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英烈项英：皖南事变壮烈牺牲的新四军副军

　　项英(1898—1941)，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项英原名德隆。化名江俊、江钧。湖北江夏(今武汉市江夏区)人。1922年加入共产党。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1930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1941年1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 后移葬雨花台烈士陵园。

　　项英(1898.5─1941)，原名德隆。化名江俊、江钧。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人。1922年加入共产党。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1930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1941年1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

　　项英同志主要著述有《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7)、《项英将军言论集》(1939)等。

　　早年经历

　　项英(1898年5月—1941年3月14日)，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人，原名项德隆，化名江钧、江俊、张成;出生于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他在武昌涵三宫的日新预备学堂读完初中后，15岁便进入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工人。他白天做工，晚上还坚持读书。工作的磨砺和社会的淬炼塑造出他求识自强的不屈性格;俄国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爆发，又坚定了他追求真理的执著信念。在和包惠僧的会面时项英说“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工人也要组织起来，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其决心溢于言表;1920年曾在武汉组织过纺织工人罢工;1921年12月起在武汉江岸筹建铁路工人俱乐部。

　　工人领袖

　　项英同志1922年4月加入共产党，成为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1922年10月，项英领导汉口扬子江机器厂罢工，并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条件。厂方对工人提出的要求拒绝采纳，还关闭了厂门，企图“厄工友于困苦之境”。项英鼓励工人们“要提起精神，努力奋斗，争回人格，宁死不屈，为扬子工人争口气，为天下工友争口气”。经过细致的组织宣传和思想工作，工友们团结一心，意志坚定，最终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项英很快成为武汉工人阶级公认的领袖之一，深孚众望。

　　项英同志长期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曾任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为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参与领导的1923年平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6年秋起，在武汉组织工人纠察队，任总队长，配合北伐军作战，维持社会秩序，参与收回汉口英租界和反夏斗寅叛变的斗争。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领导苏区

　　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后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书记。

　　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1年1月起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朱德、毛泽东一起，决定建立红军总政治部，明确其职责以及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之间的关系。对江西红军和苏区的“肃反”扩大化进行严肃批评，提出以教育为主来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主张，但受到错误的批评。4月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任军委副主席。1933年5～1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发布命令，确定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之日为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积极领导扩建红军，编组新的师和军团。主持制定《工农红军誓词》，建立红军中的奖励制度。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筹措给养，保证前线供应。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曾主持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南方游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一起，率留在苏区的红24师和地方武装1.6万余人，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11月底鉴于形势恶化，逐步作出独立自主坚持斗争的部署。　1935年2月后，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红军和游击队分路突围，转入分散的游击战。在与中央失掉联系、国民党军持续“清剿”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紧紧依靠群众，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及时调整策略，变换斗争方式，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军民作殊死斗争。曾将游击战术编成歌诀，教育红军游击队提高斗争艺术，巧妙地与敌周旋，灵活地打击敌人。和各游击区指战员共同努力，保持了南方游击区革命支点，保存了革命骨干。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和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

　　抗日战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和陈毅一起，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精神，先后在赣州、南昌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止冲突、合作抗日的谈判。同年12月起，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依据中共中央指示，代表共产党到武汉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就新四军的具体编组达成协议。

　　1938年春，向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用很短时间将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接着，派出先遣队赴敌后作战略侦察，陆续组织部队向苏南、皖南、皖中敌后挺进，开展游击战争。抓紧东南各省中共地方组织的恢复、建立和发展，在长江南北地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重视部队建设，强调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

　　1940年4月在皖南指挥春季反“扫荡”，10月参与指挥秋季反“扫荡”，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向敌后发展的措施不力，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准备不充分，对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在1941年1月转移途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负有一定的责任。

　　皖南事变后，项英、周子昆等率军部10余人隐蔽于附近山区，在泾县蜜蜂洞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项英同志遗骸于1955年6月19日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1990年，在武昌为项英立了铜像，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题词“项英同志浩气长存”。

　　萧何(?～公元前193)，大汉开国功臣， 汉初“三杰之一”。沛(今江苏沛县)人。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二世元年(前209)随同汉高祖起兵，为沛丞。攻克咸阳后，诸将皆争夺金银财宝，萧何却忙于接收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使汉高祖得以掌握全国户口、民情和地势，对日后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汉高祖被封为汉王后，萧何劝说汉高祖以巴蜀为基地，与民休息，招纳贤才。楚汉战争时，萧何以丞相专任关中事，他侍从太子，为法令约束，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时，汉高祖屡遭挫败，失军亡众，军无现粮，萧何及时调遣关中兵卒驰援，并转漕供给军用，保证了前线兵员粮饷的供应，促使战局发生了根本转机。，汉高祖称帝后，以萧何功最高，位次第一，食邑八千户，悉封其父母兄弟十余人皆食邑。汉高祖又以原订的三章约法不足以“御奸”，命萧何重新制订律令。萧何采摭秦法，酌加新律，作为《九章律》(见汉律)。高帝十一年(前196)，因助吕后定计收捕淮阴侯韩信，被拜为相国。高祖死后，萧何辅佐惠帝。他病危时，推荐曹参继任相国，卒于孝惠二年。

　　萧何是大汉的功臣。沛县起兵之后，萧何成了刘邦军队的后勤主管，经常坐镇后方，坚守根据地，为前线的队伍供应粮草，补充兵力。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队伍进入咸阳，秦朝灭亡。刘邦军队进了咸阳之后，诸将领都急于抢掠金帛财宝，而萧何却直接进入秦朝的丞相御史府中，抢先把秦朝的律令、户籍等文书档案收集了起来，这对日后建立全国政权都是必不可少的。 公元前206年，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迅速攻占了关中。当时，关中几经兵燹，残破不堪。萧何又开始协助刘邦收拾残局，稳定关中。他一方面申明法令，设置县邑，推选三老，教化民众，重新建立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开放秦朝的皇家园林苑囿，交给百姓耕种，还下令减免租税，恢复发展生产。在萧何的努力治理下，关中地区很快稳定下来，生产也迅速发展起来，和汉中一起，成了刘邦争夺天下的大后方。 公元前205年，刘邦在彭城一役全军覆没，退回荥阳。多亏萧何迅速征发老弱以及不到服役年龄的少年，及时前来增援，刘邦才能够重整旗鼓，与项羽在荥阳、成皋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此后，在楚汉长达两年之久的相持中，刘邦几次败北，狼狈逃窜。每次都是萧何从关中征发士卒，运送粮草，才使汉军重新振作起来，逼使楚军始终不能越过荥阳一线，并最终取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 西汉建立之后，萧何还为巩固汉朝的统治立过一件大功，那就是计诛韩信。韩信在楚汉战争中居功至伟，在汉朝建立之后，却成为刘邦的心腹大患。刘邦一直想找机会除掉他。 公元前197年，刘邦亲自去征讨叛乱的陈豨，韩信称病，没有跟随刘邦出征，却暗地里和陈豨联络，想起兵谋反。吕后得到消息后，就找萧何商量。萧何为她献计，假称刘邦从前线派回使节，报告胜利的消息，让群臣都进宫朝贺，好借机杀掉韩信。吕后依计而行，萧何生怕韩信又称病不来致贺，就亲自去找他说你虽然有病，可是这样的大事，你就是强打精神，也应该去祝贺。韩信听了萧何的话，就进宫去了，结果被吕后命武士斩于长乐宫，韩信三族也被夷灭。

　　萧何与刘邦关系很是密切。张良是秦末起义后在投奔他人的半道上改投刘邦的，中间还曾因为要辅佐韩王成而选择过离开刘邦。在张良的内心里，韩王成永远排在第一，韩国复国永远是首要任务。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后，张良陷入绝望，这才彻底投靠了刘邦。曹参本来是沛县的“狱掾”，刘邦那时候是泗水亭长，理论上来说，俩人是同事关系，只不过当时并没有过多私交，关系逐渐亲密起来还是在反秦大起义开始以后。萧何就不同了，他早就是刘邦的知己，而且两人私下关系很密切。刘邦未入官道前到相关部门报到过好几次，每次都是萧何为他掩护解围;刘邦当了亭长后，萧何更是多方关照，不仅在他出差时多送钱，甚至在沛县县令宴请吕公时，公开袒护一个子儿都没拿、却口中喊着“贺钱万”的刘邦，间接地成全了刘邦与吕雉的婚姻。

　　西汉建立之初刘邦需要萧何。刘邦为萧何争地争位，最终是为了达成一个重要目的任命萧何为丞相。大汉建立了，需要有人来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谁来担此重任最合适呢?是立下军功的功臣吗?理应是。但百官之首的丞相可不是一般将领当得了的，岗位职责要求这个人需要熟悉法律、懂得管理。这个人，是一直备受敬重的张良吗?不是。是战功显赫的曹参吗?看来刘邦也不大放心。是深受信任的周勃吗?刘邦很清楚，周勃只是一位将才。几经考量之后，萧何最终脱颖而出，被刘邦视为最合适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