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巴蜀汉中成就了刘邦却何以没成就诸葛亮
秦灭以后，起义军队伍中的刘邦被项羽遣入巴蜀，后来考虑刘邦进了交通闭塞的巴蜀，估量这条泥鳅也翻不起大浪了，乐得再做人情，便在别人的建议下，把汉中也划为刘邦所任的汉王辖区。刘邦以这块被世人公任的偏僻之地为平台，不长时间就从被人管制的囚徒变成了下山发威的猛虎。先是前出关中，随之挺进中原，前后用了五年时间，终于整垮貌似强大的项羽势力，建立一统江山的大汉基业。到了三国时期，西蜀踞的地盘位置和当年刘邦的一样，面积还远超当年的刘邦。可是经刘备、诸葛亮、姜维几代雄才大略的人物苦心经营，却未能完成统一大业，这是为何呢!我个人认主客观原因很多，也许有以下主要几条：
一、团队成份不同。刘邦入汉中时，带去的多是中原子弟和“先入关中”期间招募关中本人。这些人离家久了，觉得被项羽压制，心里憋气，想早日杀回老家团聚，加上项羽“杀降”也得罪了不少关中老少，这些人对项羽怀有杀亲之仇。所以刘邦大军在韩信指挥下，一旦“暗渡陈仓”得手，立即如下山猛虎，一心灭楚风光还家。这有点象后来的远征军败入印度后，杀回国内的士气很足，让日本人都哀叹：支那军回家心切，势不可挡。而刘备诸葛亮带入巴蜀汉中的队伍多是荆州一带的江南人，此外就是新招募的大量巴蜀本地人。自蜀汉失去荆州以后，原来的“荆州帮”回家反而有了后顾之忧，“巴蜀帮”却自然恋家。诸葛亮“灭曹兴汉”的既定路线又是从咸阳而东，显得曲折艰难。一方面是“荆州帮”回家越来越难，这些人抛下祖根父业追随刘备诸葛亮入川，早先是刘备的夷陵之败使之寒心，后来是诸葛的曲线回家使之灰心。另一方面是“巴蜀帮”离家越来越远，大家都知道以弱凌强前景暗淡，当面之敌是占尽政治经济上风，根基稳固的曹魏势力集团，不比当年不识时务，盲目自信的项羽可以凭毅力熬得垮。所以麾下的士气与当年的刘邦团队相比自然逊色。
二、政治号召力不同。秦亡以后，其留下的政治遗产天下一统和“郡县制”已经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人民奋起反秦只是反其暴政而非反其国家一统的有效管理体制。而项羽出于战国时期的旧贵族情结，其政治目标只停留在恢复秦以前的一主称霸诸侯割据的格局上，这与人民群众痛恨分裂混战局面的认知背道而驰。刘邦出身于秦末底层公务员(亭长)，对天下一统和分裂割据的优劣对比烂熟于心，其政治主张自然契合时势人心，号召力明显占了上风，所以越战越强。而刘备关于“灭曹兴汉”的政治口号，只是在官渡大战前后人们还把东汉朝庭当回事，而曹操“挟天以令诸侯”，一手遮天把持朝政而遭人痛恨的情况下，也许能得人心。而到了赤壁大战后，“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已经成形。灭曹兴汉的政治号召力自然大打折扣。到了刘备称帝以后，这一政治口号更只是说给自己人听了，其势力范围以外基本没人再信。所以诸葛亮北伐自然失去了一呼百应的号召力。
三、人文环境不同。秦末，全国除政治统治中枢转移到秦都咸阳外，经济文化格局仍然和战国末期没有根本性的差别，继续保持着多元化、多中心的态势。秦统一的时间持续不长，天下即陷于混乱。反秦义军兴起，秦都的政治影响力随之下降。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也随着义军的聚散而漂移。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后，因其政治主张与时势人心相悖，所以在项羽的统治中心并没有形成经济文化中心和政治凝聚力。而刘邦致力于一统天下努力，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容易形成了越来越强的政治凝聚力。而诸葛亮时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经形成围绕东汉朝庭而转移的态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客观上也撑控了东汉朝庭的政治文化体系，其周围自然形成了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诸葛亮主政的西蜀势力集团偏处一隅，离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距离始终难于缩短，自然难于凝聚全国的人心，其成功难度自然越来越大。
四、人才发展不对称。刘备、诸葛亮势力集团的文武人才在创业时期形成高潮以后，没有持续跟上，在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魏延、马良等老一辈先后凋零后，新一辈杰出者廖廖。连关羽时期不起眼的跟班武将廖化，到西蜀末期还在顶大梁。而曹魏势力由于人力资源雄厚，人才发展梯次衔接也比较紧密。曹仁、曹洪、夏侯渊、张辽、张合、徐晃、许褚等人之后，继之而起的郭淮、邓艾、钟会等也是了不得的人物。再继之而起新新一辈也有不少旷世英才。就连诸葛亮父子的本领传承与司马懿父子的手段相袭也不能相比。人才强弱及其链接的优劣对比，自然影响政治军事斗争结果。
五、西蜀和曹魏的政治纲领优势没有明显区别。诸葛亮、曹操都是主张和实行平民政治和“虚君实相”的开创性人物，也共同面对士族势力的挑战。士族势力是东汉末期左右朝政的三大势力之一，其中宦官、外戚两大势力先后毁于董卓进京前后的宫庭血拼。士族势力虽然屡屡被董卓等军阀势力摧残打击，但因其支系复杂、分布广泛、盘根错节，加上其中大多数人物与历史文化的结合较紧密，与社会的需要也分不开，所以一直没有断根种。起于曹魏阵营的司马懿就是士族势力的典型代表。曹操英年时期，士族势力受到打压和限制，对时下地政治走势起不了决定性作用。曹操晚年，司马懿暂露头角，但曹操清醒地看出司马懿能力固然可用，但他背后的士族背景始终是自己后辈的重大威胁，所以对他非常警惕。曹操曾郑重地告诫过后人“司马懿不可重用”。曹操死后，司马懿在曹魏阵营的地位不断强化。司马懿在军事对抗诸葛亮的同时，也在曹魏阵营内部进行残酷的政治洗牌，还在诸葛亮以后的西蜀扩大影响，使西蜀统治中枢内的士族势力也慢慢崛起。最后诱导西蜀后主刘禅放弃抵抗，投降魏将邓艾的铁嘴人物也是一位士族余孽。所以诸葛亮的事业不是毁于他及其追随者的智慧缺陷，而是毁于死灰复燃的士族复辟势力对其侵蚀瓦解。
尊孙中山为“国父”，是蒋介石1925年3月30日在东征途中兴宁城提出的。当时，他在兴宁城北门外召开了追悼孙中山及东征阵亡将士大会。
尊孙中山为“国父”，是蒋介石1925年3月30日在东征途中兴宁城提出的。当时，他在兴宁城北门外召开了追悼孙中山及东征阵亡将士大会。会上，蒋发表演说，尊孙中山为“国父”。他说：“我们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蒋在孙中山死后，自称是孙中山的忠诚门徒和弟子，并尊称孙中山为“国父”，这是一种尊上隆礼的表现。由于这个称呼既亲切又富有人情味，故广为民众所接受，至1940年4月1日终于成为定制。
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该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首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命令发布后，各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普遍感到在一些不同的场合有些无所适从，不知道究竟是称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好呢，还是称“国父”好呢?基于此，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自此，孙中山“国父”的历史地位得以正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