

　　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把海晏楼改成“居仁堂”会客室，并在中海西岸建了双亭，在亭南建石室。这一石室由白石砌成，朱门金钉，其面对南向。可叹的是，室内还仿照封建帝王，建有藏“建储函册”的金匮。袁世凯在其身后可根据“大总统选举法”，写出3个候选人名单，封于金匮，藏于金室，到期打开金匮，取出画册，由国会从袁世凯早就指定的3名候选人中选出一名当总统。不过这一丑剧刚刚上演不久，就因袁世凯丧命而结束，金匮并未使用过。

　　住进中南海的袁世凯，摆足了帝王威风，吃饭都要乐队奏曲。据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道，当时只有七八岁的他在故宫里一听到军乐声，太监们便告诉他“袁世凯吃饭了”。君臣上下对此愤怒不已，却毫无办法。

　　1915年，袁世凯想做皇帝，公然宣布要恢复帝制，年号“洪宪”。12月13日，他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册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他还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对龙济光、张勋等49人封爵加官，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要当“洪宪皇帝”，对住在中南海已感不满足，又想入居“大内”。于是他提出要溥仪搬出故宫，到颐和园住。当时无兵无勇的清室不敢抗拒，只好开始搬家，想到“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便不寒而栗。

　　袁世凯正自以为安排得当，只等1916年元旦便可穿龙袍、登龙位。1915年12月23日，蔡锷等在云南出师讨袁，发起护国战争，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纷纷响应，迫使袁世凯先是“暂缓登基”，83天后即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讨袁军仍不罢休，北洋军阀也陷入分裂。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袁世凯一命呜呼。

　　袁世凯一死，妻妾家人都搬走，还把园内公私财物运走不少。接着，中南海的主人有如走马灯一样更换。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都将此当成“总统府”，却都无法号令天下……

　　1917年黎元洪当总统时，正遇到张勋复辟，面对辫子军的威逼，黎元洪抱着总统大印逃出中南海跑到外国使馆。接着，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的旧部冯国璋当上了总统，中南海仍是总统府，他还把居仁堂作为自己眷属住房，堂门改为“宝光门”。冯国璋在园内处理公务，并曾在堂后楼内召开有中外人士参加的关税会议。不过这时国内已经形成了军阀割据，冯国璋号令不灵，不久由北洋政客徐世昌担任了总统。

　　徐世昌当政时，仍然无法指挥天下，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此间他住在中南海，正遇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大批爱国学生和各界人士涌到新华门前，要求总统接见，并提出自己的主张。虽然徐世昌不敢出来，中南海的新华门前就此成为示威游行者请愿的重要地点。

　　1923年北洋军阀曹锟贿选总统，演出了一场丑剧。他于1923年10月10日上任，至下台共做了1年零20几天的总统。当上总统后，他把姬妾安顿在居仁堂，自己在居仁堂北面民国初年新建的延庆楼办公。1924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率兵从直奉军作战前线突然返京，逼迫曹锟退位。11月3日，曹锟被迫辞职，宣告引退。接着，冯玉祥的国民军不仅将溥仪驱逐出故宫，还将曹锟幽禁在延庆楼。曹锟虽然被软禁，所有府内旧有职员及卫兵还均可随便出入，搬运私有物件出府。曹锟的几个太太也能入府，陪他打麻将解闷。

　　冯玉祥部队控制北京后，因自己控制不了局面，奉军又大举入关，只好让段祺瑞出山。这个老北洋军阀于1924年11月24日就任临时政府执行之职，将执政府设在铁狮子胡同，中南海一度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人们也可以进去游览。

　　1926年春天，奉系军阀占领天津、北京，冯玉祥的国民军北退南口。那个“东北王”张作霖又昙花一现地入居中南海，并把这里当成他的大本营。

　　“东北王”张作霖，是旧军阀中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由一个土匪头目，受抚为清军营官;经过投机钻营扶摇直上，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后又进兵关内。他靠着混迹过绿林，擅长投机钻营并与日本人左右逢迎，拉起一支庞大的东北军。1926年他进京后，攫取北京政权，入主居仁堂，当上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这个当年的“不逞之徒”，成为横行一时的“枭雄”，统治东北、华北达10几年之久，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最久的军阀。他入居中南海的近两年间，主要“作为”便是与国民革命作对，并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者。

　　张作霖进入北京时，打着“讨赤”的旗号，将苏联支持的南方国民革命军和北方的国民军称为“南赤”、“北赤”。这固然是他向帝国主义列强讨要援助，并扩大自己地盘的一种手段，也反映出对人民革命的仇视。奉军进京时，处处表现出胡匪作风，奸淫掠抢无所不为，北京警察不敢干涉。几十年间京城的老人们每忆及此，无不对“张大帅”属下的恶行痛骂不已。

　　张作霖入京后，便搜捕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率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旧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是一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

　　1927年4月6日晨，根据张作霖的命令，奉军侦缉队及“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这批军警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捕去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捕去李大钊等20多名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20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从临刑时拍下的照片看，李大钊泰然自若，一代英烈浩气长存!

　　在张作霖的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原来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已不存在，南方的国民政府又与之对立。于是张作霖索性由自己出面，组织自称代表的政府，只是没有用“总统”名义。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到长江流域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于4月18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张作霖也遥相呼应，命奉军向武汉进攻。张学良率领的奉军在武汉北伐军和冯玉祥部队的反攻下迅速溃败，4月27日武汉北伐军进占驻马店，5月7日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占了潼关。见风使舵的阎锡山也开始与奉军对峙。奉军在各方面的夹击之下，不得不狼狈退出河南。此时此刻，张作霖感到在北方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不过进入6月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之间，冯玉祥与这两个政府的矛盾又突出起来。1927年6月8日，蒋介石向张作霖提出条件要他“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任“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维持东北治安，以实现“南北议和”。

　　张作霖此时却不买账，为了稳定北方，继续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决心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登上政府的最高宝座。为此，从6月11日开始，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召集直系的败将孙传芳、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等将领举行会议，讨论了“和、战问题”和组织“安国军政府”、推选政府的最高统帅问题。

　　原来同奉系打过仗、这时因对国民革命军作战失败而被迫投靠的孙传芳为表忠心，按照张作霖的意图提议“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组织巩固的‘安国军政府’，以完成对南方的用兵问题。”

　　孙传芳的提议，得到了张宗昌等参加会议的人的一致赞同。张作霖见参加会议的人一致推举他为大元帅，非常高兴，站起身来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你们就是。”

　　会后，孙传芳等7名将领联名，发出推戴通电，其所辖北方各省军队一律改称“安国军”。与此，张作霖发出了“讨赤”通电，声称“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派”，只要“反赤”，“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这个电报暗示愿与蒋介石、阎锡山进行联合。

　　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了所谓“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这个就职仪式，显得格外冷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之后，他的推戴者孙传芳、张宗昌、张作相等人向他行了三鞠躬。这位“大元帅”算是上任了，马上在怀仁堂发布了任命令，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发表了9个部的总长名单，并发布了军政府的“组织令”，组成了“安国军政府”。

　　根据这个“军政府”的所谓组织令规定“大元帅”不仅统治全国陆海军，而且“在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国务院只能“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这个“大元帅”实际上就是“大总统”。

　　从绿林起家的张作霖在行将失败之前，总算是在名义上爬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国家“最高宝座”。这个北洋军阀的小朝廷，已经是朝不保夕，其控制的范围不过北方数省，而且面临着南方军的讨伐。

　　张作霖在位于中南海中的“军政府”上任一年，所作所为都是勾结外人打内战。他就任“大元帅”的当天下午，便在“外交部”召开“茶话会”，邀请各国公使和武官参加。张作霖在“致辞”中大谈“尊重国际信义”和“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希望外国援助。这时的美英政府表面对南北双方持观望态度，实际倾向南京政府。日本虽表示可以支持安国军，却索要更多的权益，这又是张作霖不愿付出的。

　　从1927年秋季起，安国军的形势日益恶化。在军事上，孙传芳虽曾一度反攻，占领徐州、浦口等地，在龙潭一战惨败而精锐丧尽。同年冬季在与阎锡山的作战中，奉军又伤亡惨重，且主力被晋军牵制。在经济上，杨宇霆想尽一切办法，督促潘复内阁筹划财经，但毫无结果，“经济凋枯，达于极度”，只有靠东北老巢拨款支撑。

　　当时在“张大帅”统治下的北京，社会黑暗至极，他的部下见败势已定，便不择手段地诬陷、勒索人民。据报载“北京城乡内外，被诬报为党人，为间谍者，倾家荡产，身死名没者不知有几百几千人。据闻只打磨广一街、山西商店，被强索六十万(元)，各校学生被栽赃勒赎者，何啻百人。”

　　1928年3月29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他的“文武百官”，进行了一次情绪低落的“训话”。他承认“国家的财政困难日甚一日”，“各机关的薪俸不能按月发放”，却要求下属“有卧薪尝胆之心”。他还说什么“现已年老，对虚荣看得很轻，决不贪恋个人虚名，待大局安定后，解甲归田，过平民生活”。

　　此时坐镇中南海的张作霖，明白决定其命运的关键是战场形势。当时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为对付奉系，已达成表面上的暂时团结，组成四个集团军联合北伐。蒋介石兼任第1集团军司令，率军由津浦铁路北进山东，击溃了张宗昌部。冯玉祥率第2集团军由平汉铁路北伐，阎锡山率第3集团军沿正太铁路和平绥铁路东进，李宗仁、白崇禧的第4集团军作为预备队跟进。张作霖的安国军自然抵挡不住南方军、西北军和晋绥军的联合猛攻，只好乘着北伐军尚未占领天津、回东北的铁路还畅通时，逃回老巢。

　　1928年6月3日凌晨，张作霖出帅府西门，乘上黄色的钢制汽车出发。汽车在警戒严密的夜色中开往前门车站。据报道，当时“月台上晃晃的灯光照射着卫兵的刺刀，充满着森严、沉闷的空气”。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都带着扫兴的表情，前来送别。张作霖在告别时，故作“镇静愉快”，但当“回顾中南海时，却异乎寻常地在他眼里闪耀着泪花”，这显然是慨叹他曾得到的北京政权现在要丧失。

　　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却不愿让张作霖再回来，想铲除他再立傀儡。6月4日5时30分，张作霖所乘火车开到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路交叉处的桥洞时，日本军人埋下的炸药突然爆炸，全桥塌下，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炸碎，他本人负伤过重很快死去。

　　此时还住在中南海里的张学良听到父亲被害的消息，马上赶回沈阳接位。东北军丧失首领，更无心再战，迅速放弃北京向东北撤退，所谓“安国军政府”至此也烟消云散。阎锡山的军队抢先进城，占领了北京。

　　国民党占领北京后，宣布“北伐成功”，“国家统一”。由于国民政府的首都定在南京，便要有意降低北京的地位。6月2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并划为特别市。自元代以来的古都，就此失去首都地位，中南海也失去了它昔日的政治中心地位。

　　1928年以后的6年内，中南海改为公园，任市民游览，其中居仁堂改为国立图书馆。“瀛台各处，俱以赁诸市商，为品茗消闲之所。”此时因军阀之争频起祸乱，市政建设停滞，中南海建筑缺少维护修理，显得破旧。1930年蒋冯阎军阀混战时，阎锡山等北方军阀又曾在怀仁堂等处开会，建立所谓北方的“国民政府”。1933年日本军队进攻长城一线，华北告急，国民党南京政府派何应钦在北平建立行营。于是，1934年公园关闭作为华北行营所在地。为期仅一年，在日本的压力下行营南迁。得到日方同意设立的所谓华北政务委员会接着又设在这里。这时的中南海，虽仍有办公人员出入，总体上已呈现出一片荒凉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