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民族英雄祖逖

　　祖逖少轻财好侠，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曾为齐王冏大司马掾，累官太子中舍人，东海王司马越任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母丧不赴。永嘉五年(311)匈奴族刘曜率汉军攻陷洛阳，晋怀帝被俘，中原大乱，祖逖率亲邻几百家避难南下，甘苦与共，被推为流徙的首领——行主。至泗口(今江苏清江北)，镇东大将军司马睿任命他为徐州刺史，不久征为军咨祭酒，移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上书司马睿，力请北伐。

　　建兴元年(313)，司马睿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只予一千人的粮食和三千匹布作为北伐物资，由其自募战士，自造兵器。他带着随他南下的部曲百余家北渡长江，中流击楫宣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至淮阴后，一面冶铸兵器。一面招募流散，得两千多人，进屯雍丘(今河南杞县)。当时，河南坞主各拥部曲自重，相互攻击，依违于石勒和晋朝之间，他派人招抚，共御石勒，进克谯城(今安徽亳州)。蓬陂坞主陈川势力较大，大掠豫州诸郡，被祖逖设伏击溃，将所掠子女财物各归原主，深得民心。陈川投石勒，祖逖率军伐陈，勒遣石虎领兵五万救援，祖逖数以奇兵击退进犯。石勒统治的镇戍多归附祖逖，北方晋室将领李矩、郭默、上官巳、赵固等也愿听从指挥，九年即收复黄河以南的大部土地。祖逖军纪严明;自奉俭约，不畜资产，劝督农桑，发展生产，深得百姓爱戴。历经丧乱的中原父老说“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黄河北岸坞壁群众向祖逖密报石勒的活动，迫使不敢南犯。石勒遣书求互市，他虽不答，却任凭通商贸易，收利十倍。

　　正当他回镇寿春，积极营缮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秣马厉兵，积蓄力量，准备向北岸推进时，东晋王朝内部矛盾激化，王敦擅政，拥兵于武昌，而晋元帝司马睿亦不甘为傀儡，积极任用刁协、戴渊等人，四方布置。

　　太兴四年(321)，晋元帝司马睿派遣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以监督祖逖。戴渊虽然才学出众，颇有韬略，又忠于晋朝，但因是南方人，对北伐并不积极，手下也没有什么精兵强将。他的职务，实际上是晋元帝为了防备大将军王敦而作的布置。祖逖忧虑王敦和东晋政权对立，内乱爆发，北伐难成，当年，忧愤死于雍丘。他死后王敦以为已经无敌，于是发动叛乱，于次年攻入石头城。戴渊等援救失利，被执遇害。

　　王敦被平定后，朝廷又派祖逖的弟弟侍中祖约接替他的职务。祖约为人贪好财货，短于大略，虽有祖焕、戴洋等人辅佐，但依旧屡次失败，加上敌后的李矩等人相继失败，祖逖收复的土地又逐步被石勒攻占。327年，祖约联合苏峻发动叛乱，失败后投奔石勒，不久全族被害(只有一个十岁的小儿子，被祖逖从前的一个羯族部下救出)。

　　公元321年9月，祖逖含恨离开了人世，享年56岁。中原人民听到祖逖逝世的消息，万分悲痛，许多地方的民众为他建了纪念祠堂。祖逖领导的北伐虽然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但打击了胡人气焰，使东晋王朝统治得以巩固。他为国献身的精神，长留青史，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和赞颂。

　　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学为其树立纪念碑于校园内工字厅东。40岁的陈寅恪为此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此碑由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式。末署“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字样。陈寅恪所撰纪念碑文意味隽永、传诵已久，文中的那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几成家喻户晓的王氏生涯定论。

　　但王国维的墓志铭，并不是此纪念碑铭;后世读者则往往将其与纪念碑铭相混淆，经常有将陈氏文句当作王氏墓志铭征引者，令人啼笑皆非。纪念碑是地面建筑，竖立于地表，供后人凭吊追思之用;而墓志铭则是与逝者同埋于地下，作为其生平概略的重要记载物，是深藏在墓穴里的。纪念碑铭是一回事，墓志铭又是另一回事。那么，王国维的墓志铭究竟是怎样的内容呢?这还得从其自沉于昆明湖后遗留的一道密折说起。

　　原来，王国维死后，除了内衣口袋里的那封遗书之外，还给已从紫禁城“移驾”天津租界里的溥仪写了一份奏折。溥仪数年后回忆说，看到该奏折时，笔墨劲练，确属王国维笔迹，但后来一想，一个将死之人怎么会写出这样工整的奏折?他后来得知，这份奏折是王国维请罗振玉代为缮写的，这属于“口述史”类型的二手资料，可信度已大打折扣。又有罗氏后人站出来说，这份奏折是罗振玉命其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笔迹而作，则不但可信度已降至最低，甚至于还顶着“欺君罔上”的罪名来了。无论罗氏后人的说法是否可信，可以理解的是，之所以弄出这样一份奏折，或许纯属王、罗二人交谊使然，为的只是给已死的故友捞一个御赐的“谥号”。当年罗振玉递上这份奏折之后，谥号“忠慤公”也就特批了下来，照例得到了皇室的抚恤金，生前清贫窘迫的王国维之身后事，也算是有了着落与名目。

　　杨钟羲撰文、袁励书丹、文楷斋宋德裕刻石的王国维墓志铭，也就在此时诞生了。与两年后陈寅恪等学界人士营造的王国维纪念碑不同，墓志铭撰书者均为王国维在溥仪宫中任职时的同僚，其内容虽然也阐述了王的学术成就，但更着重于其人格与学术的本源——君臣大义。这方墓志铭的内容，对于研究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清末遗民心态以及这一群体的学术旨趣之所源，无疑还是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的。墓志原石现已不知去向，只有拓片尚在民间流传。

　　从这方千余字的墓志铭来看，王国维之死，在前清遗老群体中的评价，是相当高的。无论从士大夫的道德情操来追索，还是从文人学者的志趣情怀来考察，王皆以一己之死，完成了君臣大义，完满了文士德行。墓志铭赞扬其“山夷海竭，其志不欺”是称其生前大节不亏、忠贞不贰;赞扬其赴死之举将“文人无行，一雪斯耻”，这就是要尽扫近世文人的功利面目，以王的大义之举来重新树立文士之道德楷模了。

　　撰写墓志铭的杨钟羲(1865—1940)，其先祖为满洲正黄旗人，乾隆间改为汉军正黄旗，世居辽阳。姓尼堪氏，原名钟庆，戊戌政变后改为钟羲，冠姓杨，字子勤、子琴，圣遗、芷晴，号留垞、梓励，又号雪桥、雪樵等。他是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十五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又任国史馆协修和会典馆协修。历任襄阳、淮安、江宁知府。辛亥革命后，蛰居上海，以遗老自居，寄情文史，著述颇丰，尤以四十卷《雪桥诗话》闻名。陈寅恪和胡适等近世学者，都特别看重《雪桥诗话》这部著作。陈在给吴宓的信中评价《雪桥诗话》说，“作者熟悉清朝掌故，此书虽诗话，而一代文章学派风气之变迁，皆寓焉。”而胡适在日记中也提道“杨先生是位遗老，故他的诗话重在掌故……这部书是一部很有用的参考书。”