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清廷向日本全面学习“明治维新”为何却亡
清廷向日本学习，全面、忠实地照搬明治维新，却亡了国
近代，面对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日本学习西方，发起明治维新；中国亦以明治维新为蓝本，发起预备立宪。但二者结局，却迥然不同，日本因改革跻身列强，清廷却因改革迅速灭亡。差异若此，个中缘故何在？
且对晚清改革始末略作回溯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中日两国，在19世纪中后期面临着相同的国内外局势。而日本率先改革，在日俄战争中以亚挫欧，打破历史之公例，使中国相信立宪之足以致强凡我黄人，其亦可以自奋矣。在这样的冲击下，清廷亦着手仿行立宪，并于1905年、1907年两次派大臣出使各国，考察宪政。在清廷看来，美、法为共和政体，英国为虚君立宪，都不可师法；唯德、日两国君主大权在握，堪为榜样。又因日本政体取自德国，故而中国效法日本即可。①
对于立宪，清廷最关心的是君权问题。载泽访问日本时，即问伊藤博文立宪后于君主国政体有无窒碍？伊藤回答并无窒碍。贵国为君主国，主权必集于君主，不可旁落于臣民。日本宪法第三、四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云云，即此意也。载泽归国后即奏称日本远规汉制，近采欧风公论虽归之万姓，而大政仍出自亲裁。盖以立宪之精神，实行其中央集权之主义，施诸中国，尤属相宜。②由此打消了清廷对立宪后丧失君权的疑虑。
日本预备立宪的经验，也让清廷颇为放心。如端方等上奏查日本开设国会，实行宪制，在于明治二十三年，而预定开设国会之期，则在明治十四年。1906年，清廷下诏立宪，也规定了9年的预备期。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清廷按《明治宪法》制定《钦定宪法大纲》；按明治政府的官制，设立弼德院、军咨府等。
清廷的改革，在某些具体措施上，与明治维新稍有差异。比如《明治宪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以天皇名义行使权力，而在《钦定宪法大纲》中只规定了无上的君上大权。再如，关于臣民的权利义务，《明治宪法》共列有15条，而《宪法大纲》仅列6条作为附录。③不过，从总体上看，清末立宪，仍是对明治维新的抄袭与照搬。
明治天皇全家福亡国根源，是其改革与自身统治基础的利益背道而驰，被后者抛弃
如清廷君臣看到的那样，明治维新确实是一个中央政府集权的过程，原本只具象征意义的天皇，成了国家的专制统治者。所以，清廷在预备立宪过程中，实行的每一项举措，都力求无损君主大权。在这里，清廷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幕府时期的日本，各地大名（诸侯）割据，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
日本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控制全国1/41/3的土地，其中1/3作为采邑，赏赐给直属于将军的武士，剩下的分封给约200个半独立的藩国。④明治维新的目的，就是削平这些割据势力，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以利于推行改革，故需要一部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宪法。日本所需要的集权，正是中国政体最大的弊端。
慈禧死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洲亲贵，将明治政府作为榜样，更大力度地维护君主与皇族特权。如推出责任内阁时，拼凑了一个所谓皇族内阁。而日本首届内阁中，身为皇族的原太政官三条实美，改任主管宫中事务的内大臣，由草莽出身的伊藤博文出任内阁总理。
所谓改革，直白说来，即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唯改革者所依赖的统治基础，对权力与利益的诉求，与改革方向一致时，改革才可能成功。否则，改革者即不免被其统治基础所抛弃。明治维新属于前者，预备立宪却属于后者清廷的统治基础，在中层，乃是各省督抚；在基层，乃是地方士绅。督抚希望通过立宪，固定乃至扩大其政治权利；地方士绅也希望在科举制废除后，能通过进入各级地方咨议局，继续维持乃至扩大其权力与声望。
故而，当清廷照搬《明治宪法》，不断剥夺各省督抚及地方士绅的权利，其改革已注定失败。此后，地方士绅在各省督抚的暗中支持下，一再发动请愿运动，要求赋予地方咨议局实权，要求速开国会，即是对抗的开始。至辛亥年，在各省咨议局的串联下，督抚们更是集体倒向了革命。简言之，清廷的预备立宪，本意是巩固皇权，其操作方式，却反将其基本统治基础各省督抚与地方士绅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清廷，与其说是因革命而亡，不如说是因自杀式改革而亡。
，清末立宪的失败，还有其他原因。譬如清廷为改革筹款而增加税收，官吏又借机贪污，集聚了更多民怨，使百姓成为立宪的反对者。⑤但这类因素，已非关键。古往今来，观察任何一场改革的方向与成败，最要紧的，就是明了改革者所依赖的统治基础何在，这些统治基础的利益又何在。若改革者无力在旧体制内寻找到新的有力的统治基础，其改革方向即不可能触动旧体制的利益，否则，就只能面临失败的命运。
清末立宪后成立的新疆咨议局注释
①李细珠《清末两次日本宪政考察与预备立宪的师日取向》，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7年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②载泽《考察政治日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579页；③罗华庆《清末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模仿中的保留》，《河北学刊》1992年第6期；④钱承担等《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9页；⑤⑥孟祥帅《清末立宪中的日本因素》，南京师范大学2012年法学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