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最诡异难解的日本侵华谜案

日本学界普遍持伪造论；中国学界持真伪难断论者渐多

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研讨对华政策。至1929年，第三次太平洋会议在日本召开，中国代表阎宝航等人在会上拿出一份文件称：我们这儿有一份从日本帝国得到的文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首相田中呈天皇的奏折。会议因之引发轩然大波。其后，南京《时事月报》将该文件主要内容公开刊登。此即田中奏折披露之过程。①

因该奏折 明言：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故当年披露之时，曾予国人极大刺激；日本政府亦竭力否认该奏折之存在。及至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对外扩张之步调，竟不出奏折所规划之范畴，该文件之真实性，遂获中外普遍认可。但自日本战败投降至今，始终未曾发现奏折原件。

目前史学界对该问题的基本研究状况是：日本学者，无论左、右翼，均普遍认为奏折乃是伪件；中国学者，持肯定论者渐少，持否定说者不多，持真伪难断说者有成主流之趋势。如2010年之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本学者服部龙二认为：田中的理想是使有反共倾向的蒋介石与张作霖南北分治，田中承认蒋介石的统一，让张作霖返回东北，以图安定，《田中奏折》与东方会议极大地背离，乃是伪折。中方学者王建朗则强调：该文件如何产生，尚有不明之处，但后来日本的扩张路线恰恰如该文件所叙述，要消除外国对该文件的怀疑是困难的。②

简而言之，支持奏折为真的主要依据，乃是后来日本的扩张路线恰恰如该文件所叙述。而否定奏折真实性的主要依据，则是其内容在细节上错漏百出。譬如：其格式署名、行文、乃至呈递流程均不符合上奏天皇的固定规制，逾制、冒犯之处甚多；再如，对许多关键事件的描述错得离谱山县有朋1922年1月已死，九国公约成立于1922年2月，奏折却说先帝密召山县有朋，妥议打开（九国公约）之策；田中1922年在上海遭遇朝鲜志士刺杀，奏折却说他是在1914年被中国人袭击。此类错误极多，故日本学者一致认为该奏折满身创伤，诚为伪物，毫无议论余地。③

关于奏折的来源，中方两位当事人的说法矛盾之处甚多

此外，奏折的泄密过程，在史料上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按阎宝航的说法，他是从张学良秘书王家桢处得到的田中奏折抄本，震惊之下，（我）如获至宝，遂商得筹备会同意，译成英文，印出二百本，分送英、美、加等出席（第三次太平洋）会议的代表，这是《田中奏折》公布于世的开始。④

按王家桢自述，他得到奏折，是在1928年末，我们驻东京办事人（日籍台湾人，在日本出生，但祖国观念很强）分批给我寄来一些文件。另外来信说：这是绝对秘密的文件，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稿件抄得非常潦草，错字错句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不易阅读稿子全部到齐，经过翻译整理，订成为一个完整的文件，已经是1929年的春天了。因为是极密文件，（经张学良批准）共只印200本，发给在东北范围内简任级有实职的人员每人一本，送给南京国民政府四本（当时共发出120本，其余存在我家）。⑤

王家桢所谓的日籍台湾人，乃蔡智堪。对于如何取得奏折，蔡之所述，与王大有不同。如蔡称：他窃取奏折，乃是奉了王家桢密函的指示；王却说：自己是突然收到蔡寄来文件，后来才逐渐觉察到，这个文件不是个寻常的伪制品。再如，蔡说：这个文件，是他动用个人关系，化装潜入皇宫，费时两夜，细心抄出；王却说：蔡来信告诉他，文件是他（蔡）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得来的，且称所收文件潦草错误极多，距细心抄出四字甚远。尤觉诡异者，蔡说：文件是他密藏在皮箱夹层里面，亲往沈阳，面交给王的；王却说：文件是分批寄来。⑥

俄国学界及克格勃中将则坚称：奏折披露乃苏联谍报机构之功

上述分歧已足以令人疑窦丛生。更复杂的是，此事与苏联情报机构亦有密切关系：《俄国对外情报工作史纲》的作者们认为，哈尔滨谍报机关工作的最大成就就是获得《田中奏折》。《田中奏折》是由佩列克列斯特获得的。它的获取是驻哈尔滨谍报机关的光辉成就。1929年，正值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之际，中国杂志在俄罗斯特工机关的帮助下，登载了《田中奏折》。有趣的是，我们的情报员在不同的国家（朝鲜）几乎同时获得了同一种文件（田中奏折）。⑦

而奏折披露的第一环节阎宝航曾受到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你的情报工作第一，斯大林知道你。参加太平洋会议之前，阎刚刚自英国留学归来；其归来路径是取道丹麦、莫斯科。⑧这中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难下定论。

问题的复杂化仍未结束。据俄国学者维克托乌索夫披露，早在20年代初，美国就对日本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感到不安，从而决定了美国军界的亲俄立场。这种好感表现在美国情报部门与布尔什维克进行的非正式合作中。⑨此种合作，有可能也涉及到了田中奏折，以至于苏联克格勃退休中将维塔利巴甫洛夫曾如此愤愤不平地说道：

获得这份情报不仅是哈尔滨和汉城秘密情报机构的光辉成就，也是整个对外情报机关的出色成果。然而就在当时，美国情报机关企图将这一成果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为此他们以电影《带血的太阳》重新演绎了美国版的《田中奏折》。⑩（所谓《带血的太阳》，即《Blood on the Sun》，1945年4月在美国上映。该影片确实描述了一位美国记者对外披露田中奏折的冒险经历）

电影《Blood on the Sun》的拍摄是否与美国情报机关有关？苏联获取的奏折里是否有与美国情报机构合作的成分在？均难下定论；值得注意的是：蔡智堪与美国驻东京大使Joseph C. Gre之间，似乎在情报工作上保持着某种密切的联系。简而言之，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能够坐实奏折乃苏联虚构，目的是将战火引入中国。现有史料支离破碎，所呈现出来的，是一幅极其复杂、诡异的博弈图景。

注释：

①阎宝航: 《流亡关内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②王希亮：《如何看〈田中奏折〉真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9/07。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由当时中日两国最高领导层推动，参与者均系中日前沿历史学者。③邹有恒：《〈田中奏折〉真伪论》，《外国问题研究》1994年第1期。④《阎宝航自传》，现存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所，未刊。⑤王家桢：《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⑥蔡智堪遗稿：《我怎样冒险取得〈田中奏章〉》，《春秋》杂志1985年总第676期。蔡1953年在港台首次披露其事；王在大陆为文史资料撰文，具体时间未详，但文史资料项目系周恩来1959年提议启动，王文当晚于蔡文。⑦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铭传/译，解放军出版社2007，P120-122。⑧《阎宝航自传》，未刊。⑨《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P120。⑩(俄)维格巴甫洛夫：《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悲剧》，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