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最诡异难解的日本侵华谜案

日本学界普遍持伪造论；中国学界持真伪难断论者渐多

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研讨对华政策。至1929年，第三次太平洋会议在日本召开，中国代表阎宝航等人在会上拿出一份文件称我们这儿有一份从日本帝国得到的文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首相田中呈天皇的奏折。会议因之引发轩然大波。其后，南京《时事月报》将该文件主要内容公开刊登。此即田中奏折披露之过程。①

因该奏折 明言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故当年披露之时，曾予国人极大刺激；日本政府亦竭力否认该奏折之存在。及至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对外扩张之步调，竟不出奏折所规划之范畴，该文件之真实性，遂获中外普遍认可。但自日本战败投降至今，始终未曾发现奏折原件。

目前史学界对该问题的基本研究状况是日本学者，无论左、右翼，均普遍认为奏折乃是伪件；中国学者，持肯定论者渐少，持否定说者不多，持真伪难断说者有成主流之趋势。如2010年之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本学者服部龙二认为田中的理想是使有反共倾向的蒋介石与张作霖南北分治，田中承认蒋介石的统一，让张作霖返回东北，以图安定，《田中奏折》与东方会议极大地背离，乃是伪折。中方学者王建朗则强调该文件如何产生，尚有不明之处，但后来日本的扩张路线恰恰如该文件所叙述，要消除外国对该文件的怀疑是困难的。②

简而言之，支持奏折为真的主要依据，乃是后来日本的扩张路线恰恰如该文件所叙述。而否定奏折真实性的主要依据，则是其内容在细节上错漏百出。譬如其格式署名、行文、乃至呈递流程均不符合上奏天皇的固定规制，逾制、冒犯之处甚多；再如，对许多关键事件的描述错得离谱山县有朋1922年1月已死，九国公约成立于1922年2月，奏折却说先帝密召山县有朋，妥议打开（九国公约）之策；田中1922年在上海遭遇朝鲜志士刺杀，奏折却说他是在1914年被中国人袭击。此类错误极多，故日本学者一致认为该奏折满身创伤，诚为伪物，毫无议论余地。③

关于奏折的来源，中方两位当事人的说法矛盾之处甚多

，奏折的泄密过程，在史料上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按阎宝航的说法，他是从张学良秘书王家桢处得到的田中奏折抄本，震惊之下，（我）如获至宝，遂商得筹备会同意，译成英文，印出二百本，分送英、美、加等出席（第三次太平洋）会议的代表，这是《田中奏折》公布于世的开始。④

按王家桢自述，他得到奏折，是在1928年末，我们驻东京办事人（日籍台湾人，在日本出生，但祖国观念很强）分批给我寄来一些文件。来信说这是绝对秘密的文件，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稿件抄得非常潦草，错字错句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不易阅读稿子全部到齐，经过翻译整理，订成为一个完整的文件，已经是1929年的春天了。因为是极密文件，（经张学良批准）共只印200本，发给在东北范围内简任级有实职的人员每人一本，送给南京国民政府四本（当时共发出120本，其余存在我家）。⑤

王家桢所谓的日籍台湾人，乃蔡智堪。对于如何取得奏折，蔡之所述，与王大有不同。如蔡称他窃取奏折，乃是奉了王家桢密函的指示；王却说自己是突然收到蔡寄来文件，后来才逐渐觉察到，这个文件不是个寻常的伪制品。再如，蔡说这个文件，是他动用个人关系，化装潜入皇宫，费时两夜，细心抄出；王却说蔡来信告诉他，文件是他（蔡）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得来的，且称所收文件潦草错误极多，距细心抄出四字甚远。尤觉诡异者，蔡说文件是他密藏在皮箱夹层里面，亲往沈阳，面交给王的；王却说文件是分批寄来。⑥

俄国学界及克格勃中将则坚称奏折披露乃苏联谍报机构之功

上述分歧已足以令人疑窦丛生。更复杂的是，此事与苏联情报机构亦有密切关系《俄国对外情报工作史纲》的作者们认为，哈尔滨谍报机关工作的最大成就就是获得《田中奏折》。《田中奏折》是由佩列克列斯特获得的。它的获取是驻哈尔滨谍报机关的光辉成就。1929年，正值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之际，中国杂志在俄罗斯特工机关的帮助下，登载了《田中奏折》。有趣的是，我们的情报员在不同的国家（朝鲜）几乎获得了同一种文件（田中奏折）。⑦

而奏折披露的第一环节阎宝航曾受到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你的情报工作第一，斯大林知道你。参加太平洋会议之前，阎刚刚自英国留学归来；其归来路径是取道丹麦、莫斯科。⑧这中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难下定论。

问题的复杂化仍未结束。据俄国学者维克托乌索夫披露，早在20年代初，美国就对日本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感到不安，从而决定了美国军界的亲俄立场。这种好感表现在美国情报部门与布尔什维克进行的非正式合作中。⑨此种合作，有可能也涉及到了田中奏折，以至于苏联克格勃退休中将维塔利巴甫洛夫曾如此愤愤不平地说道

获得这份情报不仅是哈尔滨和汉城秘密情报机构的光辉成就，也是整个对外情报机关的出色成果。就在当时，美国情报机关企图将这一成果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为此他们以电影《带血的太阳》重新演绎了美国版的《田中奏折》。⑩（所谓《带血的太阳》，即《Blood on the Sun》，1945年4月在美国上映。该影片确实描述了一位美国记者对外披露田中奏折的冒险经历）

电影《Blood on the Sun》的拍摄是否与美国情报机关有关？苏联获取的奏折里是否有与美国情报机构合作的成分在？均难下定论；值得注意的是蔡智堪与美国驻东京大使Joseph C. Gre之间，似乎在情报工作上保持着某种密切的联系。简而言之，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能够坐实奏折乃苏联虚构，目的是将战火引入中国。现有史料支离破碎，所呈现出来的，是一幅极其复杂、诡异的博弈图景。

注释

①阎宝航: 《流亡关内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②王希亮《如何看〈田中奏折〉真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9/07。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由当时中日两国最高领导层推动，参与者均系中日前沿历史学者。③邹有恒《〈田中奏折〉真伪论》，《外国问题研究》1994年第1期。④《阎宝航自传》，现存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所，未刊。⑤王家桢《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⑥蔡智堪遗稿《我怎样冒险取得〈田中奏章〉》，《春秋》杂志1985年总第676期。蔡1953年在港台披露其事；王在大陆为文史资料撰文，具体时间未详，但文史资料项目系周恩来1959年提议启动，王文当晚于蔡文。⑦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铭传/译，解放军出版社2007，P120-122。⑧《阎宝航自传》，未刊。⑨《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P120。⑩(俄)维格巴甫洛夫《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悲剧》，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