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生平介绍

签了《二十一条》后，陆征祥提出，中国只有对德宣战，方有希望在欧战结束后收回国土国权，袁世凯不听他的。后来黎元洪任总统复请陆征祥任外长，陆又提出如中国宣战，他便出任。黎元洪不肯宣战，陆征祥便不当总长闲居在家。直到段祺瑞任总理后对德、奥宣战，陆征祥才出任总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是战胜国，被邀请出席巴黎和会。中国政府便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震组等五人为代表，组成中国代表团，并任命陆征祥为代表团团长。

陆征祥受命后十分高兴，因为这次中国是战胜国，可以一雪签“二十一条”之耻。在稍作准备后，他们便踏上了赴欧的征程。当时，海上交通困难，欧亚航线班轮稀少，陆征祥等去巴黎，不得不出山海关经东北、朝鲜到日本，然后从日本横滨登轮横渡太平洋，途经旧金山、纽约，再穿过大西洋抵巴黎。

陆征祥一行从北京出关后，日本外务省即派专车在南满铁路迎接。陆征祥本来就怕冷，又是在冬天坐车行驶在这冰天雪地的北国，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于是，便命人在车厢里生火取暖，使温度一下子增至摄氏20多度。后来，加煤工人熟睡，煤火熄灭，温度又下降至零下七八度。这一热一冷，使陆征祥在到达日本横滨时就病倒了。虽然他取消了天皇的接见、茶会和受勋仪式，却不得不带病与日本外相会谈。在经过几番折腾后，待陆征祥从横滨上船时，突然惊叫起来，原来，他的绝密文件箱竟不翼而飞。里面装的都是中国关于东北、山东、蒙古、西藏等问题的绝密外交文件。此箱总是由陆征祥亲自携带，以防不测。他自以为不会出问题，实际上，他从出关之日起，一举一动全在日方严密监视之下。

陆征祥丢失文件后，恰似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他知道日本方面偷盗文件箱一是为了窃取机密，了解我方在巴黎和会上的立场，好采取对策；二是为了打击他的气势，影响他在和会上的声誉。于是，陆征祥装出十分坦然的样子，即向北京外交部电告，嘱重抄一份，陆续电告代表团。

中国是战胜国之一，按理可在盟国帮助下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山东半岛，哪知帝国主义早勾结一气，把山东当礼物送给了日本人。这次，陆征祥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硬顶住北洋政府压力，拒不签字。陆征祥和顾维钧等一方面尽力向与会国代表呼吁寻求支持，另一方面向北洋政府表示宁辞职而不签字，不卖国。

陆征祥所以能在那种黑暗的政治环境下仍有外交上一番作为，还因为他深受一个人的影响，这就是他奉为恩师的许景澄。

1884年，许景澄才三十九岁，便出任驻法、德、意、奥、荷五国公使。

许景澄一心要栽培陆征祥，但又极讨厌拜师或结金兰一类陋俗，便对使馆其他人说因陆是新人，需对其格外多加指点。陆征祥到了公使馆后，每天晚上都去许公使的房间，听公使向他传授外交礼仪，解答疑问。

一次许公使讲到这么一件事中国驻法国的使馆当年租的是巴黎民房，租约到期，中国公使退房，房东却不接受，声称要中国方面修缮后才能接受。原来中国使馆从门房到公使个个吸水烟，把滚烫的水烟筒乱放，结果连地板都弄脏了。使馆的差役疏于打扫，房东家里几代人挂在墙上的画也被虫蛀坏了。房屋被糟蹋成这样，房东怎么不气呢？许景澄把这讲给陆征祥听，告诫他不要不拘小节，不能蹈其覆辙。他对陆征祥说“我不会要你一开始就做大事或难事，只要求你从平常之处做起。从‘不’字做起——不吸大烟、不赌、不去声色场所，你做得到吗？”他还告诉陆征祥外交非立时可学，外交人才亦非立时可造。“你若有志，当潜心用功，仔细观察”。陆征祥把这些记在心里，努力照办。

外交家

正是由于师从许景澄，陆征祥才走上了职业外交家的路。他后来在外交工作中，无论做公使还是做总长，都不忘教诲，一方面努力吸取欧洲诸国之长，改良中国的外交；另一方面在造就外交人才方面强调德才并重，颇有成绩。

陆征祥非常感激爱戴恩师，他把任驻荷兰公使的第一个月薪水全用来铸印有许景澄头像的银质纪念章，并将其分送国内友人和欧洲一些国家元首，以示对许景澄栽培之恩的感激和对恩师的怀念。1931年，为纪念恩师遇难三十周年，身在比利时圣安德鲁修道院的陆征祥撰文纪念许景澄，还将祭文译成英、法二种文字并附许的照片，自费刊印成册，在欧洲广为散发。我在《一士类稿·一士谈荟》（徐一士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中看到该文，兹将其全录于下

呜呼吾师！自庚子七月初四日吾师捐躯就义，至今已是足足三十年矣。回溯在俄时，勉祥学习外交礼仪，联络外交团员，讲求公法，研究条约，冀成一正途之外交官。祥不才，抱持此志，始终不渝。吾师在天之灵，想鉴之也。己亥春，祥与培德结婚。吾师笑谓祥曰“汝醉心欧化，致娶西室主中馈，异日不幸而无子女，盖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欧化乎？”

尔时年少未有远识，未曾措意。丙寅春室人去世，祥以孑然一身，托上祖庇佑，居然得入本笃会，讲学论道，以副吾师之期望，益感吾师培植之深厚，而为祥布置之周且远也。呜呼！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师也。今先后俱天国，而祥独存，岂不悲哉？虽然，祥以衰朽多病之体，自入院后，除朝夕诵经外，与拉丁文道德学哲学神学以及新旧圣书等，无不竭吾智能，以略探其精微。历时非为不多，用力非为不勤，数年以来，不唯无病，且日益强健，此上主之赐。九泉之下，吾师当闻之，当亦为之快慰。祥惟有永遵主命，日颂主名，以终吾年耳。本笃会修士门人陆征祥谨述。夏历己巳七月初四日。

驻外大使

讲门面

陆征祥出任驻荷兰大使后，到海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租房子做使馆。离开彼得堡前，他就向国内定制了家具陈设，又在荷兰定制了两辆马车。由于使馆布置精美，马车气派豪华，一时海牙人都说中国公使是大阔佬。

陆征祥在海牙打肿脸充胖子讲门面，再精打细算，一个男人毕竟无法考虑得周密，多亏他有一贤内助。

涉外婚姻

还是在彼得堡，陆征祥认识了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一个亲戚——培德·比夫小姐。培德的祖父和父亲均系比利时的高级军官，她本人举止娴雅，又有几分家传的刚毅。陆征祥对培德一见钟情，一生都敬爱有加。

培德身材高大，而陆征祥则清瘦且个头不高，那种年代，这种涉外婚姻的确罕见，他们竟能和美融洽，更是令人称奇，他们婚后一直无子女。 在他们二十七年的共同生活中，培德无怨无悔地分担陆征祥承受的种种误解和中伤。在他任驻外公使时，培德帮他与各国外交官员联络周旋；他回国后，培德也恪守中国习俗不出门，不入社交。

二十七年里，他们心心相印，同甘共苦。陆征祥任外交总长，培德也跟着回到中国。由于培德深居简出，许多人都以为陆征祥的太太不愿来中国而愿留在国外。那时中国的良家女子是不在外面走动的，陆征祥素来喜欢散步，在北京就只好一个人从事这运动了。据陆征祥的回忆录，当时北京人看到他散步就说“陆总长想老婆了，想得吃不下饭，整天在外转悠。”

夫人去世

1926年4月26日，培德在瑞士去世，陆征祥马上辞去公职（他当时任中国驻瑞士公使）为夫人守丧。次年，他送夫人灵柩回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培德下葬后，陆征祥的红尘生活也结束了。1927年7月5日，他进了本笃会的圣安德鲁修道院，同年10月，他经过更衣礼后成为一名初级修道士。1929年1月，他行过发终身愿礼后成为正式修道士，后升为司铎，1945年被教廷封为圣安德鲁修道院名誉院长。

自他发愿进了修道院后，世俗的一切似乎都离他远去了。

强烈呼吁

二次大战中，日本侵略了中国，远在欧洲的陆征祥无法心如止水。他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并以“木兰”为笔名撰写文章，向欧洲妇女介绍中国人民浴血反抗侵略者的情况，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他写道“我们中国为求自己生存而战，也为保存文化和文明而战，我们中国是在为全世界的公义和利益而战。”

他呼吁道“不要间接地帮助日本空军杀害我们?你们为你孩子买日本玩具，但你付出的钱马上就会变成上千上万的炸弹落在我们国土上?使我们幼小的孩子惨遭杀害……”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占领了比利时后，圣安德修道院被充做德军的军营，修士们全被赶出修道院。在那些岁月中，陆征祥和比利时人民同甘共苦，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许多努力反抗侵略者。他常组织人们一起祷告，借此与大家互相鼓励，通报消息，还被盖世太保抓去审讯。盖世太保向他宣布不得以任何方式组织聚众布道。陆征祥一直没有退缩，仍然和修道院的修士们一起，走到民间，以他们的方式点燃人们的希望，坚定人们与法西斯抗争的信心。

二战结束

1945年，二战结束。陆征祥无限感慨地写道“我初涉外交之时正值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今天我看到被日本践踏的祖国领土主权一一收回。”

1949年1月，他已病重。修道院的院长南文主教去看望他，对他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无力说话，却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

按本笃会规定，修士死后不得摆放花圈挽联，故陆征祥的追思礼拜上灵前无他物，仅有比利时国王送一花圈，还是修道院破例收下的。修道院的地下墓室有几十个墓穴，第一行第一孔葬了前任院长，陆征祥安葬在第二行第一孔。中国清末民初的第一外交家就安息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