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第一位太子李建成被历史扭曲的ldquo;准皇帝
如果可以，真希望能将篡改《旧唐书》的许敬宗凌迟。如果不是他，有关建成太子的事情不会只寥寥数笔，建成太子也不会变得面目全非。
幸运的是，我们从关于李建成的几件事上还是可以搜寻出其真实面目的。历史掩盖不住李世民篡改国史的丑恶，更掩盖不住建成太子的真善
第一件事是玄武门兵变时，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痛哭不已，与众将士言太子生前对我等不薄，此刻正是报恩之时。遂奔赴玄武门，为建成报仇。古来士为知己者死，二冯所为正是此注脚。
第二件事是破刘黑闼之战。作为唐朝统一中的一场战争，它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在建成太子破刘之前，已有元吉与李世民征讨过，但由于二人没有对他们实行安抚政策，反而还施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再加上这些人对李家的疑惧心理，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刘黑闼造反，抵抗大唐。
李建成只好亲自征讨之。他接受了魏征“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以坐视离散”的建议，改变过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政策以争取人心。史载“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为了扩大影响，李建成让被释者互相转告“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这一措施起到了争取民心、瓦解斗志的作用，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结果刘黑闼部队“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这样，李建成没费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解决了河北问题，使唐初社会安定了下来。在这一事件中，虽然采取的宽大安抚政策是出于魏征，但实施者却还是建成。
和李世民一样，建成太子也曾广罗人才，善待贤才。“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僧道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
在建唐前后，他招揽了许多谋臣猛将，为他出谋献策。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后来的贞观名臣，为贞观之治作出了贡献。如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后来在贞观年间以谏诤之臣而闻名，李建成曾甚礼之。武将中的冯立也在后来的贞观年间“甚有惠政”，也曾被李建成视为心腹。名臣韦挺，“太子遇之甚厚”。还有郑善国、李纲等，都受到李建成的优待。
那么，让我们看看这样一个人被许敬宗描绘成什么样的吧。《旧唐书·隐太子传》记(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高祖幸第问疾，因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
看看这段精彩的描述，丝毫不比武侠小说的盘肠大战逊色。“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始终不明白，一个吐了数升血的人还能活下来？！
在这里，除了把李建成描述成一个阴狠歹毒的人外，还被描述成了一头猪。既然李世民吐血数升，假设不死，那么毒药的分量应该与酒相当。如果这个事情存在的话，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场景建成太子端着一碗比芝麻糊还稠的酒给李世民喝。李世民费了好大劲才把酒舔干净，然后肚子疼痛，回家吐血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是谁报告给了高祖，说世民喝了像芝麻糊一样的酒，在吐血呢。按照人嘴的大小和肠子的直径与血的数量，高祖到了世民处，李世民肯定还在吐。在把李建成描述成猪的，也把李世民刻画成了更蠢的那一头。
这只是史书中一个小片段，还有一件事是，建成太子给了李世民一匹根本已经站不起来的劣马，想摔死李世民。李世民大概在当天眼睛迷离，没有看清那匹马到底是好马还是劣马。但这个打了半辈子仗的人骑上马时却还没有感觉出马是劣马，于是，在高祖眼皮子底下摔倒了。即使这件事是真的，那也是李世民在高祖面前作秀。
建成太子真的就这样愚蠢和冷血吗？所有的事实已经证实这是胡编出来的。唐朝时小说还不发达，所以许敬宗编的这两个故事在当时可能会蒙住一群人，但现在，恐怕只能蒙住傻子。
史书上有确切记载在建成太子死后，其党徒散亡于民间。李世民费了很大的劲也没有捉到这些人，倒不是因为这些人神通广大，而是因为人们同情太子建成，所以会想办法将这些人藏到朝廷无法找到的地方。建成太子经营多年的河北地区，人心不稳，打着为太子报仇的旗号进行反对李世民的起义时有发生。
贞观元年(627年)，一直支持建成太子的燕郡王李艺造反。此人就是传说中罗成的老爹，因后来投降唐朝而赐姓李。老天也发怒，贞观元年夏天，山东大旱。八月，河南下霜。九月又发生了日食。不久，利州都督李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造反。
玄武门兵变后不久，幽州都督王君廓不服李世民登基，奔于突厥。突厥颉利可汗见唐朝内乱，大举进犯。李世民遣尉迟敬德出战，虽然大败突厥，但损失也不小。此事刚平息不久，颉利卷土重来，到达渭水便桥，并遣使臣到长安示威。李世民又筋疲力尽地亲率六骑到渭水，与颉利隔河相会，他大骂颉利背弃盟约，是无耻小人，又紧急调动唐军主力向渭水进发。颉利见唐军越聚越多，无隙可乘，于是和李世民讲和，即为历史上的“便桥会盟”。
从各种各样的史料来看，突厥进犯大唐的原因就是见唐朝内大乱，此乱自然就是李世民亲手制造的“玄武门兵变”。表面来看，“便桥会盟”似乎是李世民用强大的武力让突厥滚回了老家，但这一事实却是建立在付出大量金钱的基础上的。突厥的进犯无非是想趁火打劫，至于建成太子之死，他们并不关心。但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玄武门之变，会有突厥入侵中原之事吗？
假设没有玄武门之变，这些大臣们会继续跟随李建成。建成太子上台的第一件事必是轻徭役。这是肯定的，是由当时的条件决定的。这些大臣们在李建成的领导下未尝不可创造出另一模样的大唐盛世，而这样的大唐盛世是真实的，因为是真正的准皇帝李建成创造的。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前81年)，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可谓尸骨未寒。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却已大有炸平长安、彻底清算之意，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
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
本始二年(前72年)，汉宣帝下诏，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此前，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庙号为高祖和太宗，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
宣帝认为，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
何况，武皇帝也当得起。
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杀人无数，挥霍无度，以至于赤野千里，民不聊生。如此毫无仁德，岂能有庙号？
此言一出，朝野哗然。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这是圣意，岂能反对？夏侯胜却说圣意又怎么样？人臣之义在直言。话已出口，万死不辞!
，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庙号世宗。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并流传下来。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
这说明什么呢？
第一，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
第二，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
实际上，夏侯胜说得并不全。如果愿意，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崇妖信怪，杀伐任性，喜怒无常。司马光甚至认为，汉武之恶几近秦皇，只不过他识好歹，受忠言，知对错，会用人，这才不至于亡汉。
即便秦始皇，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而在评价的立场。
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但吊诡的是，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
请读这首诗
绝大经伦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
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诗的意思很清楚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而在罢黜百家。
这未尝没有道理。
的确，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苟如此，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也只有奴才。
问题在于，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
未必。
事实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也就是说，罢黜百家，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独尊儒术，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至于民间，则百家既未罢黜，儒术也不独尊。
其实就连政府，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张汤是儒家吗？卫青是儒家吗？桑弘羊是儒家吗？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
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汲黯不是吗？夏侯胜不是吗？司马迁不是吗？还有义纵，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义纵可是酷吏。但怎么样呢？也有骨头。
还有东方朔。
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滑稽列传》的，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对于戏子。，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竟然横戟拦在门前，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董偃也只好走后门。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
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是宫中掌印的郎官。某天晚上，宫中闹鬼。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郎官不给，霍光去夺。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臣头可得，印玺不可得!
权倾一时的霍光，也只能诺诺连声。
这并不奇怪。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诚如史家所言，那时的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汉的气质，是雄大、弘放和深沉的。
气质变得柔美、空灵而内秀，要到中唐以后。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也不早于宋元。至于百家罢尽，万马齐喑，则是朱元璋和乾隆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
汉，却是霸道的。
同样，汉也是开放的。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深眼多须的外国人，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就皈依了孔门，并关上其他的窗户。
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纯儒”(其实董仲舒也不纯)，而是公孙弘那样的“杂儒”，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儒术与法术杂糅，王道与霸道并用，才是他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