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袭昆明抓捕龙云:杜聿明替蒋介石背下了黑锅

世界奇闻 2023-03-27 08:00www.nkfx.cn世界奇闻

  抗日战争胜利后,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挥中央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云南主席龙云及其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五十分钟后,即告平息。三天以后,龙云即高升为军事参议院院长,离开他经营了几十年的云南。很快,《中央日报》以头号标题公布了蒋介石对杜聿明撤职查办的命令。其实,这竟是一桩蓄谋已久的阴谋。

  1945年10月3日凌晨5时左右,昆明市东门、北门和北校场等地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对于抗战八年都未曾遭到炮火袭击的西南重镇昆明来说,一时人心惶惶,惊恐不安。 位于威远街的龙公馆被中央军包围,听到枪声,龙云知道大事不妙,立即换上一件普通长衫,把呢帽压得很低,从后院一个隐秘的小门溜出来,他的副官刘兴才腰里藏着双枪尾随其后。双方约定如有盘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龙云抬手揭开帽子,刘兴才便立即开枪,以引开盘查者的视线,掩护龙云脱身。

  天尚未明,路上没有什么行人,静悄悄的。突然,匆忙而行的龙云在走到四古堆转角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迎面飞驶而来了一辆美式吉普车,刺眼的大灯,将路面照得雪亮。龙云本能地抬胳膊挡住眼睛。就是这一挡,保存了他一条性命。原来车上就坐着他的对头——中央军第九十六师师长黄翔和四名手持美式冲锋枪的卫士。黄翔是认识龙云的,却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清晨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的小老头,就是那个出入前呼后拥、威风张扬的云南王。一个紧急刹车,吉普车停在龙云身边。黄翔吼道“老倌,清早出来干啥子?快回去!”龙云连连点头。吉普车油门一踩,飞驰而去。

  当龙云从小路快到五华山时,又与一伙“中央军”相遇,原来是警卫营派出接龙主席的。他们保护着龙云避入五华山。天亮了,市区的枪声渐渐平息下来,除防守五华山的两个连和北校场的两个营以外,龙云所部或被缴械或被围困,都成了釜底游鱼。

  不久,龙云的二儿子、暂编第二十四师师长龙绳祖和滇军名将张冲也相继脱险上了五华山,部署五华山的两连警卫抢修工事,加强戒备,准备与中央军拼个鱼死网破。惊魂未定的龙云立即向全省各县发出戡乱电报。电报说,杜聿明叛变,要各县大兴“勤王”之师,派兵进攻昆明杜聿明部。又令在越南的卢汉率部回攻昆明。一天、两天、三天过去,援军杳无音信。龙云甚为焦急。杜聿明则催促龙云速离昆赴渝,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蒋介石也来了几次电报,催龙云去重庆。龙云皆置之不理,形成僵局。

  原来10月3日,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抵河内,给卢汉送去蒋介石的亲笔信,大意说抗战胜利,国家急需统一军令政令。为加强中央,巩固地方,特任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委你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未到任前,由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卢汉的滇军此时已被中央军挟持、包围,动弹不得,卢汉无可奈何,只得镇静以处,若无其事,以免发生新的变故。

  原来,龙云从1927年起就担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他属于地方实力派。在军事、行政、财政和人事等方面,对国民党中央政府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使得蒋介石耿耿于怀。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蒋介石即以抗战统帅的名义,将滇军主力调出参加抗战。日军入侵越南、缅甸,蒋介石又以保卫西南大后方和保卫缅甸国际交通线为名,调中央军进入云南腹地。1942年,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战事紧急,蒋介石中央军源源不断开入云南,先后达十多个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蒋介石打出了“统一抗战,安定后方”的招牌,决定加快解决龙云的步伐。4月,担任昆明防守司令的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的命令,立即飞往重庆。蒋介石见面的头一句话就问“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人没有?”杜答“在昆明没有任何人知道。”又问“到重庆见到什么人?”杜答“谁也未见。”蒋介石连声说“好,好!”又说“目前准备对日反攻,必须先安定后方,统一云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以保障抗战的胜利。现在拟调龙云到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恐怕他不服从命令,你要在军事上作彻底解决龙云的准备,先将昆明附近的国防工事全部控制,然后我再明令调遣龙云。于命令到达的,即以武力解决龙云的全部武装,并限龙云三日内到重庆。”杜聿明说“龙云仅有两个步兵师、一个宪兵团在昆明,另有几个交通大队及地方保安团在云南境内,在军事上解决龙云是没有问题的。”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说“你立即回昆明准备,要守秘密,要慎重。”

  这一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命令滇军全部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龙云对此有所戒备,除卢汉第一方面军主力入越外,要求将滇军三个师留在云南,密告卢汉“如果后方有事,闻讯,即火速回师。”,蒋介石只准许留龙绳祖暂编第二十四师在昆明,其余全部开赴越南。留昆的一个师,完全处在中央军的包围之中。而入越的滇军,也处在中央军的监视之下。

  9月27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等三十余人,分乘专机两架,抵西昌小庙机场。同日,蒋介石派王叔铭秘密到昆明,给杜聿明送去一封亲笔信,大意说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事政治本兼各职的命令,调他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最好一枪不发,绝对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万一龙云不接受命令,就立刻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

  1O月2日上午,两架飞机由重庆直飞西昌,机上有宋子文、陈诚、何应钦、关麟征和李宗黄等军政大员。他们到达后,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改组云南省政府。同日下午,由王叔铭亲自驾驶飞机,与何应钦、李宗黄、关麟征同飞昆明,带去蒋介石的手令

  一、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撤销,行营所属人员由中央统一安排;云南地方部队交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接收改编;云南省政府交卢汉接收,在卢汉未到任以前,由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

  二、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三、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当晚,杜聿明在昆明北郊岗头村临时指挥所召开团以上军官及由西昌飞昆人员会议。杜聿明在会上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后,对所部进行了安排和部署。

  10月4日晨,龙云的把兄弟胡瑛持蒋介石的信上五华山进行斡旋。龙云气愤地说“妈的,老蒋说老子拥兵自固,日本投降后叫我派卢汉去越南接收,我不仅让第一方面军全部开进越南,连龙绳武的第十九师也一齐开进去了,等我的人调空后,他便叫杜聿明对我下手。好嘛!老子今天就是不走,五华山是他老蒋的昆明行营,我是行营主任,要死,我也死在这个岗位上,让国际友人也看看,究竟是哪个拥兵自固?是哪个背信弃义,排除异己?”

  胡瑛见龙云气极,劝道“大哥,您有什么值得生气的?从北伐以来,老蒋的为人难道我们还看不清楚?和他硬拼没有任何好处。,把昆明打烂了,几十万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有违大哥十多年的苦心。再说,也要知己知彼嘛,现在卢汉全师远在越南,他背后有关麟征、杜聿明的部队,归路已断;昆明又为邱清泉、周福成的部队所包围,滇西还有王凌云、霍揆章的部队。我们的几个保安团被分割包围于各县,用什么来对付人家?大哥还是三思而行吧!”

  龙云沉思良久,说“我提三个条件第一,云南省政府要正式移交;第二,立即释放被他们缴械关押的云南军警及其他人员;第三,第五军全部撤离市区,立即解除戒严。”

  胡瑛到岗头村,向杜聿明转达了龙云提的三个条件。杜聿明表示“前两条不成问题,但第五军撤出昆明,再进来又要流血,立即解除戒严,秩序也无法保障。还是请您转告龙主席,我们奉有委座电令,要他在5号以前到重庆,否则,我们也只有执行命令,强行上五华山了。”

  胡瑛说“蒋先生给我的亲笔信,说是调龙主席去军事参议院,并没有讲要拿死的去嘛!搞僵了怕不好交代吧!他手边只有被围在北较场的两个步兵营,五华山也只有两连人驻守,连黄翔部队也难应付,第五军撤出昆明还怕什么?”

  杜聿明说“据我们截获的电讯,龙主任正分别令各县武装团队向昆明集结,如果他不服从中央命令,企图负隅顽抗,我们只有动用空军和装甲部队,硬上五华山了。”

  胡瑛不悦地说“我看龙主任的条件并不苛刻,若诸位无视公论,一定要打,那就请打吧!我只有自叹无能,就此告退了。不过你们要对昆明的老百姓负责,是非曲直,国内外的舆论会做出结论的。”

  李宗黄等人见此情形,纷纷劝胡瑛坐下,请他继续为和谈斡旋。杜聿明只好表示请胡瑛继续做龙云的工作。经过反复磋商,龙云仍坚持其条件,杜聿明则要求龙云无论如何必须在10月5日动身去重庆,并且威胁说,如果不走,只有下令疏散五华山附近居民,硬攻上去。

  不久,蒋介石来电“中央同仁均仍盼志舟(龙云之字)兄五号来渝。如逾期不至,则将以违抗命令,别有企图视之,中正亦爱莫能助矣。”

  10月5日中午,何应钦从越南河内飞往昆明。杜聿明等向何汇报龙云的情况后,何沉吟不语。胡瑛说“志舟是您的陆军副总司令,事情迫在眉睫,您应当出面缓和一下才能说得过去呀!”何应钦打电话给龙云说“志舟兄,委员长的意思是请你就任新职。因为你抗战八年也辛苦了,应该休息下啦!”龙云提出一个条件要宋子文来谈才行。何应钦遂与西昌行营通话,蒋介石答应派宋子文来昆明。  当天傍晚,宋子文的专机到达昆明,上五华山与龙云见面,劝龙云从“大局”着想。他说“你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比省主席职务高了,也说明中央对你的重视。其他一切困难,包括生命安全在内,我负责。”宋子文又答应了龙云所提的一些条件,龙云遂允诺于10月6日与宋子文一道飞往重庆。

  龙云到了重庆后,名义上升了官,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受到了软禁。而杜聿明却为蒋介石背黑锅。蒋对杜说“解决龙云,你对国家是立了功的,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我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然后再调你到东北去当保安司令长官。”10月1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杜聿明处理云南问题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这项命令在《中央日报》以头号标题发表,目的是平息龙云和云南人的怒气,但龙云从此对蒋介石离心离德,投向共产党;而杜聿明则在淮海战役中也被解放军俘虏,经过改造,最终和人民站在一起。龙、杜二人可谓殊途同归。

  阮玲玉是早期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正当其事业鼎盛之际,却陷入感情的绯闻之中,饱受黄色小报的围剿,最终自尽而死。阮玲玉死时留下遗书两封,后发表在《联华画报》上,但这两封遗书的真实性一直有人怀疑,因为它将与阮玲玉同居的唐季珊的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而且在遗书中,阮玲玉还对专以玩弄女性为乐事的唐季珊表现得一往情深。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怀疑始终没有确凿的证据。

  第一封遗书矛头主要对着张达民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不住他的地方,别的故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100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不住他。唉!哪有法子想呢,想想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吧!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绝笔。二十四年,三月七日晚午夜。

  写到这里,阮玲玉似乎意犹未尽,又续道

  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现死了,总可以如他心愿。你虽不杀伯仁,伯仁因你而死。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过这个舆论,你现在总可以不能再诬害唐季珊,因为你已害死我了啊!

  张达民是阮玲玉前同居者,当时已经解除了同居关系,但张达民仍继续纠缠不休,一方面制造桃色新闻,一方面向上海特二区地方法院捏造事实,以“妨害家庭罪”及“通奸罪”控告阮玲玉及其同居者唐季珊。  第二封遗书则是写给唐季珊的,此人是一位玩弄女性的好手,用田汉的话说,是个类似于西门庆式的人物。唐与阮玲玉也是同居关系,是一位富有的茶叶商。

  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活着呢。

  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远保佑你的,请你拿我的余资,来养活我的母亲和囡囡,如有不够的话,请你费力吧,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之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真的爱我,那就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还有公司外欠我的薪水,请向之收回,拿来供养姆妈和囡囡,共2050元。至要至要。还有一封信,如果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二十四年,三月七日晚午夜。

  阮玲玉遗书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轰动,尤其“人言可畏”之语,成了死者对黑暗环境的控诉,鲁迅先生也不顾病魔缠身,以“赵令仪”的名义发表了《论“人言可畏”》一文,对黑暗社会司法制度及小市民的无聊心态作了讽刺和鞭挞。阮玲玉的遗书也名声愈噪,天下皆知。

  其实,这两份遗书真伪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因为它是在外界的压力下,由唐季珊提供的,遗书一方面对张达民痛加谴责,一方面却以阮玲玉的口气对唐季珊表示百般留恋和歉意,这很不符合阮玲玉当时与唐季珊的感情状态。而且,如果仅是张达民的纠缠,如果有唐季珊的关怀,阮玲玉也不至于以死来解脱。  以上的怀疑却没有有力的佐证。直至1993年3月,暨南大学教授连文光撰写的《中外电影史话》一书,始对这个问题有突破性的研究,他对阮玲玉遗书的真伪进行了考证“其实此间作伪之行径,早已揭露出来,见诸于报端。在阮玲玉去世的同年4月26日《思明商学报》上,登载了一篇题为《真相大白 唐季珊伪造遗书》一文。文中揭露,阮玲玉自杀当晚,确写遗书两封,但不是唐季珊拿出来的两封。发表在《联华画报》上的两封遗书,是唐季珊指使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写的。梁赛珊后为良心谴责,说出真情,并将原遗书交出。原遗书极短,文字不甚流畅,而且涂改多处。”

  新发现的阮玲玉遗书如下

  (其一)达民我已被你迫死了,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100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其二)季珊没有你迷恋“××”(按指歌舞明星梁赛珍),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

  过去的织云(按张织云,唐季珊玩弄过的女影星),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

  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阮玲玉就职的电影公司)欠我的人工2050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照看她们,因为她们惟有你可以依靠了!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玲玉绝笔。

  连教授的研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至2001年,上海老作家沈寂也宣称发现了阮玲玉的真实遗书,并撰写了《真实遗书揭开阮玲玉死亡真相》。可惜的是,沈寂所出示的资料来源与连文光教授来自同一处,有人称这只是“旧闻变新闻”,并没有什么新发现。

  客观而论,沈寂的文章对研究阮玲玉遗书之谜还是有用处的。比如说,这两封遗书虽然发表在不为人知的内部刊物上,但还是有人看过的,为什么当时没引起重视?因为圈内人都以为,唐季珊对阮玲玉一向体贴有加,不会施以暴力,这封遗书是与唐季珊有过结的人刻意而为。而沈寂通过阮、唐周围的人,如黎民伟的日记发现,阮玲玉确有被唐施以暴力的事实。

  如此看来,阮玲玉自杀虽有“人言可畏”的原因,但直接原因却是同她对男人的绝望有关,尤其是唐季珊,对她的伤害更大。  阮玲玉遗书的真伪似乎已经清楚了,人们不禁要问,这两封遗书为什么在当时没被人们确认,他们毕竟比我们对阮玲玉更熟悉,更了解当时情况,有许多微妙之处更不是我们当代人能体会的。所以,要确定新发现的遗书的真实性,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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