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岁乞讨饿死的明朝宰相严嵩：细数严嵩十

　　严嵩于嘉靖二十年八月八日为相，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去位，二十多年来，最大的过恶如下：其一，信用心腹赵文华，使东南倭患愈演愈烈;其二，清除异已，继杀曾铣、夏言之后，又在嘉靖三十四年杀杨继盛，使明朝首先开杀谏臣之恶侧，随后又杀沈链和王忬，命令虽然皆出皇帝“圣载”，主谋皆是严氏父子;其三，贪污纳贿，在朝内结党营私。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侵袭明境，严嵩向兵尚书丁汝夔授计说：“地近京师，如果兵败难以掩盖，一定命令诸将不要轻易与敌交战，他们饱掠后自会离去。”可见，严嵩作为相爷，在军国大事上确实没什么远计和魄力。丁尚书傻不拉叽，惟严相国所指，传令诸将勿战。本来明朝大多数军将饮食终日，皆怯于战斗，有了兵部长官的命令，都大松一口气，互相戒嘱传言：“丁尚书讲不要与敌交战。”这下可苦坏了百姓。他们饱受蒙古人烧杀抢劫，官军皆龟缩于坚城之中，不做任何御敌的行动，连姿态也不做。民间大愤。

　　俺答汗的蒙古军队撤走后，老百姓纷纷上万民书，矛头直指丁汝夔 畏怯无能，明廷下令逮捕他。严嵩怕老丁说出自己事先为他出主意，假意安慰道：“你别怕，我自会保你无事。”丁汝夔大傻一个，有严相爷给自己打保票，刑部鞠审时他很“配合”，没有多作辩驳。他就等相爷向皇帝说好话直接把他赦免了。

　　结果，不久，一帮狱卒就从狱中把他提出，老丁还以为是走个过场后就把他释放。一行人直接把他押至西市，刽子手持大刀正等着他来。直到自己被踹跪于地，丁汝夔才恍悟被相爷所卖，大叫“王八蛋严嵩误我!”话音刚落，头也随之落地。

　　嘉靖三十年，锦衣卫经历沈链因严嵩御寇无方，抗疏历数这位当朝阁臣“十大罪”：

　　“昨岁俺答犯顺，陛下奋扬神武，欲乘时北伐，此文武群臣所愿戮力者也。然制胜必先庙算，庙算必先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大学士(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严)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谀谄则曲意引之。要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严嵩)曰：‘由我赏之’;罚一人，(严嵩)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阴为之地，二也。揽吏部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阴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财，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宠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

　　疏上，严嵩没怎么反应，嘉靖帝先倒恼了，认定沈链诋诬重臣，立即派人逮之于廷，当众杖责，然后罚他去保安为民。沈链进士出身，为人嫉恶如仇，与锦衣卫都督陆炳关系不错。陆炳是严嵩同党，常常带沈链参加严氏父子召集的宴饮。沈链心中憎恶严氏父子，更恨严世藩纵酒虐客强灌别人，每每箕踞坐骂，小严惟独惮惧他，从不敢对他强灌于酒。按理讲，凭借上司陆炳的关系，沈链巴结严氏父子升官很容易，但此人正直出于天性，不吐不快，最终却落个被谪为民的下场。沈链在保安“劳改”期间，当地父老知其清名，纷纷派子弟向这位先生求学。他以忠义伦常教导学生，又时时缚三个草人，分别写上严嵩、李林甫、秦桧姓名，手持弓箭射之泄恨。几年后，当地守官是严嵩心腹杨顺，为了巴结严氏父子，他向严世藩报称说：“沈链在保安当地阴结死士，击剑骑射，准备伺机刺杀大人父子。”严世藩大怒，立遣党羽巡按御史李凤毛去抓沈链，把他的名字窜入该杀的白莲教匪首名单，乘间上报。兵部下文，沈链被处死。这还不算，严氏党徒为了更使严世藩高兴，又杀沈链二子，籍此获得升迁。

　　在760年前的今天，1254年9月15日 (农历八月初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出生。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年9月15日~1324年]，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商人。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也是旅行世家。他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泰奥都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经中东，历时四年多来到，在游历了17年。回国后出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又名《马可·波罗行记》，《东方闻见录》)。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

　　《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16世纪意大利收藏家、地理学家赖麦锡(Ramusio)说，马可·波罗在1299年写完《游记》，“几个月后，这部书已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注：Lach，p.35.)。在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前，《马可·波罗游记》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现存的《马可·波罗游记》有各种文字的119种版本。《马可·波罗游记》在把文化艺术传播到欧洲这一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