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韩非子人性论辨析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人性论思想的形成阶段。诸子百家从各自立场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人性论主张。荀子是性恶论的典型代表，而由于韩非子与荀子的师承关系，学界普遍认为韩非子是荀子人性论思想的继承者，甚至比荀子的性恶主张更极端。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韩非子虽就学于儒家的荀子，但却另辟蹊径成为法家，就其人性思想的基本立场与本质精神而言，韩非子跳出了性善、性恶的分析框架。他所阐发的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性自私论。

　　荀韩均坚持人性是人好利的自然属性，但在人性好利的评价方面，二者却分道扬镳，荀子对好利做出了恶的价值判断，而韩非子只是对好利进行事实描述，不作价值评价。

　　荀子的人性论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出发点，他把人的自然欲求看作人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并将这种欲求归纳为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荀子对其社会危害做了详细描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在荀子看来，人好利之心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导致争斗与社会动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恶。由此，基于儒家道德主义的立场，荀子将人好利的本性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最终对人性做了恶的价值判断，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以利欲为人之本性的观点，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普遍本性，，物欲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是人们思考问题并指导其行动的原点。，与荀子直接将人性的好利恶害界定为恶不同，韩非子没有把善与恶纳入人性讨论的范围。对于人好利恶害的本能需要，韩非子突破了性善、性恶的分析框架，以一种自然主义的笔触对人性只做事实描述，不做道德评价，既不以之为恶，也不以之为善，表现出价值中立的立场。

　　由于对人性评价的基本立场不同，在人性是否可变这一问题上，荀子与韩非子的论述也有着根本差别。

　　荀子认为人性可以改变，也必须改变。一方面，人性改变具有可能性。无论圣人，还是普通民众，其人性都是可以变化的，途之人可以为禹，人实际上的善与恶，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和后天环境熏染来实现，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荀子荣辱》）另一方面，人性改变又具有自觉性。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荀子性恶》）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的东西，荀子由此推论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荀子性恶》）人们因知其性恶，所以才有欲为善的意愿与动力。，人性改变具有必要性。人性恶如果不加以改变，将会对个体发展、伦理秩序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危害，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为避免社会纷争、动荡与穷困，必须对人性加以改造和限制。

　　与之相反，韩非子主张人的自利本性是先天决定，不能改变，也无须变化。一方面，韩非子坚持人性无法改变。在他看来，人的好利属性是由人的生理需求诱发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不能改变。比如，民众之所以会做善事，只是服从于外部压力，并不是发自于由人性改变而产生的义，民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韩非子五蠹》）可以看出，韩非子对于人性可以通过教化而弃恶从善表现得毫无信心。，他主张君主应该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韩非子六反》）另一方面，韩非子认为人性也无须改变。人的自利本性非善非恶，只是一种自然状态。既然自利不是恶，那也就无需改变了，反而可以利用人们的好利本性，通过物质激励或赏罚，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进而达到树立权威、发展经济、维护统治的目的。

　　基于人性的变与不变，荀子与韩非子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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