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石窟寺简介

石窟寺，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区东北的河洛镇寺湾村，坐落在黄河南岸、伊洛河北岸、邙岭之下的大力山。石窟寺建于北魏熙平二年（517），一说景明年间（500～503），原名希玄寺，宋代改称“十方净土寺”，清代改名石窟寺，是中原地区重要的佛教石窟。唐玄奘出家之地。唐太宗李世民等不少皇帝在此礼佛的圣地。

寺后有120米长的石窟群落，有上万尊佛龛佛像，而第一窟中的“帝后礼佛图”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孤品，堪称无价之宝。

寺庙简介

石窟寺是北魏皇帝、皇后举办礼佛的场所，后来，唐太宗李世民及北宋皇室曾在此举行佛事活动，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造像、碑刻等式。历经1500多年的风雨，现存洞窟5个，千佛龛1个，摩崖大像3尊，佛像7743尊，造像题记及其它碑刻186篇。

石窟造像雕刻细致，内涵丰富，翩翩飞天，自然生动，超凡脱俗；帝后礼佛图构图完美、保存完整，充分表达了北魏皇室前往石窟寺礼佛的宏大场面，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作，堪称国家之珍宝，艺术之绝品，令人叹为观止。此外，石窟寺还保存有唐、宋、金、明、清各代碑刻、经幢百余通，记述了石窟寺的变迁及历代修葺情况。

其中的《帝后礼佛图》是我国现存的石刻图雕（另一处位于龙门石窟的已不存在），具有极高的研究和欣赏价值。

石窟寺背山面水，环境幽雅，风光秀丽，被称为“溪雾岩云”的圣地，“石窟晚钟”为巩县八景之一。

历史沿革

据唐龙朔二年(662)《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记载，巩义石窟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是北魏皇室开凿的大型石窟之一，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历代相继在此凿龛造像，建寺时初名为希玄寺，唐时改为净土寺，宋时称大力山十方净土禅寺，明弘治七年(1494)重修碑载：“自后魏宣武帝景明之间，凿石为窟，刻佛千万像，世无能烛其数者。”现存石窟前的木构建筑为清同治年间所修。清代至今俗称石窟寺。

布局结构

石窟寺南临洛水，背依大力山。山的上部为厚4.50米的黄土层,下为岩石层,露出地面的部分厚20米。石窟群就开凿在岩石层上。现有主要洞窟 5个，千佛龛1个，摩崖造像3尊及历代造像龛328个。

石窟寺总计大小造像7743尊，造像题记及其他铭刻186则。造像题记包括北魏3则、东西魏10则、北齐29则、北周2则、唐代85则、宋代2则、时代不详的30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石窟寺各窟被盗严重。第 3、4、5窟及千佛龛被泥砂淤埋三分之二以上，1954年清理了各窟内的淤土，新建了石窟寺保护房。1973年以后，国家多次拨款对石窟寺进行了全面化学合剂技术粘接、勾缝、修补。另外还修建了大型排水沟，扩建围墙和其他建筑。1954年起由石窟寺小学负责保护。

石窟寺，1987年建立巩县石窟寺文物保管所。

重要地位

石窟寺是继洛阳龙门石窟之后开凿的，它把佛教艺术的外来影响同中原汉族艺术相结合，摆脱了北魏早期深目高鼻，秀骨清瘦的特点，代之以面貌方圆，神态安详，多呈静态造像风格。因此，这里的雕刻既保留着北魏浓重的艺术特点，又孕育着北齐、隋代的雕刻艺术萌芽，形成由北朝向唐朝过渡的一种艺术风格，在雕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巩义市石窟寺在总体设计上突出的是利用窟内外壁面上端宽大的二方连续形式的边饰，造成整体格局上的完整和宏丽基调。窟内雕像位置的安排则以观者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坐佛二立佛为主，加上两壁整齐划一的小千佛，给人以一种繁盛崇高的审美感受。当观者返身离开石窟面对大门内侧又是场面肃穆的大幅礼佛图，尤能加深观者虔敬的宗教印象。

相关典故

石窟寺的十五幅《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的供养情形，构图严谨，技法娴熟，人物性格鲜明，可谓佛教艺苑中的珍品，又因另一处位于洛阳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被盗往国外，石窟寺的《帝后礼佛图》就成为国内孤品，更显其珍贵。在题材方面，巩县石窟寺对“维摩变”的处理是很突出的。

“维摩变”属“经变”系列，维摩诘作为在家修行的居士，对佛义理的深刻研究使佛祖也有所敬服。居士的形象对汉族士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佛教在逐渐为汉族接受的同时，维摩居士在佛教艺术中的表现比重也在不断增加，在形象塑造上，也越来越显得生动而富于内在力量的表现。

巩义市巩县第一窟东壁北侧第一龛有“维摩、文殊对坐说法”的画面。维摩舒眉垂目，眼光略有下视，左手举起一麈扇，食指上翘，一副胸有成竹、泰然自若的神态，似乎正在辩说“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示有妻妾采女，而常远离五欲淤泥”的真正通达佛道的“菩萨行”。

雕刻艺术

维摩诘形象所蕴含的精神正反映了汉族士人审美意向对北魏石窟造像的潜在影响。石窟寺内壁下端的壁脚雕刻的伎乐天、神王和力士也都富于表现力。第三窟东壁壁脚和第四窟西南隅壁脚均有伎乐天雕刻，也都是世俗乐队演出时的写照，筚箴、琵琶、竹笛、双面鼓无一不是现实乐器的再现；伎乐天头作双髻，内着圆领衫，外披短袖对襟袍，神态专一，气氛悠然，给人以亲切的生活感受。

壁脚高浮雕还有所谓“神王”的形象，面相均较为丰满，神情自得，俨然是当时有权势的贵族、将军形象的翻版。处于壁脚下端、双手上托的力士、异兽则筋肉饱绽，孔武有力，有千钧之势。这些题材无一例外用高浮雕手法完成，手法相当粗犷而造型形神兼备，显出石窟寺简约质朴的雕刻风格。

石窟造像

第三窟又有“飞天”一对，下方均以弧形忍冬纹相托，飞天造型瘦俏灵秀，体态轻盈，清癯的面庞和修长的十指都隐现出南朝士人的清羸之风。而后掠的飘带和衣裙下摆上举张扬的幅度甚大，加强了飞动的节奏感。形象平面上阴刻的衣褶线条流畅简约，也增添了飞天凌空神游的动感。

巩县石窟寺的雕凿刀法相当洗炼，形象造型的艺术概括性很高，如第一窟的主佛头像，眉棱骨至鼻两侧的轮廓线条明确干练，双目不作细部加工，只雕出圆形弧球状，再加浅线刻出上下眼睑，唇部两角微上翘，均有含蓄生动的效果，重叠的衣褶处理也显示了利落干练的平刀技法是十分娴熟的。

巩县石窟寺的主佛造像以坐姿为主，衣纹自然下垂，座前下摆重叠，转折柔和，合乎结构，反映了雕刻技艺在不断成熟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